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辉：多想记住您的容颜
多想记住您的容颜
陈群辉
我对母亲的影像是模糊的。因为任凭我将自己记忆的大海翻腾个底朝天，依旧找不出母亲清晰真切的影像。当母亲的影像若隐若现时，满脑看到和记起的仅是母亲慈祥的笑和关爱，而她的影像仍如水中月、镜中花，始终难以抓住。每当此时，我常常恨自己为什么母亲在世时不多端详一下母亲，那怕多看一眼增加些记忆也好。但世事无常，过去的永远过去了，唯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深深的歉疚和遗憾，甚而变成一个个沉重得有些窒息的字符。
我是最不愿意翻阅我的尘封的记忆的，因为记忆中更多的是母亲英年早逝的缺憾和母亲离世后所经历的痛。而母亲的影像却依旧是那样清晰而又模糊，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更多的是为自己记忆的缺失而背负的负罪感，因而长久以来，故意逃避，不愿提及和回忆。
记忆中的母亲个头不高，鹅蛋脸抑或圆脸，配着一抹浓眉和一对杏眼，高挺的鼻梁下有着一个嘴唇略显厚重的樱桃嘴，永远扎着一对齐肩的短辫，没一丝乱发，有着川人的秀美，又处处透出川人的精明和能干，温柔中亦透着坚韧。
当年，她也是附近村落很少上过中学的女人，见地和见识使她在村里好像永远都是小媳妇和姑娘们关注的中心，不论何时，身边总围着一圈年轻媳妇和待字闺中的姑娘们与她拉家常，有些年轻媳妇甚至到该做饭时亦要滞留片刻说完话才走。
那时家里很穷，没柴烧，生产队的树是绝对砍不成的，她便在父亲不在时出去把沟边长着的酸枣枝砍回来当柴烧，因而每做一顿饭，常常扎得满手是血。母亲心灵手巧，会缝补做衣服，父亲不知从哪儿买了台很旧的蜜蜂牌缝纫机，母亲便平时给街坊邻里缝补衣服补贴家用。我记事时，家境慢慢好转起来。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尽管我们弟兄几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但都非常干净，非常得体。母亲补的补丁也与其他人不一样，她总会想办法在补丁上缝一个小马驹或者其他动物图案，既遮蔽了破处又给衣服增添了好看的韵味。其他小朋友没穿过的塑料凉鞋好像我也是第一个穿到学校的，对现在的人来说一双塑料凉鞋根本不算什么，但就当时来说却是一件奢侈品。现在回想起来，母亲为儿子那双塑料凉鞋一定劳了不少神吧。
母亲是我们的一片天，她始终呵护着我们。大概是我穿凉鞋的第三天中午吧，好像还没显摆够似的，我把凉鞋照例脱下来让同学们都体验下穿凉鞋的感觉，我则爬在水泥铸就的课桌上睡着了。快上课时醒来，却再也找不到凉鞋了，问谁都说没见，该找的和该翻的地方找遍了，都没能找到。那天下午我都在恐惧和担心中听着课，放学也不敢回家，等到天黑，才偷偷摸摸地回了家。我不敢告诉母亲鞋丢了，怕母亲打我。现在我已记不清母亲是怎么发现我没穿鞋回家的，只记得清母亲没有打我。第二天早晨上学时，炕边放了一双旧的布鞋。我也没见母亲去学校，而当天晚上母亲就把凉鞋找回来了，只是给我说，以后把自己的东西看好，别再丢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同学恶作剧把凉鞋压在了教室外边胡基下，是母亲去学校找老师问出来的。
母亲打过我，至今我的左腿膝盖处还有一枚黄豆大小的白斑，那是母亲用烧火棍扔过来打我留下的。我们村北边紧挨着渭惠渠。那时，河两边长满了一搂粗的垂柳、白杨以及槐花树。河水除了雨季混浊外，大部分时间都非常清澈，河里满是鱼、虾和鳖。因而每逢夏天，下河游泳捞虾捉鳖成了正上小学的我和同学的好去处。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中午，我割满一笼猪草，和一大群同学脱光衣服又开始了常规的水上项目，以至于玩得忘乎所以，忘了回家吃饭。
在我们游泳的西边不远，有一处水利工程架设的水泥管道，我们管它叫“罐罐桥”。平时村里人舍远求近，都从上面像走钢丝一样从河南走到河北。不知母亲怎么知道我下河游泳，她从家里赶到河边，在岸上厉声呵斥我快上岸。可能有着在小朋友面前的小小自尊吧，我不听母亲的话，全然不顾回家可能招来痛打。母亲彻底怒了，装势在地上拣石头扔我，想把我从河里逼上来，在小朋友的轰笑中，母亲追到河北，我游往河南，她追到河南，我游往河北，害得母亲从“罐罐桥”上来回跑了好几趟。
躲过了一时怎么能躲过一世，倦了累了饿了，家永远是我们的归宿。小朋友们散了，我的牛性和脆弱的自尊随河水渐渐流走。我提着猪草，蹑手蹑脚地回了家。猪圈在后院，放猪草必要经过厨房。母亲在厨房烧火，我爬在厨房门外偷偷瞄母亲的脸色，意图乘母亲不备跑过去。就那一刹那，母亲的烧火棍扔了过来，正好打在我的左膝盖上，鲜血流了出来，我扔下一笼猪草撒腿跑到前门道。也许是天热的缘故，也许是玩的太疯了，我躲在门道乘凉的凉席上不久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感到有一只柔软的手在我的左膝盖上抚摸、擦拭。我眯着眼睛偷看，是母亲，而且清楚地看到她眼角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晶莹剔透的亮光。那时心里充满了委屈，而对现在的我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幸福遗存，腿上的白斑就是那次留下的。
我亦见过母亲撕心裂肺、痛苦的哭号。在那个年代，私人养猪种菜是不可能的。可川人的精明和能干以及担负全家五口人民生的事，她从来都是精打细算。老家门前有一株不知长了多少年的椿树，而且门前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场地。她便和父亲商量在家门前圈了一个猪圈，父亲买了一头猪仔，养了起来。那是全家人一年的希望所在，新衣服和年货都要从它身上出。因此，平时除了母亲下地带些猪草精心饲养外，我和大弟每天下午放学的头等大事，就是放下书包赶天黑前割一笼猪草回来。
可好景不长。一个深秋的傍晚，天气阴沉沉的，见不到一丝阳光，暴雨来临前的黑暗压抑得让人窒息。生产队出动当时唯一的一辆履带拖拉机，带着犁耙瞬间就把家门前的猪圈夷为平地。放学后，我们回家看到的是母亲披头散发，号啕大哭，哭得是那样撕心裂肺，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矜持。母亲为此近三天不吃不喝，神情黯然，而对那时年仅七八岁的我来说，即使知道谁做的，亦只能握紧拳头，还能做什么呢？事后，我听说，当时父亲也在场，把一碗饭劈头盖脸的扔在了开拖拉机的人脸上。
然而，造化弄人，好人多难。公元1976年深秋，母亲的生命之树在她28岁时戛然而止，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未留下，走的是那样的绝决，徒留满地的悲伤和无尽的思念。身后留下10岁的我，7岁的大弟，3岁的二弟和嗷嗷待哺的三弟。她走的是那样突然，连她的儿子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未能谋面，甚至在儿子们还来不及仔细端详她的容颜时便撒手人寰。28岁于人的一生正是风华正茂、生命之花怒放的青春年华，而我的母亲的生命之花就这么早的凋零了，凋零得是那样措不及防和毫无征兆，那一刻对我来说真如天塌地陷。
我常常在想，假如母亲不生三弟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事了？假如当时像现在一样，医疗条件齐备是不是也不会发生这事了？然而假设终归假设，而历史没有假设，只有残酷和无情。
母亲去世后，在清点遗物时，她在柜子里给丈夫和她的儿子们留下了她亲手缝制的满柜子的鞋子和衣服，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念。而她的离世也使这个家走到了濒临破败的边缘，幸亏在父亲的朋友劝说下，才得以为继。从此，父亲经常外出做工，10岁的我便担起家庭的重担，我知道母亲在天边注视着我。为了学压面，手指头绞进过压面机；人没锅灶高，便在灶旁放三层砖站在砖上做饭，很快学会了和面擀面、做玉米糁、打搅团；为练习切菜，手指头不知切破了多少次；上学背着三岁的二弟把他塞在课桌下；缝补的衣服在扎破无数次手之后，也由最初的如扎麻袋般到还看的过去。母亲如泉下有知，我想她亦要为她的儿子感到自豪，因为尽管她不愿她的儿子做这些本该她做的事，但她知道她已给了儿子应有的坚强和毅力，她亦可含笑九泉了。
母亲赋予了我们生命，亦给了我们坚强和不屈，即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亦不能报答母爱之万一，只是儿子那时还懵懂无知，还没学会珍惜，还没记住您的容颜，这是我今生最大之憾事，亦是我不愿翻阅记忆而一味逃避，深感愧疚之因。其实，母亲，您应该知道，我们是多么想记住您的容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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