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字的日子｜往事

我上大学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除了和老乡喝酒打牌之外，其他的社会交往甚少。

不过，在1987年我进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同学给我找了一个活，就是替老师抄书稿。倒也给我沉闷的大学生活添了些特别的意思。

彼时电脑还不像今天这般流行，我们刚开始学BASIC，进电脑房是很神圣庄严地，要换拖鞋。老师写书写稿子，自然不像今天似的流行用键盘敲打，那个时候，更多使用笔墨。

我的中学母校江苏省前黄中学，虽是农村中学，当年却有很多很好的课程之外的教育，比如，写字课，从初一到高二，每天有二十分钟的写字课，虽然最后流于形式，但是，当年这个硬性规定，还是让我们这些学生受益匪浅，我就是其中之一。

每天二十分钟写字课的存在，使前黄中学的毕业生整体硬笔书写水平在高校学生中还凑合过得去。这也是我当年能够找到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当年的钢笔字也还凑合过得去。至少，当年在我们宿舍我的钢笔字位居前茅吧。而且，缺少社交活动，也有空闲。

须知，抄书稿是个苦活。业余生活丰富的人，绝对是不愿意干的。

给我找到抄字活的，应该是我的下铺曾明友君。当时明友业余替系里一位叫索爱群的老师兼差当工作助理，其实，也是索老师给明友一个勤工助学的机会。

有一天晚上夜自修回来，明友跟我说，老朱，愿不愿意帮着誊写书稿啊，一千字一块钱？

当然好啊。这是天上掉馅饼啊。

第二天明友拿回一叠稿子，我便在业余时间抄写完成了。挣了几块钱。

抄稿子的要求，就是一字一格，要用正楷，工整清楚，尽量做到每一页都不涂写修改，殊为不易。

总之，第一次活干下来，老师还算满意。

于是断断续续地给老师抄了些稿子，挣了些零花钱。抄稿子的钱是辛苦钱，也不是常有的，活多活少，取决于老师科研水平及通过论文著作表达的速度，也取决于老师是否大方。

在这点上，索老师是个大方的老师。

抄稿子的钱虽不多，但这对于我们这些正需要钱的学生来说，多少都是及时雨。我用抄稿子的钱买了些书，也和同学合伙买过人民大学东门那个海丰餐馆的鱼香肉丝和饺子。

在我抄写书稿的生涯中，最多一次，活比较急。吃完早饭，上课的时候，课间休息的时候，晚自习的时候，我都马不停蹄伏案抄写。一天一夜，抄了将近17000字！

到交货的时候，手指手腕都是僵硬麻木的！

不过，收入可算是丰硕的，一天差不多挣了17元钱哪，这简直就是天价啊。

我很清晰地记得，当时我弟弟在老家社办厂当学徒，一个月工资是19元钱，而我一天竟然能挣17元！

这心里的激动，可想而知，全忘了僵硬发麻的手指手腕。

不过，这样的活，其实是难得一现的，按照今天的表达，就是偶然性事件，非常态收入。

索爱群老师后来在考研政治复习试题方面大大有名，每年考研的政治复习试题上，著者都有她的名字，不过，我当年抄写的，还不是这些，主要是学术论文。

当然，上大学的时候，我还义务给老师抄写过一些，不多。最多的义务抄写，是我大学刚毕业，结识了我后来的好朋友、当时我的同事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的刘拥军老师，如今他是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副院长，当年他写了一本书，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余万字，找了我们四人帮着抄写的，参与抄写的有后来曾任北京印刷学院学生处长的张可献老大哥、基础部的马涛老大哥，还有一位我人大的学妹如今在异国他乡全球顶尖跨国公司当金领。

我抄写最多，三十余万字中，差不多一半是我帮着抄写的。拥军兄给我们的报酬，自然不是钱，而是请我们喝了几次小酒以表谢忱。

不过，他这本书最终没能出来，出版社要他交2万块钱，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彼时与他探讨的问题相近的一本书，后来出版了，书的作者叫樊纲。后来我和拥军兄喝酒时感慨，当年要是凑了这2万块钱，或许他也能混个央行货币委员当当，最不济也能当个经济学家。

当年右手中指第一节左侧厚厚的淡黄色老茧，便是吃辛苦饭的证据。至今，老茧虽然早已剥落，但畸形的痕迹，依然残存。

我后来再也没有给人抄写过书稿，在我自己翻译古代家教孝道之书蒙钱时，手稿出来后，是请我的同事在电脑上帮着敲击出来的，我给他们的报酬，也是请他们喝酒。

形势比人强。手工业最终输给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很快，抄手稿这门手艺，连辛苦费也挣不到了。人们都扔下了钢笔圆珠笔，开始敲击键盘了。我也渐渐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打字。

到1990年代后期，我敲击键盘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如今速度更快，差不多成了键盘手了。当年的一手硬笔字，也全部扔给了过去的时代，输给了键盘手。

我心里有些难受。数月以前（2012年9月），我重新拿起了笔，拿起了稿纸，开始早晚两次手抄。我的要求不高，不求好，但求不连笔。自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让自己放慢速度，平静心气，在键盘手外，为自己添些传统的乐趣。

而且，抄读还有一个好处是，抄写的过程，记忆更深刻。

（原文写于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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