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是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80年～1082年）对职官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1]

在改制后，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减少了财政开支，明确了各职位机构的职责。

元丰改制是一场发生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力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在宋神宗的主持下爆发的一场对职官制度的改革，它与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是同步进行的。虽然元丰改制不如王安石变法有名，但是却对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制背景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现象日益严重[1] 。

自从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吸取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拥兵割据的教训，利用杯酒释兵权，逐步解除了藩镇的势力，但是却允许开国功臣的子孙以“恩荫”世代做官，这样宋初以来的职官制度就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机构重叠，既无定员、无专职，又有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二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名实之间悖离、混乱。[2]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二，是由于冗官现象的存在，造成官员之间在其位不谋其政，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非常普遍，官职也是名不副实，而且官职之间的进阶达到惊人的三十七阶，甚至有时候下属部门同时有几个上级部门管理，但是真有正能有效管理的却没有一个，以至于出现了下属不知上级是谁的奇特现象。

基于此，宋神宗决定对北宋的职官制度进行一场彻底有效的改革，减少冗官冗政的弊端，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因为这场改革发生在元丰年间，历史上称为元丰改制。[2]

改制内容

内容

元丰改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元丰改制的内容之一，就是颁布《寄禄格》，实际上也是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因为这样一来，官员的升迁都要参照《寄禄格》，官员的品阶和俸禄标准不再需要通过宰相，以阶易官，使官员的职务与职称相符合，减少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象，也减少了官员之间职务界限不明，相互扯皮推诿的想象，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财政不必要的开支[3] 。

元丰改制的内容之二，就是在恢复旧制的名义下，恢复唐代三省制[2] 。

虽然宋朝建立时就有三省制，但是徒有虚名，三省官员平时并不具体行使权力，只有在皇帝临时有事的情况下，通过宰相传达命令，三省的官员才各自行使职务，而且三省都是宰相的权力范围，直接对宰相负责。

元丰改制后，将宰相的权力分割为左仆射和右仆射，分别负责门下省和中书省，并且皇帝直接向三省官员发布命令，这就让皇帝直接参与到朝政中，从而强化了皇帝个人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2]

改制弊端

熙宁（1068～1077年）变法期间，王安石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1] ”。

但宋神宗并不以此为满足，熙宁末年，又令校勘《唐六典》，元丰三年，在蔡确、王珪的协助下，对职官制度作了改革。宰辅制度恢复了唐三省制规模，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中书。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2] 。

同年八月下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许多机构便或省或并，如三司归户部和工部，审官院并于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过去“官”仅用以定禄秩、序位著，此次改革，一律“以阶易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包括选人共三十七阶），此后，升迁、俸禄等都按新定的《元丰寄禄格》办理。

神宗改革职官制度时，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改制后，行政效率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沓，神宗有些后悔。但由于冗员和冗散机构的裁撤，节省了两万缗的开支，神宗又颇感安心。[3]

寄禄格

神宗元丰三年（1080），置详定官制所，制定《寄禄格》，杂取唐及宋初旧制，以原散官开府仪同三司等定为二十四阶，用以取代原寄禄官中书令、侍中等等，以阶易官，用为确定官员傣禄及升降品级标准。成新寄禄官，而原寄禄官之朝廷各机构正官依其官称主管本部门事务，官称与实际职务相符，成职事官。[1]

次年，又定新选格，改革铨选制度，授官铨注，皆归吏部，并规定凡除授职事官，皆以寄禄官品高下为准，五年，仿唐六典所载官制，颁三省、枢密院、六曹条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长官实行新官制。

改制看法

其大者建立三省，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覆，行有法式事；尚书奉行；而政柄悉归中书。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职。所以分执政权而互相考察，此改制正名之体统也。

——南宋章如愚[4]

国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书、枢密院两班。昨来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兴革废置，先中书省取旨，次门下省审覆，次尚书省施行，每省各为一班。虽有三省同上进呈者，盖亦鲜矣。

——北宋吕公著[5]

凡事皆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所以为重慎也。臣谓国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则可。至于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议者，一切依此，则迂缓之弊所从出也。假如百官给假、有司请给器用之类，此所谓日生小事也。臣僚陈请兴革废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当之类，此所谓事之方议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执政批状直付有司，故径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罢批状，每有一事辄经三省，誊写之劳既巳过倍，勘当既上，小有差误，重复施行，又经三省，循环往复，无由了绝。至于疆埸机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办，不可得也。

——北宋苏辙[4]

改制影响

元丰改制的影响，是它使官员居其位谋其政，有了定职定位，同时裁撤了一些闲散部门和官员，打通了官员的升迁的阶数，客观上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2] 。

但是这只是元丰改制表面的效果，而且元丰改制的影响仅限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重重阻碍，效果更是甚微。[3]

元丰改制的影响更深层次，是在通过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的权力并不是为所欲为的，它受到以宰相为首的各级官员的监督，尤其是宰相的权力过大，中央机构的三省都归宰相统领，皇帝实际上并不能直接管理朝政。比如当时王安石变法就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面主持下开展的。

鉴于此，宋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2] 。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4] [3] ，在清朝时达到顶峰，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只能跪拜执行，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历史争议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4] ，因为在北宋中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2]

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是它客观上改善了北宋中期官场上日益突出的冗官现象，客观上有利于官员的合理流动。

元丰改制后，虽然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提高，而且宋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操之过急，也没有征询宰相王安石的意见，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怨声载道，但是朝廷的收入确实增加了，财政支出也节省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