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新荣 | 我的两次高考

作者简介：

郭新荣：曾任孝义市农技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孝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孝义文化研究》会刊责任编辑。

通讯地址：孝义市建设街171号 孝义市委党校五楼521室

我于1976年3月上了孝义县西辛庄高中。这所高中是这一年春天，刚经县教育局批准，由原来的社办高中成为县办高中的。

收学半个多月后，学校根据县里的安排，让我们到交口县后务城村山上植树，一干就是一个多月。回到学校后，我们也经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遇到夏收、秋收，我们就停课劳动。另外，我们还种有校园地。我们高一的课本都是薄薄的几本书，一年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1977年8月，在邓小平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恢复高考！我们学校才恢复了全日制教学，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曙光。多年来压抑在老师们心底的教学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学生们也觉得学习有了明确的目标。可同学们基础知识差，有的学生学起来很吃力，个别同学就辍学了。为了与下一学年秋季开学衔接，把二年制高中延长为二年半。1978年1月，我们提前半年毕业。我们三个应届班180多名学生，经过考试，只招收了一个60多人的复习班。但高考报名时，对我们仍按应届生对待，只能报考大学，不得报考中专。大多数同学心想：不用说考大学，就是中专也怕考不上。

3月，复习班开学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学校组织摸底考试后，把总成绩前三名的3个学生选送到兑镇中学复习班，我也是其中之一。到了兑镇中学，我们3人都被分进复习二班。复习一、二班120多名学生中仍有许多“老三届”和七十年代初期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主动性极高，我们都以他们为榜样。

学校的课程安排的很紧，进度也比我们原来的学校快。开始，我们有点跟不上进度。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才基本赶上了。当时，校党支部书记郑邦宁、校长陈学义对高考工作都极为重视，安排教导主任侯绳纲老师分管复习班工作。侯老师对同学们要求严格，可个别谈话时，却和蔼可亲。早晨，5点多，他就敲我们的宿舍窗户，叫我们起床，之后，他就来到操场上等候，同学们到了操场后，班长领我们上早操，侯老师也跟着我们跑操。跑上三四圈，我们就进教室上自学。背诵课文及有关知识、公式等。课堂上，老师们精心教授，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一个知识点讲完就进行考试，可谓是“小考周周有，大考三六九”。老师们常常给我们当面批改试卷，指出存在问题，及时纠正。同学们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学习。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学校给我们教室送常电，后半夜，有的学生到教室学习，也可以开灯。有的同学十一、二点回宿舍睡觉，凌晨四五点就到教室学习。他们说，那个时候安静，便于记忆知识点。但老师们不提倡这样做，怕影响课堂教学。我虽然没有那样做，但也是专心学习，不甘落后。大多晚上要学到十一、二点，才回宿舍睡觉。

那时，学校规定：我们两周休息一次，有的同学还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而让其他同学给他们把食物从家里捎来。临近高考时，我也是一个月回一次家。星期天早晨，我们就在操场上或教室外面背诵有关知识。生活虽然有点苦，但也乐在其中。

备战高考，时间过得真快。两三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7月20日至22日，我第一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成绩公布后，我以6分之差落榜。

第一年没有考上，但我并不气馁，暗下决心：重整旗鼓，第二年再考。父母兄长们都支持我复习。那年，我已18周岁，如果不上学，就是村里的全劳力了。村干部说：“他身体不壮实，能考个学校出去，也是很好的。”

这年10月，我参加兑镇中学组织的考试后，插入应届班28班复习。1979年7月7、8、9日，我第二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可这一年的考题难度大，致使我们大多数考生的单科成绩不及格。我的考试成绩也不理想，五门课的成绩还不满三百分。好在国家为了广罗人才，放宽录取政策。参加高考后，大专、中专划定录取分数线，“一条龙”录取。先录取本科、大专，再录取中专。我以比中专线高17.5分的成绩上了中专。由于我家经济困难，上中专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那一年，说来也怪。我到县教育局打听说被录取了，可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书。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村里的打谷场上劳动，邮递员推着自行车来到谷场大门口，叫喊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信。我急忙跑过去，接过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录取通知书》。谷场上的人们向我围拢过来，争着看我的《录取通知书》，并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因为我是恢复高考后，我们这个小山村第一个考上学校的。当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父亲时，他高兴地说：“这回终于能上学了！”

1982年7月，我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后来，我报考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山西农业大学的作物专业，经过多年的学习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圆了我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