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 | 徐继畬的见识
作者：李铁生
1998年，时任美国前总统的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专门提到一个中国人：“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 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当时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
这位成就中美文化交流一段轶事，被克林顿热情赞扬的人，就是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
前文克林顿所说的纪念碑文故事，缘于1848年7月4日，华盛顿特区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在世界范围内征集了193方铸文和石刻。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的这块由美国传教士帮助制作的花岗岩石碑, 被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第10层，碑高1.6米，宽1.2米，碑的四周是花卉、树木及人物浮雕。
徐继畬的见识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他留给我们的财富，是1848年刊刻于福州的《瀛环志略》，一本让当时中国人正确认识世界，走出中世纪夷夏天下观的一部奇书。
1844年，徐继畬以通商事务久住厦门，与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相识。雅裨理回忆说：“这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中国高级官吏。”经过五年不懈努力，1848年，“稿凡数十易”的《瀛环志略》初刻于福州。瀛环，意思就是海水环绕的万国，即世界。中国自古用天下、四海、坤舆等概念来表述世界。徐继畬按照当时最先进的地理知识，用“瀛环”二字代指世界。《瀛环志略》问世后，晚清流行用“瀛环”代指世界，直到20世纪初才被“世界”一词取代。
28载之后的1876年，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他随身携带着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把沿途所经过的18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与徐书相对照，发出了如下感叹：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确实如是，且早吾辈20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所能贡献出来的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但在郭嵩焘未走出国门见识外面世界之前，他对《瀛环志略》的评价是很负面的。
今天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对《瀛环志略》的指责，恰恰正是《瀛环志略》的价值所在。在出版之初少有知音，是因为《瀛环志略》远远超出了它的时代。
1887年，大英帝国的世界一体观开始试图冲击中国的夷夏天下观。但当年英王派出的使团因使臣中途去世而折返，未能到达中国。1792年及1816年，英国又先后两次派遣使团前往中国，要求通商，均无功而返。乾隆皇帝在1793年拒绝了英国开展中英贸易的要求。乾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没有认真琢磨英国人所送的礼物的含义。英国人的礼物包含天体运行仪、天文望远镜、地球仪、计时器、榴弹炮、毛瑟枪和连珠枪。另外，还有当时英国最大的军舰“君主号”的模型。这份礼单是英国政府精心挑选的，意在用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展示英国的强大和与英国贸易的好处。
接下来的鸦片战争，大清帝国惨败。清帝国终于想起来要了解一下自己没打赢的敌人：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到哪里去？于是有两本影响深远并为大众所熟悉的书问世：《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以现在的眼光看，只有《瀛环志略》答对了这三个问题。
《瀛环志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富强。拳拳赤子心，见于王韬的《瀛环志略》跋文：“呜呼，中丞（指徐继畬，下同）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 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迩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 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方今光气大开，西学日盛，南北濒海各直省，开局设厂，制造舟舰枪炮，一以泰西为法，而域外之山川道里，皆能一一详其远近夷险，未始非中丞为先路之导也夫！”
徐继畬醉心地理学，曾著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以及《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汉志沿边十郡考略》等著作。正是这种科学和钻研的精神，使得《瀛环志略》教会国人以冷静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新世界，把中国放进世界之中，放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上。
《瀛环志略》颠覆传统天下观的最直接表现，是徐继畬心仪西方民主政治。他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
对于万里之遥的“夷人”来到大清帝国的目的，徐继畬的看法也超越时代，他并不认为对方是来灭亡中国的，而是来通商的。“西人以商贾为本计”，“并无攻城略地，割据疆土之意”。对于商业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也是非常清醒。他强调以商为本、以利为命是西方诸强国的基本特点。
徐继畬自己是由研究地理出发进而具有民主思想，他的《瀛环志略》也使不止一代的士子走上同样的道路，如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直至孙中山。《瀛环志略》对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从1859年开始接连翻刻此书，被誉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那个时间点，正是“明治维新”即将发动的前夜。
徐继畬深知处世谨慎，方可幸得善终。他“自丙辰（即1856年）春间设帐平遥，至今已八年矣，闭门谢客，恒三四月不出馆门，故人有枉顾者，亦不报谒。数年中，共事之文武员弁或以寒暄信来，一概不答，邸报亦不借看”。
正是这种谨慎，使他最终以“老实人”的评价，得以善终。1873年3月30日（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徐继畬在家中去世，享年78岁。
对于清朝尤其晚清官员，人们往往关心其是否廉洁。徐继畬在一封信中自述：“回首生平，不值一钱，惟名节二字，留以盖棺，不敢再有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