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摆子

每年例行体检，医生都会奇怪，我的脾为什么比正常的大，我说，可能跟小时候打摆子有关系。

医生表示认可。

打摆子，我老家有个方言名字叫“打皮黄”（音），学名叫疟疾。中学读《生物》学，知道雌按蚊携带疟原虫，假如被带菌的雌按蚊叮了，就有可能感染疟疾。

每年立秋之后，父母亲都一再叮嘱我们，秋后不要洗冷水澡（池塘里戏水）了，容易得疟疾。那时候也不懂事，父母的话，自然当成了耳旁风。

后来知道，秋后为什么不能洗冷水澡，因为，那里按蚊最多，容易被蚊子叮上。秋天是洗冷水澡的最好时节，可真正得疟疾的还是少数人，我就属于那少数中的少数，不仅容易被叮上，且疟疾特别重。

在十岁左右，我连着得了好多年的疟疾。

每年捡棉花最旺盛的时节，也就是疟疾发作的季节。

一家人安静地围坐在一起掐棉花。我很快就变得萎靡不振起来，坐在对面的母亲突然对我大喝一声“我拿刀把你杀了，你干嘛老缠着我儿子。”母亲应用的是一个偏方，说这样可以把“皮黄鬼”吓跑。

“皮黄鬼”没有被母亲吓跑，我立即就睁不开眼睛了，在哥哥或者姐姐的搀扶下，我躺到床上，家里人拿出棉被压在我的身上，我蜷成一团，一个劲地喊冷，一会儿工夫之后，我将身上的被子踹掉，全身燥红，体温接近40摄氏度，由于高烧，嘴唇都干裂爆皮。躺在床上的我大汗淋漓，衣服和床单都湿透了。

我全身虚脱，感觉死过一次。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从太虚幻境里面还魂回来。从床上爬起来，在地上稍微活动一下，我好像没事人一样，尽管身体里感觉还是有点虚。

隔天来这么一次，或者隔两天来一次。

家乡人还有一个偏方，说清早天不亮的时候就起床，将村里人家的厕所都钻遍了，就将“皮黄鬼”丢在厕所里面了。

为了治病，我在天不亮的时候钻过全村的厕所，我没有将“皮黄鬼”丢在厕所里，倒是偶尔地在厕所里会撞上早起的人。

看见我钻厕所，来人也知道我在躲病。

“这个不用钻了，回去就好了。”

“对，回去就好了。”我应声答着。

我不知道，钻厕所是不是让我早锻炼呢，也许是的。

钻厕所还是没用，于是，父亲就从卫生院买来了药。那是我这辈子吃的最痛苦的药，药片比2分钱的硬币还要大，且一次要吞2片。

父亲也许是担心药片掰碎后影响效果，因此，他总是逼着我成片地往下吞，那个药片几乎跟我的嗓子眼一样大，一旦碰着舌根，那个苦味简直是翻江倒海的。一片没吞下去，搞得我恶心半天，父亲又给我端来了水，让我继续吞药。

如此的场景进行了好几年。

我终于还是倒下了，我忘记是谁把我送到卫生所的。

卫生所里的医生是上海的知青，也许她受不了我的呻吟和苦恼，她给我吃药的时候，顺便给我喂了镇静剂。

晚上，父母亲从地里收工后赶到医院，他们怎么叫唤我，我都是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很快就闭上了眼。那时候，感觉睁开眼睛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浑浑噩噩中，我听见父亲询问医生关于我的病情，医生说了一个词，我听见了“疟疾转伤寒”。

然后，就是父母亲的一阵低语，我好像听清楚了，又好像没有听清楚。那天晚上，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在医院里陪了我一个晚上，我睡得非常沉。

第二天，天还不亮，父亲就抱着我往镇上赶。

我闻到镇上空气里弥漫着油条大饼的气味，当时就觉得肚子特别饿。

“我想吃侉饼包油条。”在父亲肩头上，我小声地说着。我怕父亲不同意，可他还是背着我来到油条摊位前，他把我轻轻地放到地上，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手绢里包着几块钱和几两粮票。

父亲给我要了一张侉饼和一根油条，包好后递到我的手里。也许是因为生病的缘故，我都拿捏不住。

父亲拿着饼递到我嘴边，我试着张大嘴，可我的嘴还是不能张开太大，我就咬到了一点点油条到嘴里。也许是嫌热油太薰人了，我有点恶心，感觉又要呕吐。

我摇了摇头。我看见满头大汗的父亲，脸上露出非常沮丧的表情。

父亲背着我到镇卫生院，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医生上班了，父亲是那么的迫不及待。

后来知道，医生是镇卫生院的院长，他对我诊断一番后，对父亲说“疟疾。”

父亲长出了一口气。

“他的病毒很厉害，有一种药，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试试？”

“要是能治好，我们听你的。”

“这个药很厉害，不知道孩子是否受得了。”

“没事的，用药吧。”

医生开了两支针剂，我一下子就记得那个药的名字了——奎宁。

医生给我打的不是针，而是麻醉药，一针打在屁股上，急速的胀痛让我的半边屁股瞬间就因为胀痛而失去知觉了，接着半边身体都跟着麻木了。

药推完后，我在床上至少趴了半个小时。

“回去后，用热毛巾给他敷敷。”

第二天，我又去镇上打了第二针。那天打完针后，我又找父亲要了一套侉饼包油条，我终于把这平时想着都流口水的美食吃下去了，吃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一些。

“买吃的总比花钱买药好。”我听父亲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后来，我再也没有打过摆子。想起当年的经历，我全身还是发冷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