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高 ：凝视故乡

作者：马明高　

01

坐在了老家窑洞里暖暖的土炕上，我的心就踏实了。

今年，我决定在我老家的老院子里陪我的父母过一个春节。

我的父亲已经八十三岁了，我的母亲也已经七十二岁了。他们一直舍不得离开我家的老院子。父亲就是到城里我和妹妹的家里住，也大都不过夜，叫我们迟早也要把他送回去。他对老院子放心不下。即使母亲到我们家里住下也超不过五天，父亲就给我们打电话了，说还不赶快把你母亲送回来呢！母亲更是如此。她更是放心不下自己在院里院外种的那些菜。尽管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老人家在我家窑洞的前面，还有院外东面的空地里，刨刨砍砍，平平整整，种上些西红柿黄瓜、白菜茴子白，还有玉米豆角之类的东西。没有想到却一年比一年长得茂盛。常常是自己吃不了，打电话叫我们回去拿。我一月十天的有空儿就回去看看他们，经常就是满载而归。小时候，我家的这老院子里挺红火的，我的老爷爷，两个爷爷，父亲和二叔、三叔都孩子们不少。我家四个，二叔家五个，三叔家三个，四世同堂的一个大家族。后来，老爷爷去了，二爷爷去了，奶奶去了，爷爷也去了。再后来，三叔家在村里盖下新院子，离开了。我家在村里盖下新院子，弟弟也搬出了老院子。然后，我们这一辈娶的娶、嫁的嫁、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都离开了老院子。就剩下我的父母、二叔二婶，还有二奶奶守着这座老院子。这几年里，二奶奶离世了，二叔也离世了。二叔的最小的儿子在太原钢铁厂上班，媳妇生下孩子了，二婶也跟上看孩子去了。这样，就剩下我的两位老父母独守空空的老院子了。每年过春节，都是腊月二十八九，我送回过年的东西看看老人们。正月初二姊妹四个都带上孩子们回老院子里聚会，给老人们拜年。好在我的弟弟还在老家的村里住着，大年初一都是他们和老父母在一起过。

今年腊月二十三，是二婶的七十岁生日。伯属弟弟明卫带着二婶、媳妇和孩子回来，在老家的老院子里给二婶过了七十，定下过了春节和元宵节再回太原。因此，我也决定带上妻子和孩子们，回村里在老院子里和老人们在一起过一个节。

02

除夕的中午，我们细细致致地打扫了院子，贴好了对子和喜帖，就开始在院中心摆火楼了。明卫弟弟早早地准备好了摆火楼的块炭，压柴和引燃用的软柴。母亲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说这个院子里好几年没有摆火楼了，今年好啦，有火楼啦，有了火楼也就红火啦。我的心里喜滋滋的，和明卫弟弟干得更欢实了。以前，每年的火楼就不用我们操心，大都是二叔摆的。二叔是个细致勤谨的人，在世时在煤矿上当工人就每年被为劳动模范，退休后也闲不住，把这个老院子里里外外收拾得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如今他不在了，院子内外就怎么也没有原来齐楚了。我边摆火楼，边问母亲，怎么不见二明哩？二明是我弟弟，一年四季在外面开大卡车给别人打工。去年给侄儿结婚成了家，今年又添上了小孙孙，日子能不紧吗？肯定是忙，但也不能忙得到除夕了还不见人影呀！母亲喜悦的脸立刻就拉长了，摆摆手说：快，不能听了，人家两口子忙得今前晌才来。我说忙甚哩？还能忙到这会儿。母亲说：快过年了，他二连襟子家才出了大乱子啦！两个儿子在煤矿上二班，黑间十二点下班了，借了个车开上往城里赶，和迎面上来的大卡车撞了，哎哟哟，他们车上坐的三个人都死了，两个儿子都是结了婚没几年，孩们才两三岁，噌地一下就都没有了。二明家妻姐姐气得都晕过去了，也住了医院了，至今还不敢告那两个儿媳妇和孩们哩，昨天才埋葬了，二明家两口子帮忙忙得今前晌才回来。听母亲说完，我的心里一下子就凉了下来，满怀欢喜过大年的喜悦心情很快就不知减弱了多少。这人世间为何什么时候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摆好火楼，收拾完东西，闲着无事，我们就走出院子，想到周围邻家院子里看看，还有几家在这个湾子里过年。我们家住的这个地方，叫崖湾，西边挨着的是兑镇镇政府办公的旧楼旧院子，东边挨着过去的兑镇转运站，下了坡子就是兑镇的汽车队。顺着铁路走两三里路，就是从明清到民国以至改革开放初都热闹非凡的兑九峪古镇。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大湾子里住着近二十户人家，大大小小有四百多口子人，占了俺后庄村的六分之一。大的院子就是溜虎家院子、俺家院子、孔生家院子、虎生家院子、亮生家院子、京拴家院子和转运站的家属院子。那时候可红火啦！我们几十个孩们放学了，星期天和放假了，经常爬到寨子山和变电站的山地里玩打仗，在溜虎家院子里和俺家院子里玩演木偶戏和放映电影，还起名为崖湾木偶剧团和崖湾儿童电影制片厂。我后来高中毕业后，在我们县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彩色的童年》，写的就是这些事儿。那时候的崖湾整日里鸡鸣狗叫，男欢女笑，大槐树底下有坐在一起吃饭聊闲话的人们，上坡拐弯的路上经常有人行走，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勃勃生机。如今，这么一个大的湾子里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偶尔的一两阵人声和零星的几点鞭炮声，更衬托出这么个大湾子的冷清与衰落。

我们从崖湾的最上边一个院一个院地看着。最起头的是金喜家的院子，没住一个人，蒿草长满了院子，连对子也没有贴。接下来是我大姑家，前几年我大姑去世后，孩子们就再也不回来了，也是满目荒凉。下来是亮生家，去年亮生家父亲去世了，就他妈一个人住着，亮生为了孩们上学早就到城里住去了。明卫告诉我说前几天回来接上他妈到城里过年去了，老人家不想走也没办法。过来是京拴家，是京拴家儿子住着，正在忙着贴对子。下了坡坡，是玉花家，也没有人住着，但还有人贴上对子了。过来是金锁家，他儿子住着，门锁着，不见人，对子已贴好了，还摆着个小火楼。明卫说估计是去他父母家里去了，他父母现在在虎生家院子住着。再过来是王玉成家院里，他前几年就离开人世了，现在是他姐姐在这儿住着。见我们进来了，忙打招呼让我们进屋里坐。我们说不了，她就告诉我们说早就不想在这儿住了，没办法，她们村被采煤的都挖空了，都塌陷裂缝得不能住了，镇上倒是给搬迁的盖新楼了，也交了钱好几年了，就是完不了工住不了，都六十多岁了，也不知道甚时候能住上楼。

我们从玉成家院里出来，经过大槐树来到郝孔生家院里。好大的一个院里就住着一个人。他胡子拉碴的，正踩着杌杌在贴对子，是个外地人，我们不认识。孔生家院子的隔壁是明光家的院子，原来住的他父母和弟兄两家，现在一个人也不住着，窑顶上和院子里都长满了蒿草。原来，从他窑后壁有条上山路，能上了上面山上的变电站。现在塌倒得几乎都成了直崖山了，更不要说有路了。

下了大坡，东面就是崖窑，崖窑下面是刘二保家和老五成家院子。崖窑上早就不住人了。刘二保家更是塌倒得不成个样子了。只有老五成院子还有些人气，是京拴家老两口在这里住着，正在嗞啦嗞啦地炸油糕，红对子已经贴得亮亮堂堂。出来就是溜虎家院子的窑顶上了。这个院子四四方方，是崖湾里最大的院子，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玩耍的院子。二狗、溜虎、免兔、二虎和明光，我们的年龄都差不多、每天都在这个院子里天黑了还不回家。院里有他们的伯属爷爷张老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躲洪灾逃荒到这里的，高高大大的身材很威武，说话骂人都是嗓门极洪亮。有在水峪矿上班的临县人张福官，也是一大家子。有从如来村搬来的宋学荣家，一 大家子就凭他在供销社上班养活。有从西面子迁来的徐三溜家，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靠他在粮站上班养家。老人一-辈子勤恳劳作，退休了，还和三儿子承包了上河里的菜园子地，种菜卖菜。溜虎家和兔兔家就不用说了，也都是两大家子。可如今，这个院子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不见，院门紧紧地关着。我从窑顶上走过去看了看，对子倒是贴上了。明卫说前几天还见住着一个人，听说是外地人在这里租房住的，不要房钱，只要把院子看好就行了。

从溜虎家院顶边上的那棵大槐树拐弯走过来，就是我们家院子、张福喜家院子和虎生家院子。张福喜家院子一年四季紧锁着，不见有人。金锁家老两口现在在虎生家院里住着，儿子们正说笑着和他父亲贴对子。

我们三家的窑顶上面是一个大山头，叫南寨子，上面也住着几户人家，就是从虎生家对面的坡路上上去的。如今，早已坍塌成断崖山了，早几年就无路可走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高考落榜了想自学成才，每天早晨到寨子山上图安静读书背书，每天中午到寨子山上的高音喇叭下听广播里讲陈琳英语，都是走的这条大山坡路。现在，站在这断崖坡上俯瞰崖湾东西两边的旧镇政府大院和旧转运站，破败不堪，老旧灰暗，不见人影，只见堆满了破旧杂乱的废纸废塑料和烂酒瓶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废品堆放场了。再回头望这苍白破败的崖湾，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凄凉。那几家新贴的过年的鲜艳对联，更映衬出了这些院落的残破与颓败。

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祝福》里的一段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今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声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今天倒是天空晴朗，阳光灿烂，但却越发地凸显出了山村的苍白与破败。过去那种过年的景象再也找不回来了。不知再过十几年，这里还能有几户人家？还有没有人家？想到这里，我的心里越发的凄清悲凉……

03

大年初一早晨，我们早早就起了床，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就把昨晚准备好的鞭炮系在一根长铁丝上，点着一支香，开了门，要放开门炮了。我这几年越发觉得自己没有小时候胆大了，小心翼翼地用那亮着红光的香头一碰鞭炮从红油纸中探出的细头儿，刚听见有的响声，就急忙把铁丝伸出去，鞭炮就啪啪响了起来。不一会儿，二婶家门口也响起了咚叭咯叭的开门炮声。

我和明卫就在院中心开始点火楼了。他拿打火机从下面燃着了引燃的软柴，我就急忙用秸扁扁一下一下地扇火。不一会儿，火楼就呼呼呼地烧起来了。一阵浓黑的烟冒过后，整个火楼就变得火红，把整个衰老残破的院子照得红火通明。

这时，我们才听见隔壁院里和远处响起了零零星星的爆竹声。孩子们也都起床了。我跟着母亲把枣山花馍供在上窑东西两边的天地爷、土地爷神龛里，点上红蜡烛和三支香，然后回窑里把灶君爷面前的红蜡烛和三支香也燃着，供上如意花馍。接着又到院门东西两边的门神爷神龛里供上枣山花馍，点着蜡烛和香。随后又把财神爷、观音爷、床神爷等等一一恭恭敬敬地进行供献祭拜。

饺子昨天晚上边看春节联欢晚会时都已经包好了，都在那秸扁扁上静静地卧着，上面盖着薄薄的笼布，以防它们变硬。母亲和妻子先是开始焯凉菜、调凉菜，然后是炒热菜，都做好上桌了，才把已经用锅蒸好的碗子肉从笼屉里拿出来，扣到碟子里，摆上了桌子。这就叫喊我们吃饭了。孩子们却一动不动，或抬头看电视，或低头摁手机，叫上几声，这才懒洋洋地过来了。

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总是早早地盼着过年了。初——大早，总是起得比大人们早，抢着要去放开门炮，放两个双响炮就急忙出来跟大人们点火楼了。点着了火楼，这才开始在院子里又蹦又跳，玩耍着放鞭炮了。那时候总是觉得鞭炮少，根本舍不得把那一串一百响的炮仗噼噼啪啪地一次放完，而是把它一个一个地拆下来，放在新衣服的口袋里，围着火楼放鞭炮，看谁放得好，看谁胆子大，放得妙。有的手捏着爆仗，点一个往天上一丢。刚一放手，就听见头顶上空“啪”地一声脆响，仿佛是谁用无形的鞭子朝着深蓝色的天空抽了一鞭。马 上，村前村后的什么地方就会跟着响起一个回声。大伙就嗷嗷嗷地拍着手叫好；有的把炮仗插在墙缝里放，爆炸后半响，墙缝里还会冒出丝丝缕缕的青烟；有的在平滑的烂泥里插一个炮仗，一声炸响之后， 烂泥里就会开出一朵暗红色的坑花；有的把炮仗放在铁皮桶里放，听到的是一声闷头闷脑的炸响；有的还把炮仗放在一个破碗下面放，一声炸响之后，连那破碗儿都兀自向上一跳，怪逗人的。还有胆子大的敢手捏住炮仗末端直接放，用烟头一点，把头扭到一边，闭上眼睛，听见耳边啪的一声炸响，睁开眼一看，手中的炮仗不见了，只留下两指头炮仗炸后的痕迹。大伙儿问他疼不疼？他嘿嘿一笑说有点麻，过一会就好了。大伙儿都摇头说不敢。不过，那时候的鞭炮是用硝粉做 的，没有现在的威力大，好像都是用炸药做的。还有的比本事大小，把炮仗放在地上的水边放，这就看谁在时间的火候上拿捏得准。扔出去的早了，炮仗的捻线就会被水浸灭；扔出去的晚了，炮仗只会在空中炸响；只有不迟不早，炮仗才会在入水的那一刹那炸响，并随着响声溅起一团纷纷扬扬的水花。炸声响后，清亮的水面上还会冒出几个怪模怪样的小白泡，泡里含着青色的硝烟。我记得小时候总是把小口袋捂得紧紧的，十分心疼已经放了的鞭炮。那些早早就放完了的孩子十分后悔，总是踮起脚后跟，紧跟在有鞭炮的人后面，求人家给他一个， 就一个，明年肯定还你两个，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这样不喜欢放鞭炮。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对爆竹发怵了，总是不想去放。不过，现在城里的人燃放鞭炮也太随意太任性了，从午夜十二点开始就炮声隆隆震耳欲聋了，放得人心里十分麻烦。

吃完早饭后，我弟弟、弟媳，还有侄儿、侄儿媳也给老父母拜年来了。一会儿，我三叔也来了。三叔老得好快，满脸疲惫的，腰也有些弯了。我递给他一支烟， 问道现在做什么呢？三叔燃着烟，说他在柱濮的一个煤矿上给人家看门，效益不好，工资老发不了，还紧得很，很少能回来，腊月二十八才放了假。一会儿，明卫也过来了。隔里西院里京拴家婆姨和东院里的金锁也进来坐了。大伙儿边看电视边嗑瓜子、吃花生，就聊起了村里的事情。我问三叔咱村里现在住的有多少人？三叔说，咱本村的人没多少了，能跑能动的都刮了，剩下的就是老的和小的。高中都搬到了城里了，孩们一上高中，就跟上关照去了。这会儿的年轻人都想通了，反正上高中要进城，不如让孩们从上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就进城，城里的学校质量高嘛，凡是有点办法的都进城了。京拴家婆姨说，现在咱村里的十有九家是周围村里的人、杏野、黄文、沟北、后沟、原家庄这道沟的人就不少。也不是想来咱村里来住，没办法呀！孩们要上小学、初中哩，村里早就都没学校了。咱村是集镇呀，有初中有小学，这不就都到咱村租房子住了。

我想也是。在过去，学校、寺庙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的卫生所，那都是村里的文脉和灵魂啊！过去的人叫老师和医生是“先生"，寺庙里的和尚道士念经修道，也都是多少有些文化的人。过去，大队或村委会大都在村里的学校里办公，这样，党支部和村委的核心也在学校。现在，这些村里都没有了，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也都进城住了，村里不就断了文脉和失去灵魂了吗？这样的乡村能不颓废和衰败吗？

金锁吸了一口烟，说活成人都难哩！外村里的人，住在咱村里也是辈低三分，受人小看哩！租住的人家的窑洞，房东进城了，邻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唉，没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哩！

看人家金锁哥还咬文嚼字哩！京拴家婆姨年轻时就活泼、爱说，接过话来就说，也不能都怨咱村里的人，那些住在咱村里的外地人也不自重，是光害不拾掇，知道不是他的村里，根本不讲究，乱倒垃圾，乱倒汤水，还有乱扔屎尿，大过年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三叔笑了笑说，你说得对哩！你听咱村新上任的书记、村主任说吧，咱们村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脏乱差，走路都能踩上屎，特别是那些小巷小道里，尽是乱扔的塑料袋，里边装得甚好东西哩？大家都知道，装得家里人拉下的屎和尿！真的，不是人家村干部们说，我都踩过好几次哩，外村人真的孬哩！

三叔说的满窑洞里的人都笑了。

我母亲说，不过，也不能都怨人家外村里的人。你们本地人都把茅厕都上了锁，看得比甚也紧，人活在世上要有进有出哩呀，人家没有地方出和拉，不往小巷小道上扔往哪儿扔？

三叔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说为甚要锁茅厕哩？过路的和临时住的外村人是光拉不淘茅厕呀！过去种地的人多，大粪是个宝，掏大粪的多得多，茅厕甚时候都是光的。现在没有人种地了，都刮进城里了，连掏大粪的人都寻不下，花上大价钱也找不下。再说了，你掏出大粪来也没去处，不种庄稼了，你把那东西倒在人家地里，人家让你哩？你掏出来倒在村边河滩里，镇上也不让你，说你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哩，还重罚你款哩！现在挣钱又不容易，村里留下来的又都是老的老、小的小，还要年轻人养活哩，到哪里挣钱去？不锁那茅厕能行吗？

一直坐在炕上不说话的老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声，说都是现在的人懒得不想动，把人生活的循环都打破了。唉！

我看着老父亲点了点头，从心里觉得他老人家说的有些道理。

金锁吸了一大口烟，说俺哥说得对哩！人在世上活着的循环都破坏了，要不怎么现在的人都不耐啦？光咱们崖湾里的人，去年没有了的有多少？上头亮生家大老守明走了，下头免兔家大二小也走了。京拴家婆姨说山上的徐三溜，刚听说有了病，还没几天倒走了，人就是不耐。

三叔接过话来说，老徐还算耐的哩！他家大狗的媳妇才死了几年？二狗家媳妇也没了，得的是甚肌肉萎缩，胳膊和手瘦得都快没有了。不知道怎的了，人都尽得的些怪病。

说得窑洞里坐的大人们心里都凉凉的，不说一句话，窑洞里只有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的宏大声音。孩子们都被冯巩和徐帆演的小品逗得哈哈大笑……

我也看着电视上重播的春晚节目，心想：冯巩和徐帆说的对着呢！城市和农村的天壤之别，就在于一个是馒头，一个是窝头。而人都是有生存的欲望的，所以都到城市里抢馒头去了，只有没有能力抢得到馒头的，就只能在农村里啃窝头了。

04

吃过午饭后，闲着无事，我和妻子到兑九峪的老街上逛了一圈。从兑镇福字照壁的老东街到后庄村的三眼桥、兽医站拐把子，大都是关着门挂着窗板，仅有几家的门开着，门口摆着人们出门走亲戚用的年货，都是用五颜六色的纸盒包装得精致的礼品。妻子看见一家开门市的熟人了，笑着问道，忙哩？那女人笑了笑说，不忙。其实也真不忙，因为买东西的就没几个人。整个四五里长的老街上，就不见几个人。我看见好多家门市商店的窗板或门板上贴着小长方块白纸，上面打印着门市出租和手机号码的大小黑字。十几年前，我和妻子在兑镇小学住的时候，兑九峪老街多红火啊！大年初一的午饭一吃，不仅逛街的多，而且敲锣打鼓准备闹红火的人们早已扭起秧歌了。没有想到才十来年的时间，就变得这么冷清和萧条。

从老街上回来，进了家里，见孩子们还在看电视和玩手机。电视里还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里的节目，正在播那个陕西的华阴老腔。那姑娘正放开嗓子吼着：“太阳托出个金盘盘， 月亮升起个银弯弯。天河里舀起一瓢水，洒到天上满天星。”那老汉用老砖头拍着木板凳吼道：“周秦汉，几千年。圪梁梁，土源塬。老百姓盼得是日子甜。华阴老腔一声喊，让故乡成为长寿的地方。”

是啊，要想“让故乡成为长寿的地方”，就得要把乡村好好地建设好。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搞城镇化建设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不是说城市化、城镇化不对，而是非常正确，但重要的是路没有走对，本末倒置了。不应当把学校、卫生所等文脉和灵魂都从乡村里连根拔走，而把城市建设得超级豪华，把乡村里的人们逼到集镇，把集镇上的人们逼到县城，县城里的人们追到省城，省城里的人们挤到了北上广。北上广和城市是越来越超大，广袤的乡村却越来越衰败、落后和消亡。真正的城市化、城镇化是应该像西方好多现代化国家一样，把广大辽阔的乡村、集镇建设得像城市一样现代化，水电暖气等基础设施都到位，学校、卫生所和居住条件也美好优越，让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喜欢和愿意到广阔的乡村里去，真正让“农村成为广阔天地”。不能把“馒头”都堆在大城市，而对广阔的乡村里却连“窝头”也舍不得扔，让乡村从中国大地上渐渐自行消失。要是如此下去，怎么能“让故乡成为长寿的地方”呢?

原作发表于2016年正月初六

散文原载散文集《时光缝隙里的忧伤》，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作者后述：

这是我2016年写《故园风物》一书时，在老家后庄村的情况。前几天，我又回了一趟村里，比四年前好多了。但是，环境变得再好，可惜就是人越来越少，更不用说年轻人了。乡村里，没有年轻人和孩子们，能有希望吗？嗟乎，我的故土我的家！

年味儿

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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