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1篇 中华文明探源的比较神话学视角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缺失了神话学视角，因而阻碍着考古学素材和人文学科阐释之间的沟通。比较神话学是重新进入中国传统的本源和有效门径，它具有贯通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从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当代比较神话学整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前提是：必须把神话概念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就在于：将归类为民间文学一种体裁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的基因。
一、比较神话学与文明起源研究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是诞生于19世纪后期，在20世纪蓬勃发展的国际新兴、交叉学科，主要由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的研究会通而成。自1903年该学科的“神话”概念引入中国学界，催生了文学方面的中国神话学热潮和史学方面的神话传说时代研究。文学方面以周作人、茅盾和谢六逸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史学方面则先有顾颉刚、杨宽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后有徐旭生、丁山为代表的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古史考证。限于时代，以上两方面的神话学研究，一个侧重在汉语古籍文本中神话故事的梳理与重构，试图为西化范式的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寻找和西方文学史相应的神话阶段的发端模式。一个侧重将中华古史上的圣王体系还原为神话传说。
由于“文学的”神话观几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说到神话就如说到虚构和幻想，结果导致现代中国学术语境中神话定位的褊狭化和虚幻化。在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除个别有文学兴趣者外，国内学人一般较少关注神话。唯有在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才有稍微系统些的神话学知识传授。唯有在以虚构和想象为特色的作家、艺术家那里 ，神话才大受欢迎。在科学主义看来，人文学科之所以不算“科学”，就在于其非定量分析的、不能通过实验验证的研究范式有“虚”的嫌疑；而神话学在人文学中的地位，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先天限制，也就难免被放置在最“虚”的一端。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建构总体上偏向科学和实证一端，“社会科学”对人文学的吞并就是明显的证据(虽然在日常语汇中说“人文社会科学”，但至今中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中国人文学院”)。时至今日，当我们提出神话研究如何有效地结合考古新发现，从跨学科整合视野展开中华文明探源的课题时，难免有人会感觉到“痴人说梦”一般的荒唐吧?
　　真正荒唐的究竟是神话学这门以“荒唐之言”为对象的人文学科呢?还是由西化的科学主义范式建构起来的貌似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科制度呢?这是20世纪后期勃然兴起的非学科性的文化研究大潮所激发的反思问题，也是我们从事文明探源时对自己的学科归属、知识储备、研究工具的再认识需要。从后现代观点看，凯伦·阿姆斯特朗对无视和蔑视神话的现代人发出了告诫：“认为神话是一种低劣的思维方式，当人类达到理性的阶段时，便可以抛弃掉，这是完全错误的。神话不是早期的历史尝试，也不宣称它的故事是客观的事实，就像一部小说、一部歌剧或一出芭蕾舞，神话造就信仰(make－be-lieve)，它是一种游戏，能够让我们破碎的、悲惨的世界得以改观，帮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性。”后现代神话观的崛起得益于几个重要学术领域：如心理分析派的大师们，像弗洛伊德、荣格、纽曼等都呼吁为现代人寻找灵魂，现代人丢弃神话是他们失去灵魂的主因。再如人类学家对无文字社会中神话和仪式关联性的研究表明，仪式上讲唱的神话和史诗，既是特定族群口传记忆的“历史”，也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根本。哲学家如卡西尔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等发现，从神话人手能够找到人类思维和文化编码的真正源头。这三个方面的神话研究视野，大大超出了文学学科本位的神话观念，对于拓展人文学术创新具有杠杆作用。
后现代神话观在史学观念方面引起的变革同样是震撼性的。甚至有理论家要求用“神话历史”(mythistory)这样的新合成词来替代流行已久的词“历史”。因为变革语词才能更加有效地变革观念，免于重蹈“历史”与“神话”间的割裂与对立所导致的错误!美国历史理论家彼得·赫斯对当代史学与神话学的主动对接有如下评价：
总结我们已经思考过的对神话和历史的不同处理方法，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宣称神话对历史毫无帮助；学院神话学反驳说历史对神话毫无用处。某些当代的历史学家把神话当作历史编纂学的一个对象和范畴来研究。另外一些走得更远，他们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神话。历史因此被认为假定它的叙述能符合叙述所涉及的真实材料——这与认为事实能证明叙述的符合性的观点，以及与认为叙述总是朝着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符合性进化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在进化论的观点中(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甚至在怀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