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算帐，虽远必诛，国际特工行动中一次罕见的越洋绑架
一
1960年年初的一天，一个情报辗转送到了伊塞尔·哈雷尔手中。
情报内容是：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个叫克莱门特的人，据说：这个人的真实姓名是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有一个绰号——“嗜血猎犬”，这个绰号是他成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主要负责者以后，受害者送给他的。
将艾希曼押上审判台，是以色列全国上下孜孜以求的渴望。但是，自从纳粹德国投降后，艾希曼就人间蒸发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作为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首脑，哈雷尔常常收到有关艾希曼下落的情报，但是，大多情报都很不靠谱。
这天，看到这份寥寥数语的情报后，哈雷尔意识到，这回可能真的找到艾希曼了。
克莱门特这个名字，两年前就曾出现过，但是那一次，却没有把这个名字和艾希曼联系起来。
作为以色列的情报特工机构，摩萨德面临的急迫任务很多。寻找和抓捕艾希曼，按说排不上重要日程。
摩萨德内部就有强烈的反对声音。反对者的看法是，纳粹战犯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现实威胁，以色列的最大危险是卧榻之侧的阿拉伯邻居。埃及研制导弹的消息早就不是新闻了，搜集情报并坚决扼杀埃及的导弹计划，才是当务之急。
而且，清算历史也不是情报机构的职责，即使要做，也应该有了闲空再说。艾希曼虽然双手沾满犹太人的鲜血，但是，纳粹战犯并没有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现实危害，他们作恶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哈雷尔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艾希曼事件远不止一个技术性问题，这是个民族心理问题。我们犹太人需要艾希曼这个人，要把这个家伙活生生地押上犹太人的法庭！”
要把艾希曼押上犹太人的法庭，谈何容易。
首先，远在阿根廷的这个克莱门特到底是不是艾希曼。
即使这个克莱门特确实是艾希曼，确实在阿根廷，那么，以色列特工要奔赴一个遥远的陌生国度，而且这个国家具有同情纳粹并愿意提供庇护的氛围，要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去实施一次违法行动，去绑架一个纳粹分子，这个人同时又是所在国的一个合法公民，这种行动有什么胜算！
即使绑架侥幸成功，紧接下来就是一个更大难题：如何把这个杀人恶魔安全地偷运出境，押回万里之外的以色列。这不是一个货物，而是一个活人。而且阿根廷与以色列没有一寸的陆地边境，根本没有偷越国境的可能。两国之间远隔重洋，飞机运输是唯一的选择。要带一个非法绑架来的大活人闯过海关、边检、验票、登机等一连串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一举一动都违反当地法律和国际法准则。
整个行动都不能让阿根廷当局有任何察觉，还要避开艾希曼周围的那张保护网，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敖德萨”，绝不是一般对手。稍有闪失，行动泡汤不说，特工人员的安全都是问题。
如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抓到艾希曼，又耽误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情报工作；或者抓错了人，抓到的不是艾希曼；或者不论是因为出了差错还是运气不好导致行动失败，酿成外交事件，闹成国际丑闻……任何一个后果，对于哈雷尔、摩萨德，对于以色列，都是灾难性的。
困难不可谓不多，风险不可谓不大。
但是，困难越多，风险越大，哈雷尔越来劲。
哈雷尔这回铁了心了。找到艾希曼的下落太不容易了。机不可失。
二
根据两年前的那个情报，哈雷尔第一次遇到了克莱门特这个名字。
两年前的那份情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住着艾希曼。
纳粹投降后，艾希曼消失得无影无踪。摩萨德掌握的最后线索是，1950年春，艾希曼手持一张梵蒂冈难民护照，从意大利登上驶往南美的客轮，从此音讯杳无。
此后，虽然不断传来艾希曼的消息，不过大都是模模糊糊的，无从下手调查。
像这样有街道、有门牌、细节难得明晰的情报，哈雷尔认为值得认真对待。他立即派遣两名特工前往阿根廷，找到这幢住宅，发现门口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个铭牌。提供情报的当地线人说，这两位只是房客，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才是艾希曼。但是房东很少露面。两名特工一番调查后，发现房东与纳粹毫无关联。于是打道回府。
不是第一次失望了，哈雷尔没有太在意。
两年后的今天，再次看到克莱门特的名字时，哈雷尔立刻意识到，上次大意了，犯了一个情报部门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
他立刻派出三名精干特工，再次前往阿根廷。
三名特工找到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两家房客都搬走了，不知去向。
不能四处打听，不能打草惊蛇。女特工迪娜想了一个办法。她从酒店物色了一个机灵的门童，自己装作一个单相思的痴情女子，让门童把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礼品盒送给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的克莱门特先生，不能让他知道是谁送的。她给了门童数额可观的酬金，叮嘱他，如果克莱门特先生搬家了，要设法打听到新的地址。
机灵的门童虽然没有打听到克莱门特的新址，却打听到他有两个儿子，还打听到其中一个上班的地方和摩托车的车牌号码。
三名特工顺着线索跟踪到了市郊加里波第大街的一处平房。隐蔽观察数天，一直没见到男主人露面。深入调查后得知，克莱门特最近在外省找了一份工作，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家。
哈雷尔发来指示：3月21日就要到了，这个人如果是艾希曼，这天他必定回家。
为了寻找艾希曼，哈雷尔做了一项十分枯燥又十分重要的工作：资料的积累与分析。他让摩萨德搜集了艾希曼的大量资料，进行细致研究。资料显示，1960年3月21日是艾希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哈雷尔深入研究了这对流亡夫妻的感情与内心状态，对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纪念日很有把握。
21日到了。中午时分，三名隐蔽观察的特工看到，一辆公共汽车靠站停下后，一位手持鲜花的中年男人下了车，向克莱门特家走去。秘密拍摄的照片带回总部，薄嘴唇，高鼻梁，戴眼镜，经过仔细核对，确定无疑，此人就是阿道夫·艾希曼。
三
抓捕艾希曼，是一个不能失败的任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任务。
国际情报界的同行事后普遍认为，哈雷尔创造了一个奇迹。
哈雷尔开创了一个国际情报界的先例，他说服本-古里安总理，自己作为国家情报首脑，必须亲临一线，担任现场指挥官。总司令要求上火线，担任尖刀班班长。
包括哈雷尔在内的12人特遣队组成了。有神枪手、侦察员、医生、证件伪照专家、化妆师，还有一名女特工，要与一名男特工扮演“夫妻”，租别墅关押艾希曼。
特遣队到达阿根廷后，将与国内不能有任何联络渠道，一切行动都要在没有总部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决定。
抓捕组组长由以色列顶尖特工拉菲·埃坦担任，埃坦挑选泽维·马尔金做副手。马尔金有一个特点，执行任务时很少带枪，他认为有枪在身，“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去开枪”，而多数任务要靠“常识、创造力和随机应变”去完成。抓捕艾希曼不能开枪，不能让他受伤，更不能把他打死。
哈雷尔在摩萨德内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特遣队从进入阿根廷一直到离开的全部保密事项和安全问题。专门小组的工作成果，是一本一千多页的手册，详细阐述了各种不测事件的应对措施。
突然有12个以色列人齐刷刷地出现在阿根廷首都，无异于自我暴露。于是，伪造护照和各种身份证件是第一位的工作。每个人必须有数套证件，警方确定怀疑目标多是从证件开始的。一旦被警方怀疑，就要立即变换身份逃脱监视。
备用证件不能事先制好随身携带，过海关时被发现就砸了。队员沙洛姆·达尼是伪造证件专家。他在纳粹时期被关进集中营后，仅靠能找到的一点儿破纸和工具，伪造出通行证，骗过了卫兵，大摇大摆逃出了集中营。达尼给自己护照上标注的职业是艺术家，然后大大方方地在行李中塞满制作证件所需的各种卡片、精美纸张、颜料墨水和笔刷刀具。海关官员看到这些东西时肯定会对这位艺术家的敬业充满敬意。
一张外国人面孔短时间里在一个地方反复出现，很容易被人注意。埃利·尤瓦尔作为特遣队的化妆师，他的任务不是让队员变得更加美貌，而是让他们变得看起来不像自己。
阿根廷海关和边防部门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两天里有12个关系密切的以色列人分别进入了他们的国家。12个人是在不同时间到达的，看不出他们的旅行是从以色列开始的，甚至看不出他们是以色列人。签证和机票显示他们分别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根本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丝毫关联。
每个人登记酒店的证件都是一套全新的，既不是入境时的证件，也不是出境将要使用的证件。
为了关押艾希曼和应付其他意外，他们在不同地点租了7套公寓。
还是出了些意外。埃胡德·列维维到酒店登记时，前台侍者一看他护照上的籍贯是老乡，立即热切地攀谈起来，数说家乡的种种风物。列维维暗暗叫苦，这个鬼地方他压根就没去过。他频频点头对侍者的见解表示赞同，办完手续后立即说声再见结束了这场“老乡”相逢。
哈雷尔最后一个到达。他寻找的指挥所再安全不过了。他事先充分研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具有巴黎风格的都市，掌握了市区数百家咖啡馆的名称、位置和营业时间。他白天的时间不是在某个咖啡馆里，就是在去往下一个咖啡馆的路上。在咖啡馆里他与组员分别会面，交流情报，发布指示。同一个咖啡馆不去第二次，如果被人注意到，他也只是个偶然一次来喝咖啡的游客罢了。
抓捕组每个成员人手一份艾希曼的照片和特征材料，确保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连续几天的跟踪证明，艾希曼的生活很有规律，白天外出工作，每天晚上乘坐203路公共汽车回家，7点40分左右在离家不远的车站下车，步行一段路走进家门。
正当筹备工作按计划紧张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
意外来自返回以色列的航班。
把抓到手的艾希曼秘密安全地押回以色列，是这个任务中难度最大的环节，甚至难于绑架行动本身。
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用什么交通工具押送艾希曼完成一万多公里的旅行。二是如何让艾希曼顺从而又不被怀疑地通过阿根廷海关和出境检查。
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当然是以色列的飞机了。但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尚未开通飞往南美的航班。
专门租一架飞机，显得过于突兀，平空惹人怀疑。
乘坐外国航空公司的普通航班，就要经过多个国家多次转乘，即使是个大件行李，这么折腾也很够呛，何况还是个大活人，是个非法绑架到手的纳粹战犯。
海上旅行也曾列入选项，很快就被否决。夜长难免梦多。
自助者天助，机会从天而降。阿根廷即将迎来独立150周年，要举行盛大庆典，邀请各国政府派员参加。以色列决定派遣教育部长率领代表团前往。
哈雷尔笑了，他看见了机会，进行了一番运作。
结果，为了这个规格并不很高的代表团，以色列政府破例安排了一架专机。教育部长十分高兴。只有哈雷尔心里清楚，安排专机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专机原定5月10日到达，11日返航。绑架行动就确定在5月10日夜晚。所有准备工作都在按照这个日期高效运转。
但是，5月1日传来了意外消息，阿根廷通知以色列，出于礼宾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将抵达时间推迟到5月19日17点之后，这样才能保证得到主人隆重的接待。
特遣队进退两难。如果按原计划动手，就要把绑架到手的艾希曼秘密关押整整十天。十天时间里，天知道会出多少意外！艾希曼失踪的消息传出后，假如纳粹分子反扑，假如阿根廷警方大规模搜查，一点儿疵漏就会导致全盘皆输。
推迟行动吧，高速运转的准备工作紧急刹车，也难免冒出什么意外，十多天里如果走漏了一点儿风声，如果艾希曼的作息规律发生改变，原定计划就得泡汤。
好在哈雷尔来了，该他拍板了。
哈雷尔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事态的可能走向。他的判断是，艾希曼失踪后，他的家人不会声张，更不会报警。虽然阿根廷政府高层同情纳粹，但艾希曼毕竟是个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而且用的是伪造证件获得了阿根廷的居住权。如果事情闹开了，舆论和司法当局都不会放过他的。艾希曼的家人只会在朋友圈中寻找帮助，而这些纳粹分子个个都是惊弓之鸟，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这是以色列人干的。他们想自保还来不及，绝不会有人有胆量为艾希曼公开做什么事。
哈雷尔拍板了，计划不变。考虑到队员的疲劳，行动只推迟一天，定在5月11日夜晚。抓到艾希曼后，在租好的公寓里关他9天，静候专机到来。
制定了三个具体的绑架方案以供选择。最终选定了A方案。这个方案决定，在艾希曼从公共汽车站走回家的那段路上动手。也有人对这个方案提出疑问：一辆坐满人的小汽车停在人迹罕至的路边，艾希曼很可能产生警觉，在夜色中逃之夭夭。
队员们对艾希曼的心理进行了分析。长期沿着固定路线回家的人，不会轻易改变习惯，德国军人尤其不会这样。如果艾希曼真的产生怀疑的话，他的自尊心也会使他为自己没有勇气走完几十米回家的道路而无地自容。
5月11日到了。如果阿根廷警方此前对这些天在首都各处走街串巷忙着租公寓租汽车的几个外国人产生过怀疑的话，那么今天一早，他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些人突然消失了。
绑架组成员一大早离开各自的酒店，搬进租来的一个公寓里，粘胡子，戴假发，带上新的护照。他们全部成了陌生的新人。
下午6点30分，负责行动的两辆汽车前后出发。一辆负责绑人，一辆负责策应。两辆车到达艾希曼家不远的十字路口时，队员们仔细观察了周围环境，没有任何异常。
7点35分，负责绑人的车辆停到艾希曼回家必经的路边，打开引擎盖，几个队员围上去，装出一副修车的样子。负责策应的车辆停在马路对面，当艾希曼出现时，负责打开前灯直射他的眼睛。
7点40分，203路公共汽车准时到站，按照往日规律这时应该走下汽车的艾希曼却没有现身。
沉住气，抓捕队员们互相示意。哈雷尔事先分析到这种情况，要队员们耐心等待。
203路公共汽车又来了两趟，艾希曼仍然没有出现。许多事情，往往在关键时刻都喜欢出些意外。
8点了，有人沉不住气了。哈雷尔事先指示说，如果8点钟艾希曼还没有出现，就可能出了意外，立即取消行动，全队撤离。
有时候要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有时要用一下自己的脑子。绑架组组长拉菲·埃坦看了看表，没有下令撤退。他再一次仔细观察了周围环境，经过紧张思索后，决定再延长30分钟。如果8点30分艾希曼还没有出现，再下令撤离。
煎熬中，时间一秒一秒地慢腾腾地挨过。
8点05分，又一辆公共汽车驶来，靠站停下。队员们同时眼睛一亮，有个身影走下汽车，是个中年男子。
艾希曼此时此刻对已经张开的罗网没有任何察觉，他同往常一样向家里走去。突然，一道汽车强光迎面直射过来，他下意识偏过头，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车，几个人围着车头在鼓捣着。他想，这车的发动机坏了。
走过那辆车时，一个人突然转身向他，用西班牙语打招呼道：“不好意思，先生！”
艾希曼伸手想从衣袋里掏出手电筒来。
瞬间，那人猛扑上来，艾希曼摔倒在地，失声惊叫。另外两个人冲过来捂住艾希曼的嘴，拎起他塞进车里。
两车绝尘而去。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
在车上，艾希曼感到有只手伸进他的左腋。纳粹军官在这个部位都纹有血型，艾希曼虽然已将纹身去除，但疤痕犹存。
押进公寓后。一个队员用德语发问：“你的纳粹党党证号码？”
“45326。”
“你的姓名？”
“里卡多·克莱门特。”
“你的姓名！”声音更加严厉！
“……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知道报应到了，认命了，“我是阿道夫·艾希曼，我知道我落到了以色列人手里。”
深夜，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走进一个男子，径直来到哈雷尔对面，坐下后说：“抓到了，就是他！”
哈雷尔这几天有点儿感冒发烧，他走出咖啡馆，街上寒风料峭，但是他感觉十分良好，精神格外振奋。
离专机到达还有9天。
哈雷尔向看守队员发布指示，如果遇到警方搜查，就将艾希曼藏进暗室。如果被警察发现，看押者要立即将自己和艾希曼铐在一起，把钥匙扔掉，绝不能让艾希曼跑了。然后告诉警方：
这是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他必须受到法律的审判。并且要求面见当地的阿根廷高级官员，告诉他你是以色列人，是按照伊塞尔·哈雷尔的命令行动的，将我的酒店和登记姓名告诉他，说伊塞尔·哈雷尔会向你们解释这一行动的动机，并且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承担全部责任。
让下属出卖老板！把国家情报首脑出卖给外国警察！队员们一致坚决反对。哈雷尔说：“这一行动和我们过去干的完全不同。这是一项高于一切的人道的和民族的使命，它的重要性超过一切东西。我是在按照良心行事。”
此后的9天证明，哈雷尔事先的分析是正确的。9天9夜里，没有警方搜查，没有纳粹分子的任何骚扰。艾希曼的几个儿子在医院、停尸房、警察局四处寻找父亲没有发现踪迹后，心里有数了，父亲落到以色列人手里了。他们不敢报警，他们尝试劝说当地的亲纳粹组织绑架以色列大使以换回父亲，但是，遭到了礼貌的拒绝。
艾希曼这个杀人魔王被捕后表现出来的怯懦谄媚，令队员们感到惊讶和厌恶。他居然向队员们讨好地说，我是犹太人的伟大朋友，我学过希伯来语，接着用希伯来语背诵了一段祈祷文，正是犹太人走向毒气室所吟诵的句子。队员们听得毛骨悚然，直想立刻就宰了他。
四
5月19日，专机到达。
到检验最后一个难题答案的时候了。
如何让艾希曼乖乖地、不引起任何怀疑地顺利通过阿根廷海关，安全登机？
特遣队员都将化装成专机机组成员，艾希曼也是如此。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艾希曼登机前要接受一次注射，这样他就会处于一种意识障碍状态，表面看来与常人无异，可以行走，但将短暂失去语言能力和部分行动能力，整个人显得温和而顺从，与中度脑震荡症状基本吻合。
在等待专机的9天里，哈雷尔与一个来阿根廷探亲的以色列小伙子见了面，说服他同意为国家尽一点儿力，假装遭遇车祸，被送进医院。小伙子给医生讲述的痛苦完全符合中度脑震荡的症状。离开医院时，他拿到了一张诊断书，上面的姓名就是艾希曼假护照上面的姓名。
即使遇到详细盘问，也不会漏出破绽。
但是，哈雷尔连简单的询问都不希望遇到。
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提前到达阿根廷，安排专机事项。他按照哈雷尔的要求，整天和机场的工作人员、海关人员混在一起，各种亲热，关系搞得十分融洽。
启程那一天，特遣队员和艾希曼登上以色列航空公司接送机组成员的三辆专车。当车队驶入机场时，这位高级职员坐在第一辆车的前排座位上，他打开窗户，与那些熟人们热情地招手问好。机场工作人员笑容满面连连挥手，三辆专车一阵风地直接开到了专机舷梯的下面。
为了防止返程途中出岔子，哈雷尔决定将专机中途加油的地点改在尽可能偏离原定航线的城市。当专机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机场时，飞机燃油已经用到极限。但是在这个西非国家，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关心一位失踪的阿根廷籍德国人的事情。
此后，一路顺利。
返回以色列后的5月23日，从这天的中午开始，有一个消息在耶路撒冷四处传播：本-古里安总理将于下午在议会发表重要声明。人们纷纷猜测打探，到底是什么消息，是喜讯，还是噩耗？
下午4点钟，本-古里安步入议会会场时，大厅已经挤满了人。
本-古里安走上议会讲台，全场鸦雀无声。
古里安发表的声明十分简短，用词不带感情色彩。但是，他的声音很不平静：
“我要向议会宣布，以色列情报机关抓获了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对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负有重大罪责。现在，艾希曼已经关在了以色列的牢房里，他将很快受到审判。”
会场先是死一般的静寂，然后，有议员抽泣起来，接着，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伊塞尔·哈雷尔此时坐在内阁部长的专设席位上。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照片从来没有上过报纸。他是那种以自己隐蔽无名而自豪的人，但是，今天他却没能按捺住内心的骚动，跑到议会大厅来，想在现场感受一下同胞们对他工作成绩的欢呼。
本-古里安宣读声明一年之后，阿道夫·艾希曼因灭绝人类罪受到审判，1962年5月31日，他被处以绞刑，骨灰随即抛入地中海的波涛之中。
亲手抓到艾希曼的泽维·马尔金返回以色列后，立即来到医院，站在病危的母亲床前说：“妈妈，我抓到艾希曼了，给弗伦娜报了仇。”他的母亲奇迹般地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我知道，你不会忘了你的妹妹。”马尔金的妹妹弗伦娜死于纳粹集中营。
绑架艾希曼，是国际特工行动的一个罕见案例，它所提供的专业策略、技巧与细节，成为各国特工机构长期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