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绘画提高艺术直觉能力和熏陶健康高尚人格
人才教育的新视野
绘画艺术无论是对于学习绘画而言，还是对于欣赏绘画的观众而言，都非常有利于提高艺术直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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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创作需要艺术直觉能力
从作者绘画的角度来看，作者无论是风景画、人物画或者其他绘画，首先需要从大处着眼，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所描绘的对象进行艺术的直觉，把所描绘的对象纳入自己的审美视野，对其进行整体的审美直观，然后才能对审美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和刻画。
从成语胸有成竹的含义来看，画竹要求落笔之先，作者要有充分的谋划，应先在心里构思出要描绘的完整的竹子的形象，当竹子的审美意象在胸中孕育成熟，呼之欲出时，然后借助于艺术技巧把竹子描绘出来。苏轼指出：“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苏轼与画竹名家文与可同为“湖州画派”的代表人物。“胸有成竹”这一成语就是苏轼称赞文与可的话，称赞文与可在画竹子之前，在内心已有画好的竹子了。由此可见，胸有成竹或者说成竹在胸的本意都是说画家在画竹以前，通过艺术构思，首先在大脑中形成竹子的审美意象，然后才能通过艺术技巧描绘出来。这里所说的“成竹”，客观上就体现了作者对竹子的审美直觉或者审美直观能力。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作者如果经常进行这种胸有成竹的艺术构思训练，就会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直觉能力。
与苏轼相媲美，郑板桥也有类似的画竹经验。他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的意思是说，作者在画竹以前，从竹子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中得到启示，激发作者的情感，经过“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然后，借助于笔墨和艺术技巧，挥洒成“手中之竹”，即“画中之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然之竹只是画家眼里竹子的表象，不是纯粹客观的竹子，因为画家看到眼里的竹子已经和自然之竹有所区别了，然后画家再进行艺术加工，对竹子进行审美化，通过艺术构思，逐步形成胸中之竹，这就是所说的意在笔先，等落到纸上，转化为手中之竹。“手中之竹”说的是画家所创出的一个“第二自然”，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都是眼中之竹的升华，概括说就是画家把眼睛看到的客观形象，经过大脑的意象处理，最终经过技术加工物化为典型的艺术形象，是艺术创作的过程。实际上，郑板桥这里所说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都需要作者的艺术直觉能力，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发展过程，也都离不开艺术直觉的伴随。
以形传神，形神兼备，这是绘画艺术的至高境界。从意境创造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抒情诗及风景画，就特别讲究化情思为景物，力求做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从艺术形象创造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特别重视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特别是各种绘画，往往都需要作者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直观的基础上，通过激发艺术灵感，才能创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我们欣赏各种绘画艺术，都需要对作品中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直观，而不是像采用解剖刀一样，把绘画作品割裂的支离破碎。
在西方美学史上，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文艺美学最早注意到诗与画的相同、相似之处。古希腊的西门尼德曾说过，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古罗马贺拉斯也曾注意诗犹如画。对于诗画的统一性，中国美学非常重视诗画联系，诗画一体，二者都需要高度的艺术直觉能力。我国苏轼评价王维的诗时曾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威廉·图兰多则认为绘画优于诗歌：“因为绘画似乎比文学更能打动人心。它使历史事件呈现于眼前，而文学作品则须由听觉唤起对它们的记忆，对心灵的触动要小些。这就是我们在教堂里对书本的崇拜不如对画像、绘画崇拜那样强烈的原因。”威廉·图兰多之所以认为“绘画似乎比文学更能打动人心”，客观上恰恰反映了绘画具有形象的直观可视性的优点，能够激发观赏者的艺术直觉能力。
达·芬奇通过对诗歌与绘画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二者的联系及其区别，从中客观上也肯定了绘画的形象性与直观性。他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绘画处理的是自然哲学，是研究身体的运动对心所发生的影响；诗所处理的是精神哲学，是描述心理活动；从创造与欣赏的角度来看，达·芬奇认为，绘画通过和谐的比例能创造出形态美，这便于人们欣赏；诗是靠语言文字再现形状、动作和景致，不如绘画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对此，他还以创作的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个画家和诗人都用一场激烈的战斗做题材，然后把两个人的作品向公众展览，看谁的作品更吸引观众，引起最多的讨论，博得最高的赞赏，产生更高的快感。达·芬奇认为，毫无疑问，绘画在效应和美方面都远胜过诗，因此，他断言，如果把画叫“哑巴诗”，那么，画家也可以把诗叫做“瞎子画”。他认为，哑巴优于瞎子，绘画优于诗歌。在他看来，绘画之所以优于诗歌，就在于绘画具有形象的直观可视性，而直观可视性客观上恰恰需要观赏者的艺术直觉能力。
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洛阳看见一幅色彩鲜艳的壁画，画的是一群乐工正在聚精会神地演奏一支乐曲的情景。他被这画吸引住了，边看边点头称赞。旁边的人问他看出了什么，他笑着说：“你们大概以为这壁画很平常，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要是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它很不一般呢。它不仅准确地表现了乐工们正在演奏什么乐曲，而且还表现了正在演奏曲子的第几节第几拍。”王维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兴趣，但众人始终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王维确切的说：“演奏的是《霓裳羽衣曲》，正在演奏这支曲子的第三节第一拍。”王维之所以能够鉴别这幅绘画，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画家和音乐家，他对绘画的鉴赏，一方面表现了他高超的艺术鉴赏力，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具有很强的整体艺术直觉能力，同时，也显示了他对绘画能够细致入微的甄别与判断能力。
事实上，我们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经常欣赏绘画，就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艺术直觉能力，直接促进其他艺术表现力的提高。特别是欣赏油画，如果没有艺术直觉能力，过于注重作品中的细节和局部，就很难欣赏到油画作品的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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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陶健康高尚人格
绘画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也具有寓教于乐的教育作用，优秀的绘画作品能够熏陶健康高尚人格。在这方面，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的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绘画艺术对观众的熏陶教育作用。
在《画论》中，狄德罗明确指出了艺术家应有的宗旨和责任。他说：“使德行显得可爱，恶行显得可憎，荒唐事显得触目，这就是一切手持笔杆、画笔或雕刻刀的正派人的宗旨。”这就是说，艺术家应抑恶扬善、爱憎分明，遵守正派人的宗旨，让坏人看了严厉的画面时感到非常害怕。他认为，“画家也有责任颂扬伟大美好的行为，而使它永垂不朽，表彰遇难受冤的有德行者，而谴责侥幸而得逞反倒受人称颂的罪恶行径，威慑残民以逞的暴君。请你画一个任凭猛兽吞噬的康茂德的尸体；让我看见他在画幅上受利爪獠牙的撕裂，让我听到充满愤怒和快意的呼声从他的尸体四周发出。为受凶之徒、受神祗、受命运欺凌的正直的人复仇”。
很显然，艺术家既然是“人类的教导者、人生痛苦的慰藉者、罪恶的惩罚者、德行的酬谢者，”必然要关注现实，在移风易俗中培养人们的高尚趣味，实现文学的启蒙教育作用。狄德罗认为，艺术应该促使全国人民严肃思考而坐卧不安，使人们的思想动荡起来，产生象地震在摇晃和陷裂那样震撼人心的启蒙作用。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还指出：“倘使一切摹仿艺术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倘使有一天它们帮助法律引导我们爱道德恨罪恶，人们将会得到多大的好处！哲学家应该发出这样的呼吁，他应该向诗人、画家、音乐家，大声疾呼：天才的人们，上天为什么赋予你们以天才？假使他们的呼声被接受了，那么不久以后淫秽的图画不会再挂满大厦的四壁；我们的歌唱不再成为罪恶的喉舌，而高尚的趣味和习俗可以更加得到培养。”在《论画断想》中，他又指出：“假如我能够促使绘画和雕塑变得更加端正和更合乎道德，想到同其他弟子一起使人们敦品励行和移风易俗的日子早日来到的话，我愿意牺牲看见裸体美的人乐趣。”由此可见，狄德罗对艺术家提出要求，强调和倡导了艺术家进步的宗旨和社会责任感，是出于对青少年成长的关心和爱护，也是为了艺术家以艺术的形式，在移风易俗中除旧迎新，在思想启蒙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从审美促进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经常欣赏健康优秀的绘画作品，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特别是对于幼儿和儿童想象力的开发，让孩子们多练习一点绘画，对于提高他们的观察力、艺术想象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艺术直觉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