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川边风云》辑录（13）

1905.川边近现代史的一个节点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13）

血案酿成(中)

“凤大臣”八月进炉，待招兵买马准备就绪“西出炉关”，已是“花无锦绣，万紫千红一笔钩”的季节。翻过折多山，在海拨三四千米的风雪高原上，艰难跋涉了那么多天，一下来到“地脉温和泉水足，何曾风景似蛮荒”的巴塘，即被这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沃土迷住，不想再往前走了。巴塘屯垦，当时是川督奏准朝廷，正在办理的一件大事。这位“凤大人”在巴塘住下后，便将此事揽在身上，并以“勘办巴塘屯垦，远驻察台（察木多），恐难兼顾”为由，上奏朝廷，请求“变通留驻巴塘半年、炉厅（打箭炉）半年，以期办事应手。”遭朝廷拒绝，著其“仍驻察木多妥筹办理”，可他仍违旨不前。可见他对巴塘是多么的“情有独钟”。

这位历来办事专断，眼下又一心想邀边功的“凤大臣”，在巴塘住下后，见垦务规模太小，便急于扩大垦埸。可他哪里知道，在这历来是土司和寺庙称霸的地盘上办这种事情，是急不得的。因为，尽管这土司地面虽“归化已久”，可“一旦开垦其地，必非所愿，规划自属不易”，真要动其土，他们便会以“风水神山”动不得为由，加以拒绝。

照四川布政使司的筹划，“惟有于川省人员中，择朴实耐劳，又熟于边事者，派充粮务委员，久驻巴塘，日与土司、夷人相接，渐能言语相通，情意相合，然后喻之以理，饵之以利。其有理所难喻，利所难饵，纯任其桀骜之性者，又必得用重兵以镇慑之。威惠并行，操纵得法，庶几可地利可兴，边衅不启，矿既开而商自集，土既垦而屯可办也。”

具体经办垦埸事务的吴锡珍和吴以忠，对其开办中遇到的阻力亦早有呈述：“巴塘地面，俗称'三曲宗’，正土司（罗进宝）为第一曲宗，副土司（郭宗札保）为第二曲宗，丁林喇嘛寺为第三曲宗”。当他们“分别饬札正副土司暨丁林喇嘛寺，令其克日指实地名界址，以便迅速往勘，毋稍观望。”并将那“三曲宗”传集到一起，“晓以利害，开导至再至三”后，虽“正副土司乐从其事，均无异言”，可那“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等结称：'所管土地，除放牧牛马草场以外，并无可垦之荒山荒地’，因恃其俗僧之众，显系狡展。”这就说明，正副土司虽迫于压力表面上同意了，而喇嘛寺却没有买怅。吴锡珍等在就这种情况下，草草拟具了开办“巴塘垦务章程十二条”，开始了巴塘垦务，可事情却并未搁平。不谙边务的凤全，不顾一切，急于行事，就更把事情弄遭了。

“凤大人”哪料到事态的发展如此严重——

他一到巴塘，负责垦务的吴以忠，为扩大垦埸，即从外地匆匆招聚土工（垦民）多人。新招的土工一来，要吃要住，又给当地增加了很大的压力，这更引起了喇嘛和土司的反对，他们在事后递交给打箭炉同知刘廷恕的一份《公禀》中就说：“地方所产粮食尚不足本地人民度活，今又未往别处办运粮食，一味靠着就地之粮，又吩示所卖粮食概不准百姓买卖，尽被官员发给兵勇、土工吃用。”于是他们便聚众破坏垦埸。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１９０５年４月２日）傍晚，就放火烧了石垌垦埸的一所房屋。

垦埸被烧，情势吃紧，粮员吴锡珍立刻将探得的情况禀报凤全，要其早为筹备。当时，凤全住在粮署，吴锡珍住在租用的正土司的业坝（管家）阿登的家内。恐钦辕卫队力量不足，凤全即传谕都司吴以忠带领新练土兵八十名，驻扎辕外巡防；并谕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札保，各带古噪数十名，均扎辕内保卫；又谕吴锡珍带领汉民，巡警街道，兼探消息。可这一切均无济于事，到了（４月２日）的初更，即枪声大作，三千多人“四面窜扰，猛烈莫当”。一股围攻外国人的教堂，一股阻截上下街道，一股围击粮员住所，一股则近逼凤全的住所“钦辕”。战斗十分激烈，二更时只见教堂烈焰冲天，军攻王得胜、兵丁余化龙同时殒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