金沙遗址玉石璋的出土情况及初步认识

王方

成都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东南边缘地带，北纬 30°41′，东经 104°。遗址内陆势起伏较小，西北高，东南低，海拔为 504～508米。经过十余年的勘探与发掘，现已探明金沙遗址的分布范围超过5 平方公里，文化堆积年代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 （公元前1200—公元前650年），主体遗存集中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目前，遗址内已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区、大型祭祀活动区、一般居址区、墓地等多处重要遗存，明确的功能分区体现了当时该地已具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极有可能是古蜀王国又一处都邑所在。

图1 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东北部发掘现场及局部堆积情况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文物上万件，种类有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陶器、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这些重要遗物（除陶器外）主要集中出土于金沙遗址发掘Ⅰ区“梅苑”东北部区域。2001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区域进行发掘，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已发现了63 处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各遗迹单位的出土器物有较大差异，有以出土金器、铜器、玉器为主的遗迹，这些器物的规格极高，制作都极精细，大多无使用痕迹；有以出土象牙为主的遗迹，长1.2～1.8米的象牙极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有的象牙还被整齐地切割过，方向一致地摆放着；有以出土野猪獠牙和鹿角为主的遗迹，獠牙无一例外都是野猪的下犬齿，在獠牙与鹿角中还伴随着一些玉器、美石和象牙；有以出土大量石璧、石璋为主的遗迹，这些石器都倾斜摆放着，层层叠压；有以出土卜甲为主的遗迹，卜甲均为龟腹甲，上有密集的烧灼而成的圆孔。（图1） 这些遗迹内出土的文物大多非实用物品，数量较大（金器 200 余件，铜器 1500 余件，玉器2000 余件，石器 1000 余件，象牙数以吨计，野猪獠牙和鹿角数以千计），器形丰富，且其中出土的铜器、玉器等器类大多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据此推测这些文物可能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而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东北部应是一处宗教祭祀活动区[1]。

在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东北部（以下简称为“祭祀区”）出土的各类祭祀用品中，牙璋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类礼器，质地有玉质、石质、铜质（仅发现 1件）[2]，在此次发掘基础上，我们对金沙遗址玉、石璋的出土情况与类型进行以下阐述与分析。

一、玉璋出土情况和类型

（一）出土情况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璋300 余件[3]，绝大部分出土于祭祀区，仅有3件出土于其他地点①。祭祀区出土的玉璋多是从机械施工的散土中清理出来的，少数为发掘品（发掘品中以小型牙璋居多）。玉材以多色玉为主，大多选料精良，制作规整，加工精细。器形均呈长条状，两侧面较平直，刃部形制以凹孤首、“V”字形为主，还有斜直首和平首。璋的形体有大有小，大型玉璋一般长30 厘米左右，个别长100 厘米以上，阑部都有对称凸起的齿饰，且多为兽形齿。在装饰技法上，多在阑部与柄部之间刻画多道细密的平行直线纹，有的玉璋器身上还见以镂空的技法刻画出人面形的图案（图2、图3），还有的玉璋柄部刻画出交叉网格纹（图4），与二里头文化玉璋的线纹装饰风格非常接近。小型玉璋出土数量达百余件，长度一般在5 厘米左右，齿饰较为简单，阑部亦装饰有数道平行直线纹。（图5）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小型玉璋多与绿松石珠、管、金片等一起埋藏。斜直刃璋与三星堆K2③:150 形制相同，器身上以阴线技法刻画出跪坐扛象牙的人或“回”字纹；平首玉璋可能系凹弧首刃璋残断后的改制之器。

（二）类型

金沙玉璋依其器柄与器身交接处两侧阑的形态差异大致可分为以下七种类型：

图2 镂空人面纹玉璋

图3 镂空人面纹玉璋局部：人面纹

图4 柄部刻画交叉网格纹玉璋

Ⅰ型。宽平阑无齿型，阑部凸起，无扉牙齿饰。

Ⅱ型。牙状双阑型，即有上下两个扉牙状阑，阑间有低于阑的齿饰。

Ⅲ型。双兽阑型，即上下阑呈昂首的兽形，一般上阑小于下阑，阑间有低于阑的齿饰。

Ⅳ型。前牙后兽双阑型，即上阑呈牙状，下阑呈兽状。

Ⅴ型。细齿宽阑型，即在宽平阑上刻出细密整齐的齿饰。

Ⅵ型。卷云双阑型，即上下阑呈内卷的云雷纹状，阑间有齿饰。

Ⅶ型。“山”字形阑。

金沙玉璋以Ⅱ型、Ⅳ型、Ⅴ型数量居多。Ⅰ～Ⅵ型与三星堆出土的同类型璋相近，Ⅶ型只在金沙遗址发现1件。金沙各型玉璋与三星堆玉璋相比，其阑饰稍显简单，如Ⅱ型中的C:71（图6），双阑呈2 个较宽不规整的齿牙，阑间无齿饰，这种在三星堆不见，齿饰与三星堆同类型璋相比略显整齐而呆板；金沙出土的Ⅳ型前牙后兽型侧阑的璋与三星堆的同类型璋相比，其齿牙也是略显整齐而呆板，齿牙间多有横线相连，而三星堆这种情况较少；从金沙遗址出土的Ⅴ型玉璋 C:122 看，为宽平阑上刻出细浅的槽，没有三星堆同类玉璋的槽深，但“V”字形槽的内边峰刃磨制锐利，打磨极其细腻讲究 （图 7）；金沙出土的Ⅵ型卷云状双阑玉璋数量很少，目前仅见到2件残器，不如三星堆数量那么多；金沙遗址见有1件C:956，首端和柄端均为残断后又进行了打磨，其阑为“山”字形，于阑处向下磨，中间留出一凸起的齿，凹处有2 组4 个细齿，这种形制的璋还是第一次发现，三星堆也不见，推测为二次改做之器（图8）。金沙遗址也见有少量保留了早期形制及装饰特征的玉璋，比如金沙遗址出土最精美的一件C:955 玉璋，阑部装饰较为复杂，两侧对称雕刻出一对立体蹲兽，好似在互相对峙，形象生动，制作精细，器表打磨得极为光滑（图9），复杂的阑部装饰显示出极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与之相似风格的这种张嘴双兽首式玉璋在燕家院子早年出土牙璋中也曾有见[4]，另在祭祀区9 号祭祀遗存也有两2件出土[5]，其装饰繁复，兽首高昂的阑饰特征与二里头四期的玉璋形态非常相近，与新郑望京楼出土的玉璋形制也极为相似[6]。位于祭祀区中部、埋葬年代大约在西周早期的9 号遗存内出土有2件玉璋、1件石虎及2件象牙残器，其中石虎压在2件玉璋的柄部之上，从这两件玉璋的材质来看，具有金沙玉材质地疏松、颜色斑杂、沁色丰富等典型特征，因此可视为金沙人利用本地玉料模仿早期玉璋形制加工制作，而非外部直接传入之物。金沙玉璋阑部的装饰手法与三星堆遗址大体相同，但有的阑饰制作已较为简化，仅在阑沿刻出几道浅槽，却不做出齿突，体现出玉璋阑饰由繁至简的演变状态。金沙遗址还出土有较多形体极小，制作统一规范的小型玉璋，平均长度在5 厘米左右，牙状双阑相对简单，仅有1齿或2 齿，阑间无齿饰。（图10）这种形制的璋，在祭祀区 L8、L6、L10、L14 及祭祀遗存里有集中出土，分别分布于祭祀区的第⑩、⑨、⑧、⑦层中，其埋藏时代大体在殷墟二期至西周初期之时[3]，齿饰较为简单，装饰意味浓厚，可能已完全失去其神秘、威严的感觉，转变为明器。根据金沙遗址祭祀区所出陶器判断，该遗址主体遗存的文化属性为十二桥文化，遗址年代上限与三星堆相衔接，下限可到春秋时期，其主体遗存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玉璋基本上出土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遗迹单位中，可以看出金沙的玉璋应是从三星堆直接继承而来但又有所发展与变化。三星堆的某些类型如双兽阑型（图11）和卷云双阑型（图12）在金沙遗址已较为少见，同类型的璋，其制作也已开始趋于简化。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首端呈斜“V”字形的璋，到金沙遗址已明显减少，而三星堆两歧锋较长的深“V”字形璋（图13），金沙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

图5 小型玉璋

图6 金沙遗址出土Ⅱ型玉璋（C：71）

图7 金沙遗址出土Ⅴ型玉璋（C：122）

图8 金沙遗址出土平首玉璋（C：956）

图9 金沙遗址出土双兽首阑玉璋（C：955）

图10 金沙遗址出土小型玉璋

图11 三星堆遗址出土双兽阑型玉璋

图12 三星堆遗址出土卷云双阑型玉璋

图13 三星堆遗址出土深“V”字形玉璋

图14 金沙遗址出土A 型石璋

图15 金沙遗址出土B 型石璋

图16 金沙遗址出土石璋形制特点

二、石璋出土情况及类型

（一）出土情况

目前共计出土66件，其中祭祀区出土61件，生活区仅见5件。祭祀区出土的61件石璋中，从机械施工散土中清理出来的16件石璋较为完整，长 62～67.2 厘米,宽 12.1～19.1 厘米,厚 1.2～1.37 厘米。三号祭祀遗存中所出的45件石璋大多只有器身部分，而无柄部。

（二）情况

金沙石璋按其形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A 型。首部呈凹弧形首，阑部台形齿饰，柄部较短，且不规整，或无柄部。（图14）

B 型。首部呈斜凹弧形，双阑、兽首牙饰，阑间有齿且多见单面刻画平行线纹。（图15）

通过微痕观察我们发现，这些石璋体现出较为一致的制作风格，为同一时期作品。其主要形制特点为：形体一般宽大厚重；首部多呈斜凹弧形，刃尖一端低，一端高；主阑多牙（一般4 个齿），附阑单牙，阑间常有两组较矮的齿突；除极个别者外，两阑间常阴刻多组弦纹，每组弦纹由两条或三条直线纹组成，弦纹上还涂抹朱砂（图16）；整体磨制十分粗糙，大多一面琢纹，另一面均凹凸不平，还保留了自然断面、切割面、打击时留下的疤痕。

再经微距拍摄对比分析，发现它们与二里头VM3:4 玉璋在形态和一些制作技术上，都有着较为一致的工艺传统，可以说，金沙石璋就是对二里头玉璋的一种直接模仿[7]。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批石璋全部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其中一部分是从机械施工的散土中清理出的，另一部分主要出土于祭祀区三号遗存中，三号遗存属金沙祭祀活动区第一阶段的祭祀遗存，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叠压于第7 层下，南北长14米，东西宽9米，面积126 平方米（因保护原因，未发掘完毕，现已做回填处理），出土大量石璧、石饼形器及一些石璋。（图17）其中最大的石璧直径80 余厘米，石璧大多数为砂岩，多制作粗糙，部分石璧两侧边缘处有一些凹缺，可能与实际用途及使用方式有关。石饼形器数量较多，多为页岩、板岩，形体较小，器体边缘较薄，两面保留剖裂面，无任何磨制痕迹，器表凹凸不平，有的饼形器上还有钻孔。这种器物与新都正因村商周遗址[8]、十二桥遗址[9]及十二桥新一村地点[10]中出土的石盘状器形态相似。正因村遗址是一处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类型的遗存，其年代在三星堆遗址的晚期至十二桥遗址的早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年代与金沙遗址的主体文化年代相当。正因村内的盘状器边缘打磨得较为光滑，似有使用过的痕迹。十二桥遗址中也有较多盘状器出土，器形较小，有的器物中部也有钻孔，制作均较为粗糙，似为石器坯料的直接使用。金沙遗址的饼形器边缘虽然打制得较为尖薄，但却未见修整的痕迹，似乎也是石器坯料直接使用的一种形式，且多与石璧、石璋一起埋藏。十二桥新一村地点的石盘状器出土于第7 层中，第7 层的年代约为春秋早期。说明此类器物在成都平原的使用时间较长，使用范围也较广。石璋一般只有器身部分，而无柄部。石璧、饼形器均为西北—东南向倾斜放置，层层叠压，形成扇形、环状的布局结构。石璋放置在石璧或饼形器的旁边或者下部，摆放并无规律。在该区域内目前尚未发现与加工有关的余料、废芯及作坊遗迹等现象，故这一区域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

根据以上出土情况与器物造型特征，我们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图17 金沙遗址祭祀区三号遗存石璋石璧堆积情况

1.迄今玉璋最早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或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夏时期至商早期为其繁荣期，并伴随着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发达，向陕北、四川、长江中下游地区、福建、广东、香港、越南等地扩散、传播[11]。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玉璋在中原地区已基本不见，但在此时，玉璋在四川地区三星堆、金沙遗址却持续发展并被发扬光大，三星堆、金沙出土部分凹弧首璋保留了中原式玉璋风格；“V” 字形璋最早见于神木石峁（SSY:17）[12]，湖北荆州沙市汪家屋场也曾发现1件[13]，显然系此类玉璋的早期形态。以后三星堆和金沙出土此类璋数量最多，制作也最为精美细致；三星堆时还出现了将玉璋与玉戈形制结合而成的璋形戈[14]。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小型玉璋已完全失去其神秘、威严的感觉，装饰意味浓厚，可能已演变为祭祀活动中的象征性物品，退化为明器。

2.石璋在夏商时期其他考古遗址中从未见过，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尚未见过，目前只发现于金沙遗址祭祀活动的第一阶段中，金沙使用石璋的时期几乎不见玉璋出现。从祭祀区现有遗迹现象分析，推测其使用年代均相当于殷墟一期至殷墟二期，从祭祀区埋葬情况看，采集品中的石璋也应属第一阶段的遗留品。金沙石璋保留了较多二里头文化玉璋的特点，两者在形态及制作上，都有着较为一致的工艺传统，可以说金沙石璋就是对二里头玉璋的一种直接模仿，与二里头文化玉璋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渊源关系。

3.金沙大量使用石璋之时，罕见甚至不见高等级祭祀礼器（次级聚落，财富占有相对较少），而此时期正是三星堆遗址的强盛时期，也是青铜礼器、玉礼器（尤其是玉璋）最为盛行之时；金沙大规模使用玉璋的时代是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这时的三星堆已经消亡或已式微，大量高规格祭祀礼器，如金器、铜器、玉石礼器等开始在金沙大规模使用 （此时也是金沙都城崛起、中心位置突显的时期），石璋已基本不见其踪影，这一现象显然应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政权、王权与神权的兴衰更替与中心转移的具体体现。

4.在金沙大量使用石璋的同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此时期除了石璋的制作十分粗糙外，这一阶段同时出土的大量石饼形器制作也很粗糙，只有石人、石虎、石蛇的制作较三星堆精细，且石饼形器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组合方式。祭品中还有象牙、卜甲、漆木器等器物，显现出这一时期的金沙可能有不同于三星堆的社会状态与自身独特的祭祀方式。从第二阶段开始，祭祀系统及祭祀器物组合才体现出对三星堆祭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5.有关玉璋的起源目前学术界有山东龙山文化起源说、石峁文化起源说、中原起源说等不同意见，但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大量的早期玉璋主要发现于陕西神木石峁和二里头文化中，在这两个文化中玉璋的表现均十分突出，且地位非常特殊，尤其是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际，玉璋已明显成为当时礼仪活动中的核心礼器。在其后的商代二里岗文化中，还见有少量玉璋出土，商代后期，已几乎不见玉璋出土。然而玉璋在古蜀三星堆王国时期却蓬勃兴起，发扬光大，同时又与玉戈结合开拓创新出崭新的气象。三星堆兴盛之时，与其相距38 公里的金沙遗址使用着与二里头文化玉璋形态极其相似的石璋。以后，随着金沙的崛起，玉璋又在金沙文化中持续发展，成为金沙玉器中最具特色的玉器品种之一，其数量位居全国出土玉石璋数量之榜首 （近300件），并延续使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玉璋除在香港、越南还有所发现外（或由古蜀等地输入），但在其他地区已基本绝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东亚牙璋始出于黄河之地，兴于中原地区，显于石峁与二里头，扬于广汉三星堆，绝于金沙村，再传播至东南亚。

参考文献：

[1]王方.祀神、通神的金沙玉礼器[M]//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25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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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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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M]//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72-208.

[11]李伯谦.再识牙璋[J].华夏文明,2017(2)：3-8.

[12]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1)[J].故宫文物月刊,1983—1984（1-6）.

[13]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 湖北湖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9.

[14]王方.古蜀玉器简论[G]//刘国祥,陈启贤.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论丛系列之四：玉文化论丛4 红山玉文化专号.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