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朵：作为表率的真事抽象化 | 诗与诗学

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
　　——庄子

真堪托死生
　　——杜甫

真如何处泊
　　——王绩

精真那计受纤尘
　　——元好问

概念的简单实在性不能够等同于真实的真本考验，因为真实正是那被假定为在我面前抵抗着我、异质于我、不因我的思考之决定而立即减损之物。
　　——阿兰·巴迪欧

不是要你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而是要你让我们相信你要说这些话的决心。
　　——罗兰·巴特

已然的时间是用形而上的几何概念来再现的（离散的点或瞬间），而后，这个概念本身就被当作真实的时间经验了。
　　——吉奥乔·阿甘本

华莱士·史蒂文斯：真实是最庄严的想象的运动
马永波 译

上周五，在上周五夜里巨大的光中，
我们从康沃尔向哈特福德驱车回家，很晚了。

这不是吹制玻璃品上的夜
在维也纳或威尼斯，静止地聚集着时间和灰尘。

一种粉碎的力在一圈圈碾磨，
在前边，西方晚星的下面，

光荣的活力，血管中的闪光，
仿佛事物出现，移动，消融，

既在远处，又在变化或虚无中，
夏夜可见的变形，

一种银色的抽象接近成型
又突然否定了自己。

坚固之物不坚固的汹涌。
夜的月光之湖既非水也非空气。

　　什么是真实？如果要从诗学的角度回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肯定有求于具体的诗（的实践出真知）。如果我们不能从诗中感知到真实的确切存在，或者说真实作为一个写作主题曾被诗优雅款待过，那么，在诗学层面讨论真实这个问题就显得多此一举。诗学问题的答案最终要在诗中获得（严格来说，诗学问题都是诗的实践活动的预告或汇报）。我曾在多次聊天中，跟一些朋友谈及关切自我的命运（自我反省）视为真，同情他人的命运（慈悲心、同情心、怜悯心）是求善。但这样的分辨总有一点操之过急的嫌疑，受了二分法的蛊惑，没来得及做一次全面的考察。从我的经验看，当我们要给一个关键术语下定义时，往往我们只徜徉在定义的前奏中。在这个似是而非的前奏中，我们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延迟着对定义的精确一击，并且很有可能我们会犯虚无主义的错误，认定世上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一位诗人对一个诗学名词的定义不会雷同或迁就一位哲学家的说辞。诗（人），至少要保持一个同等水平，以便与哲学（家）据理力争，获得语言世界中的一席之地。就真实这个名词而言，作为诗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与之相遇，既在诗中使用它，也在我们的观念和感觉中称量它，甚至我们会以追求到它、得到它作为诗的一种本真状态，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在诗中并没有给它下一个定义，并不是诗不适合成为定义的容器，也不是大多数诗人缺乏一种下定义的能力，而是下定义这个做法对于诗来说，难免显示为一个次要的目标，甚至连目标都算不上，仿佛诗从不是给一事一物一词下定义，而是赋予万物一个有温度有情感的定义的前奏。
　　于是，在解答“什么是真实”之前，我们要回答为了抵达这一谜底或根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也即，先于真实存在的一些事项是什么？真实有一个更方便接触的前兆吗？表面上看，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有资格成为一个真实的典范，然而，这个在时间上已经成为过去的可复述的事实很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被人刻意遮蔽而失真。我们只能看到被允许看到的或容易看到的一部分，而不是全貌。于是，真实会以真实的局部展示出来（而不能一时之间全部地、同时地展示出来），敷衍着我们的错觉，更让我们误以为已经牢牢掌握了真实或真相。
　　为了免除被人遮蔽、造假之患，一位诗人可以通过自身信息的展示来衡量自己是否真实地呈现为一个生命个体。且不说呈现给他者来判断，仅就自我判断和评估而言，谨言慎行的诗人一日三省其身，不断发问：我真的做到了天真无邪吗？当下之我是真我吗？这里所说的发问其实是指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是否符合生活中的那个本真的自我原型，一个生活中的个体进入诗中是否保持本色，是否在比对、考核、分辨之际，没有被察觉到有过乔装打扮、添油加醋。也即，真实，首先意味着没有增加修饰成分，没有被非我属性掺假，有一是一，有一不二，抵御着文学手段的弄虚作假、矫揉造作。
　　其次，真实能够自觉排斥一个更好的自我（目前达不到，只是一个构想和设计）形象的渗透。人的虚伪性、惰性、劣根性，都是人之真实的一部分，而这些成分看起来不那么美好、来者不善，往往不会在诗中的那个自我形象中保留下来。于是，在诗中要做到绝对的真实，就要与善有所区分。个人要深刻意识到真实的局限性也是真实的一部分，求真的意愿并不是美学的第一步，也不是最高的要求。真实是一个讲究、一个策略、一个方法，但更为确切的说法是，是一条底线，这是探索人与非人差异性的一项利器，也是测试一位诗人命运指数和才能高低的温度计。
　　追求真实，探索真相，一直以来被视为诗人写作的伦理和基本人格。由于不少情况下，诗人做得并不够好，达不到最起码的要求，使得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觉：真实或真相永不可及，常常被遮蔽，而谎言处处弥漫，使人看不清生活的真谛，于是，求真俨然是写作的极大挑战，似乎高山仰止，不可企及。凡是能够一触真实壁沿的诗人常常被赠以美誉，奉为楷模。也许有人会问：真实有那么难吗？把你生活中的遭遇直接倒进诗里，不就做到了吗？莫非是有不堪入诗的成分阻扰着你不敢揭露出真实的自我处境？求真难得到勇敢者吗？求真务实难道真的是技术活吗？不就是直接、明快、不做作、不加工，生活中是什么，然后倒进语言中，就是什么？真实不就是令人倾倒的对象吗？
　　对于诗人来说，真实仿佛一分为二了：一边是生活中的真实，生命状态中的真实，另一方面是语言中的真实，诗中的真情实意。通常的理解是，前者是真实的本源，后者是一种艺术化的处理，是一种仿真或拟真状态。所以，语言中的真实自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属于一个衍生之物，天然地有一个预先存在的正确的参照物。如果不那样做，就被告知为不真。这个告知者往往是手拿生活真相所铸造的放大镜，然后在语言中查找弄虚作假的蛛丝马迹，诗，就这样一遍遍被检查、过滤、筛选，直到去伪存真这一个结果出现。不过，由于生活中处处存在不真的事实、弄虚作假的行为、瞒天过海的事件，当语言要澄清是非，直面生活中的不伦不类时，生活中的真实那高语言一等的优势就不攻自破了。生活也不见得干得那么好，凭什么可以成为语言的示范？当生活被一种不真的因素所笼罩时，语言何去何从，以谁为师呢？
　　生活中的一个丑闻也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同理，坏诗或不入流的诗也可以吐露真实的信息。生活中的真实是包含着不真并与之并肩前行的，而语言中的真实，除了要向生活致敬并还原生活的某些场景之外，还要遵循语言内在的规律、诗学观念的妥当性。语言之真，深深包含着诗人对语言的感情之真、语言使用的经验之真。从这个角度说，诗，以语言的内在规律、诗学观念的妥当性为师，是说得过去的。于是，当有人抱怨诗没有模仿生活或介入火热的现实而孤芳自赏时，一首纯诗完全可以凭借它对诗学史的确切理解，对民族语言发展方向的精确拿捏而自豪，并一劳永逸地摆脱生活重于诗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中的差强人意。
　　实际上，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诗就是他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和吃饭穿衣一样，写诗也是生活内容之一，而不是一个例外情况。也许不伺诗神的人士会觉得诗生活在别处，而不是正儿八经的日常生活的规定动作（诗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诗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奇观，除非你认为过一种精神生活就像是开放一朵难得一遇的奇葩。如果要审慎地理解生活中的真实，我们就应当将诗或诗人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理解。一首诗的存在，其实也是生活之真的组成部分，诗的物质属性也是硬邦邦的，把它列入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便宜从事的策略。我们不一定要死拿着生活与诗割裂开来的二分法（或者肉体和灵魂，物质与精神，诸如此类的二分法）不放。诗从生活中来，或者说生活孕育了诗，这种看似母子关系的说法总有一点含糊其辞。只有生活中的庄严时刻，才有可能与诗之灵感迸发的时刻重叠。一首诗恰好是用一位诗人生活中的时间写就的，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生活孕育了、拯救了、成就了诗。但更可能的是，成就一首诗的那个时间并不全然归属于生活之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生活孕育了诗，初生牛犊似的诗也会逃离生活的约束而自行长大，去迎接一个个不再受生活干扰的庄严时刻。也许，一首元诗来自于密不可分的生活洪流之中，但是后发之诗就有可能来源于生活这个无所不包的恩主之外的神力。可见，我们的确要想象出一个足以与生活媲美或对抗的场域，以便将诗的籍贯和成长史弄个明白。
　　那么，什么又是生活之真？细细思量，我们会发现，生命个体对于真实的感受半径是有限的，或者说，生活之真是有时效性的。真实，仍然是一个人的感觉范畴，所谓眼见为实，就是说生活之真往往体现在一个人的生活近况中，或周边世界突发的事件中、人情世故的骤变中，他对远在天边或时隔已久的事件的真实感知力较弱，即便通过媒介的方式有一种视听资讯的获悉或重温，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够真实的。另外，在他生活周边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中，稀松平常的事情不会提供真实感的共振，他是无感的，真实是从诸多事实中摘取的某一部分有助于增添生命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力的信息，是他自认为可以表现现实生活某个面貌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生活真面貌的一组照片一样的东西。于是，从一个人的感知范畴来看，真实是可以从无边生活中剥离、脱落下来的，使之摆脱无语状况，强调了一个人的感知主观能动性。虽然客观的存在物显得无比真实，但是要对这种铁定事实之存在有一种真切的感知，仍然要从一个当事人的洞察能力入手，才能将弥漫在生活时空中的真实性采撷到手，记录在案，然后，向他的同胞告知这就是真实。（于是，真实是真实的可诉性，是语言转达的某一部分真实。）
　　而讲述真实，就牵涉到方法论、道德感的问题。直言其事，是一个稳妥的选项，但是，要在诗中真如其真、是其所是地办到，对于不少诗人都是不小的考验。或可说，直言离真言还差八字的一撇一捺，还差一双身体力行的脚。更何况，有些自以为秉公直言的诗人拘泥于直而误解了曲有曲的真谛。事先声明自己说话很直的人心底里荡漾着真理的金柄勺，不太容易相信拐角处有可能存在真实发生的一幕。直言预存的道德款项怎么花也花不完，但除了道德优势不可小觑的诗意萌动之外，直言不讳的诗人其实还是会有不少技艺上的忌讳，他必须找到诗意的第二个泉眼。无论是句法结构的拼接，还是文法结构的款待，样样都在提防着直来直去的堤坝能否管控得住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生活激流。方法论上出泉眼，这已经是直言其事的诗人心知肚明的不二法门。事情还是那个事情，但是进入诗中已经有方法论的褶皱，而且，事后衡量一首自谓直言其事的诗时免不了借用方法论筛子。简言之，做不到诗之真，所述之事都白搭，也就挫伤了复原真有其事的信心。
　　真事的抽象化，是另一个得意的选项。听命于事，取权于真。真实其实就是对真实的感觉、审察和（意义的）提取。真实的一幕已然发生，现在要将它（作为一个可感觉、可分拆的审美对象）搬到诗句中，既不是摄影、录像、绘画，也不是音乐、舞蹈，诗对一件事的处理，遵照的不是新闻报道的原则，更不是其他艺术门类的法则。诗有诗的规矩，也有打破规矩的规矩。真实要反应在诗中而不失其真，关键在于取权。诗人如何权衡真的分寸、真的感觉、真的意义，至关重要。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真，其实是一个程度副词，是修饰一个事件的（前缀），同时自身又可以拆分为“真的-”与“-的真”，以凸显自己的成色与成分。真，也是一个逐步达成的程度，有十分真、三分真，也有你说的真、我看见了的真、他身临其境（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真，也有主要的真和次要的真之分。当我们去反对一首诗中的失真做法，或者指明一位诗人做得不够真时，其实很可能是我们和人家在真的理解上存在分歧。除非我们有上帝视角，否则我们言下之真始终是真的全貌之一部分，而且我们对真的理解很可能会借舆论的气氛、道德的优势而哄抬物价一般提升了我们所持真的人气，来势汹汹，而让对方之真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于是，真，成了一个供人摆弄之物。如此下去，真，就成为一种政治手腕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小心防范。
　　大真似伪，小伪乱真。我们在讨论真时，既要与它的假想敌（虚假、虚伪）做对比，从二分法中汲取营养，又要从真的类型、组合中找到分门别类、积少成多的认知模型。真、更真、最真，如此三级跳，尽显世界观本色。真，（作为一个名词）本身的可修饰性，与真作为一个（副词）修饰语主动去衡量一件事一个人往往合二为一，齐头并进。而我们在实际写作中很容易将二者混淆。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用固执己见的真或恒定不变的真（真的可修饰性、真的子类）去辨别千变万化的事与人，简言之，就是用“-的真”去权衡“真的-”。事物本身所存在的那份真实与判断、衡量这份真实的分量的标准是否同时寓居在事物之中？也即，真的存在和真的标准是一体的，还是分离的？我们从事物发展规律中既能看到真，也能看到真的标准吗？
　　如果我们将真从事物之真中抽取出来，使之成为衡量真的尺度，这是否会导致一个结果：经验之真会不会在事物发展变化中失效呢？一成不变的真和千变万化的真孰优孰劣？事实上，事物之真展现出来，怡人耳目，就会逐渐过渡为经验之真，被我们这些旁观者或观察者从事物中抽取出来，用于我们面对真的理解的案例。于是，不同的人在表述他对真的看法时会产生差异，真就变成了一种语言的运动，和它的本源产生了隔阂。真，开始演绎、抽象、兑现，如同一匹脱缰的骏马消失后给人留下的无尽遐想。我们就像拿着缰绳的骑手，伫立在旷野中，想象曾经多么真实地拥有过一匹骏马以及一个骑士的头衔。但是，拿着缰绳的我们同时握住了另一种真。真无处不在。对真的理解却跟不上来，乃至于缰绳不是真实世界中的存在，好像是怅然若失的经验世界里的现实。
　　想象一个拿着缰绳的自我形象，顺藤摸瓜，沿波讨源，事物之真汩汩而来。这个自我形象脱胎于更早时期的整全自我，是一个恢复整全自我的契机。这是一个剩余，也是一个冗余。到这一步，事物原型与整全自我都不见了，但当事人还保留了相关的记忆。现在梳理自己的记忆，抓住几个梗概，开始回溯事物原型和整全自我。在这种追忆的进展中，不可避免地会重新组合记忆的碎片和形象的花絮，使得完全地复原几乎不可能，或者说，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复原并不是最佳选择。将我们对原初事物散发的信息，与我们的记忆予以结合，主动并挑剔地筛选我们认为够意思的意象与元素，并不求如实描绘一个实在的原貌，而是以转速更快的想象力度，将实有其事抽象为语言尚且保真的如是我闻。于是，我们对真实事物的理解就在一个抽象化的领域里开展。我们将理解的脉络施放在语言之中，以一种方法论的形式向知情人展示事物发展的脉络和整全自我的线条。
　　事物之真与它们的观察者两相放过，各有各的过活。事物之真犹如一口幽深的水井，观察者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以一个饮水者的姿态在思源与思进之间做着双向贸易。进取之心，表明了诗人力图以语言之真与事物之真相媲美、抗衡、对照，并期望达到一个同等的对真的保管与理解效果。真，届时既在事物之中，也在语言之中，匀称分布，不分彼此。于是，语言更为自信地去寻找自身的真实，以事物之真为背景和榜样，放开手脚，找到自己对真实的理解依存点。语言之真没必要模仿事物之真，去按照事物发展的线索徐徐展开，完全可以按照语言内在的规律重点跃进，各个突破，以跳跃性思维将铁板一块的真实分拆成若干个散点，诗人既可以在点与点之间牵线搭桥，也可以用语言的闪光点盖住事物显形的爆发点，自顾自地营造出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语言真相。语言对双重真实的理解和讲述，产生一个叠加效果，一个雾里看花的虚化、朦胧的视觉印象也随之产生，尤其是分辨不清这是事物之真还是语言之真时，我们就会发现对真实的理解动态化了，变成了一个运动，不再是恒定不变的真谛，而是对真实这座大山可望不可及的处境的改造，真挚参与真实世界探索与改造的诗人于是成为真实的一部分，是真实富有人性和温度的那一部分。真实并非死气沉沉，令人望而生畏的对象，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纯客观世界。人的自身中也有和真实相对应的、理因归属于真实的一部分属性，无非是人打开自我，将自身的真实与外在事物的真实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实世界才洋溢着圆满的光辉。
　　试想，当一对夫妇开车从即将被洪水淹没的几公里长的地下隧道中侥幸逃离时，对于他们来说，回顾这个幸存之夜，什么才算是真实呢？他们身后没有走出冗长隧道的命运叵测的同胞们生死问题是真实的第一考量指标吗？正义问题，是幸存者应当首先检讨的大是大非吗？每一次无辜者死亡背后都有一个恶因，是这样的吗？洪水滔天在身后发生，在幸存者之后的视觉世界里涌现，惨不忍睹，洪水从何而来？在那来源所在，是否有值得检讨的人浮于事的体制问题？隧道防洪设计或预警机制中的缺陷问题，会是诗要去指出的滥觞所在吗？诗（人）能做到防微杜渐、拾漏补缺吗？寄希望于诗的某种善后处理般的作用来增强人们对已然发生的事件的真切感受，这是诗对真实世界最有效的触及/出力方式吗？诗，倾向于强化一种真实存在感，还是强调一种灾后重建所需的希望？如果这对夫妇中的一位诗人回到家后，避而不谈身后的灾难而是沉湎于道经隧道之前的某件家事，这是否会显得不够真实又过于冷漠呢？
　　真事抽象化的一个常见做法是，抽取一件真事的时间梗概或前因后果所形成的经纬若干，另起炉灶，另约轴承，侧重于构建语言之真的轮廓与模型，而非簇拥真事之流程亦步亦趋，可谓是借真事的一根棍棒就可以撬动全部的事物负担。抽象化的确精通减法精神，不贪多求大，一瓢饮即可知冷暖。然而，事件细节的衰退换来了什么样的逼真与焕发呢？以能量守恒为约，此消彼长的情况，肯定发生在抽象化的其他努力层面之中。真事显得背景虚化或者形而上，是因为构成真事的逻辑在诗人的工作中发生了变化。真事作为真实之和只被诗人采撷一二，并很可能通过叠加其他事件信息而出现1+N的事态变形。同时，抽象化较为明显的特征在于，它更看重采撷之物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光辉，赋予被调配的事件元素更多的智性色彩，着重于观念层面上的缜密推进，以便通过呈现意义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本真。抽象化相信在发生过的真实事件中除了常规的复述其真实线索的物理方法，至少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向度值得探究。
　　闪烁其词，欲言又止，看上去是真事抽象化的外在特征，仿佛不够用力，不敢硬碰硬，总是闪躲回避，委曲求全。我想，这种认识有着对真事抽象化的深深误解。即便是一件小事，在它已经发生的时空中存在，要将它放进语言容器中，尤其是放入一首诗中，在物理属性上保持原貌和整全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与一个寓居事件的过去时空相比，诗性场域既不是时间所规约的，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多维空间，况且，全然地保留和呈现一个事件既做不到，也没有意义。真事抽象化奉行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及对这一做法八字诀的自我反思。这里所说的反思，是指抽象化的一种自我要求。不但要懂得怎么采撷、抽取、辨析，而且要将看似已发生的事件放入一个有待发生的状态中重新审视事件与人的关系。人在已经发生的事件中遭遇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在有待发生的事件中，还会不会有类似的遭遇？同时，诗人通过真事抽象化的尝试还要解决事件中的人的命运问题。对人的价值观进行辨认，对人性善恶的揣度，并落实到推人及己的自我反思，皆是抽象化层面需要完成的诗学任务。
　　真有其事往往对应着一个亲历者，或者以人的亲历为前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强调的是一个关于亲历者的伦理问题。亲历者置身于已发生的事物之真中，所见所闻皆是火热的现实存在。一切的真实，包括真实的丑陋的一部分，都摆在眼前。现在该轮到语言之真上场了。亲历者能不能符合事实地表述事物之真？又有没有能力达到语言之真的层级？经历过现实事件的人不一定能够在语言之真中达到一个亲历者应有的表述水准。很多时候，亲历者都是无语的，或者即便是事件中亲力亲为的个体，也只能写一首糟糕的诗。事情虽然是真的，但在语言上失真了，输给了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对于一位执着的诗人来说，仅仅是事件亲历者还不够，还得是语言行动上的亲历者。他要双重地亲历事件的物质和灵魂。事件在他看来既是可见的，也是可述的，事件归根结底是语言中的事件。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拿到了事件之真的先手，却不能保证在语言层级上成为一个出色的从业者，很可能，他在突发事件中被动地成为一个亲历者，而在语言层级上，在诗学讲究方面，不得已成为一个缺席者。
　　那么，对于非-亲历者来说，事件之真会否成为一种关于真实的感觉而不是真实本身？他不在场，但通过媒体报道，感觉到事发当地并不遥远，尤其是其中弥漫的令人窒息的气氛或突发事件造成的灾难，他仿佛听见了咫尺之遥的绝境中人性的呼唤。于是，他单方面地从语言之真中出发，去抵达、追溯事件之真，以一种经验之谈的方式去描摹一个亲历者可能感受到的疾苦或心灵挣扎，也是去弥补亲历者感受到了却无法表述出来的真真切切。他要为真相代言。他要以语言之真的锋芒介入有可能陷入无语的事发当地。当代诗人受这方面的诱惑太大。过那么几年，就可能出现一个令人唏嘘的公共灾难事件，很多非-亲历者纷纷以诗人的名义力图介入其中，留下真实事件的精神残骸。只争朝夕！要把事件中的人性之恶因刻画下来。这是一种写作的伦理，但也是一种写作方面常见的虚荣心。
　　不会因为一首诗的产生，真实（感）就有所增加，甚至关于真实的原因，人们对真相的理解途径都不会增加。世界就是这般残酷而真实，诗不会使真实发生变化。诗，也不是一种促进真实增长的知识。严格地说，通过使真实增长的方法来理解真实，是多此一举。诗与真实的关系，不在于增广见闻。非-亲历者如何在诗中显得真实可靠，而不是扭捏作态呢？他如何做到不会因为一首诗而弄巧成拙，对真实有所减损呢？这就看他在介入一个不在近旁的外地事件时，如何将真事进行抽象化处理。从事件中采撷什么元素，又在语言层面上辅助什么要素，才能力保语言之真与事件之真同呼吸共命运？尤其是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灾难事件已然淡忘，诗人介入突发事件的宏愿已经消磨，到那时，衡量诗之水准的就只剩下语言之真，就能看清事发之后仓促上阵的诗人到底留给后来的岁月多少真东西。而对于真实的理解，是否因为这首诗而有所增益，这可能是一首诗最后要坚守的底线。诗，虽不能增加真实，但的确可以做到有助于人们去理解真实，也即，在对真实的理解进程中，诗是一个方法，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可靠增量。显然，诗人不希望诗的时效性最后等同于犄角旮旯里弃用的扫帚。
　　真实不会因为一位诗人去理解了而增加，也不会因为诗人不去理解而减少。它是一个恒量或总和。真实的事故/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但并不因为过一天、过一个月，在数量上就发生剧烈的变化。真实不以数目来计量，甚至可以说，对真实的理解不是依靠眼见为实来促成的。这也是真实得以逃脱约定俗成的规矩而有可能进行抽象化演绎的原因。对于亲历者来说，一个大事件发生在他身上，并不意味着他获得了真实的优先理解权，或者说他离真实更近，他更懂真实了。同样，对于非-亲历者来说，一个大事件里面的真实并不比一个小案例中的真实更具有书写的意义，更值得调动抒情枢纽。真实无大小。一个大事件的非-亲历者完全有办法摆脱他意念中所谓的劣势（恨不得亲临现场，真真切切表达出那种大事件中应有的呐喊），实际上，非-亲历者这个前缀“非-”是可疑的，除非他长久地寄望于一个外在于他的事件来表达他对真实的理解。只要他将目光落在自己的脚下，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切自我的处境，真实就会不吝赐教，令他均等地与其他场域的亲历者共同感受真实的存在。也正因为此，亲历者和非-亲历者这种二分法并不可取，真实不会厚此薄彼。你有你的阳关道，我有我的独木桥，殊途同归而已。
　　于是，当你和你的爱人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从外地开车回家，在后视镜里面不断隐遁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以及中途所见所闻构成的事件之真，与你们夫妻二人过去的经验之真混合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如此多的真实碎片，如何在一首诗中孕育语言之真、情感之真呢？从一个出发点到另一个落脚点，或任何两个点之间的关联，诗如何生发自己由此及彼的超强能力呢？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这个夜晚发生了，今夕何夕，夜复一夜，无非是若干个同等的夜晚，然而，当诗要以注重的语气提起这个夜晚，就表明诗人对真实的理解出现了一个增量（但真实是不变的），两个点各自萌动的真实意象开始了奇妙组合之旅。真实变成了一个人关于真实的感觉，以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真实感觉的揣度。读者可以结合自己某一次夜行途中的感受来理解诗人驱车回家的个中体会，来揣度诗人在一首诗中描述了一个怎样的事件，这个事件的哪些元素被虚化了，哪些元素并不是旅途中实际发生的，一张真实的大网是如何在虚虚实实、是是非非、卿卿我我中编织的。
　　真事抽象化其实是指诗人拥有第二个理解目标事物的方法、角度和机会，既在其中，又在其外。跟事物发生时天地浑然一体，有时间、有节奏、眉目清晰不同的是，当诗人要在诗中处理事物之真原先安排的事物萌芽、成长、发展的规律和秩序时，已经在心态上或视角上发生了变化，已经处于一个后见之明的状态。事物在理解进程中，有一个先后之别，现在，处于一个靠后的位置，于是，诗人运用事物元素的能力变得更为主动，可以不受原先事物递进程序的约束，而是根据自身需求以及审美价值判断来重新协调组成事物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时输出自己对该事物的看法和情感。更为侧重的是，诗人赋予事物中的人更多的怜爱与关切，人的意识形态和情感迸发的模式都从事物的水平面上跃出，成为事后激情勃发的人们更加注意的事物应有之义。
　　特定事物被语言截留下来的元素最低限度地保存着事物之真的追溯线索，还显示出被保留的正是应保留的关键因素，是事物从特殊走向一般的认知模式中人的反思能力的提升。不限于两点之间关系的建立，还可以扩展为两个事物之间或单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何产生共鸣，尤其是一个人两次踏入同一个事件中感受差异造成的人的蜕变。抽象化的努力的确在制造差异或落差，人从既定事物中走出来已经不仅是事物中的人，他还是语言中的人。对于一位要重新理解事物中人的命运和抱负的诗人来说，利用语言之真这只木筏重入事物的湍流之中，真是一个幸运的机缘。他对这个机缘的玩味、审察很自然地与既定事物打交道的种种体会融合在一起，有所得，必有所失，就在事物之真与语言之真进行叠加、撮合之际，既定事物肯定会丧失一些在诗人看来次要的元素。它们在发展脉络中所占的位置会被语言之真带来的兵力所充实。于是在这些点位上，更换了哨兵，事物原先流通的方式可能受阻而哗变。
　　当诗人决意在语言层面上重新理解一个事物时，真事抽象化在所难免，无非是抽象化的程度有所不同。既跟诗行之间的跳跃性或跨度有关，也跟诗人取舍之际对事物之真和语言之真的偏心有关。事物在原先的时空环境中沿袭、演变，看起来层层递进，严谨有序，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但是只要我们去复述这件事，去阐明人在这件事中的命运，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矗立在一个有别于它的乾坤之中。理解事物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事物中的人今非昔比。事物之真看上去生动活泼，不容篡改，但是，一旦被语言之真所介入、破解，就很容易成为抽象的存在，被作为人生意义的标本浸泡或晒干，成为被凝视之物，丧失了发生之际无所不能、通晓天地、自成法则的本事，被诗力所征服，服服帖帖地在语言之流中成为日后人们参观的名胜古迹。事物之真成为了被选择的对象，诗人赋予其意义，而有限的构成元素熠熠生辉之下，那些逐渐褪去光环、黯淡无光的元素就被压抑或掩饰，成为不可见的一部分。虽然语言之真可以部分地替代或换岗，但较真的人们仍然会深深怀念这些仅凭记忆已难以复原的沉寂元素。人们寄希望于诗人的超能力，希望他们在语言之真的顺路上，充满智慧，宽宏大量，通晓真相，尽可能用语言之真呵护好事物由生而灭、由盛而衰的全部现场。以后，尤其是在当事人纷纷陨殁之后，未来的人们可以通过诗来重温历史事件，辨别什么是真实，并深深体会到自己在时代事物的骤变中应有的本分和命运叵测之际应当拥有的勇气到底何谓。

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