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剑秋[曾任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

苗剑秋，1902年生于辽宁铁岭。1918年入由大连著名抗日爱国实业家周文贵创办的哈尔滨东华学校读书，并与周文贵长子周武福同学，毕业后由周文贵全资资助进入日本最有名的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深造。

在苗剑秋的成长过程中，周文贵的实业救国精神和“断指明志”抗日爱国壮举深深地影响着他。1926年，周文贵两次前往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就周家在发展民族企业过程中所受到的日本殖民者“威胁与限制”提起上诉。在历经半年的起诉过程中，苗剑秋在东京给予了周文贵许多生活上的帮助，并促使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协助周文贵最终赢得了“矿权与国家主权相关”这场国际官司。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日本打赢这场涉及国家主权的国际官司，实属不易，这在国际上造成了深远影响。后来，苗剑秋成为周文贵的女婿、周武福的妹夫。苗剑秋留学回国后，本想到周家企业工作，走实业救国这条路，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苗剑秋毅然参加了东北军，并在促成西安事变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1936年是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蒋介石在处理完“两广事变”之后，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在“剿共”问题上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催逼。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并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陈经老调。对此，很多人都已经厌烦，尤其是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爱听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对于他那套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特别是东北军内的少壮派，想效仿日本年轻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来革除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权，进而将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

尽管身为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的苗剑秋曾经留学日本，但是他一贯坚持抗日，抗日爱国的态度非常明朗，并曾多次规劝张学良要与毛泽东会晤，张学良对此一直心有余悸。

为了加强军事上的独裁统治和宣扬“剿共”主张，蒋介石经常对东北军军官进行训话。在一次军训团集会上，苗剑秋慷慨激昂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楚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稍有血气的东北人，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这番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晏道刚那里，晏道刚立刻要求张学良把讲演人交出来。张学良为缓和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虚与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讲演者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他们是难以自解的。事变前，苗剑秋劝他说：“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简单地说，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混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军内出现两种思想，以孙铭久、苗剑秋和应德田“三剑客”为核心的36名东北军少壮派急于营救被蒋介石困戒的张学良，又错误地发动了“二二事变”，错杀了王以哲军长，招致蒋介石有了十足的理由对东北军进行重新组编，致使东北军彻底瓦解。这也使促成西安事变这一英雄壮举的东北军少壮派们在名分上打了折扣。但不管怎样，在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过程中，苗剑秋确实功不可没。

“二二事变”后，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苗剑秋离开了前方战场，化装成商人，顺利出境到了日本东京。苗剑秋在日本创办了《自由中国》月刊，在海外一直为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作着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