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周瑞成：【大杂院往事】（散文）
大 杂 院 往 事
作者：周瑞成
有一个大杂院，是徐州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大杂院。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O年，我一直住在那里，从小学、初中、高中，它记载了我整个学生时代。
一九七O年作为一名知青到了农村后，再回来的时侯就少了，因为我“扎根”在那个县城，即使回来，多数是来去匆匆。但大杂院的邻居，我一直没有忘记，在这里发生的往事，常常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浮现，令人难以忘怀。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大杂院，坐落在徐州西南博爱街和道平路交叉处再向南三十米。它始建于一九五八年，建造时正处于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是一排简陋的瓦房和几间老房子，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更谈不上所谓的“几室几厅”。建成后，政府把它作为“公租房”，安排给一些没有房子的人家。我家原来的房子是几间半砖半土的草房，年久失修，在那里勉强住了好多年，可是在五八年的夏天，由于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房子慢慢倒坍了，全家无奈搭了个棚子。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全家八口人心急如焚，即使雨停了，也无钱在原处重建，当时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建房？正在走投无路之时，街道传来了喜讯，这个大杂院的房子建好了，居委会来人对我娘说：“只要你们同意在倒坍的地方挖 ‘防空洞’，你们就可以搬过去住，房子是公家的，只要你们按时交房租就行了。” 全家当然喜出望外。
家中没有什么家俱，原来的箱柜都卖了买粮食吃了，只有一些锅碗瓢勺、盆盆罐罐，所以很快搬了过去。这个大杂院的格局是这样的，南边一排是新建的，安排四户人家，有一间的，有二间的，人口少的住一间，人口多的住二间，每间屋是六米长，三米宽，十八平米，每月租金也就是五角钱和一元钱。从西向东依次是姓靳的住一间，姓汤的住两间，姓丁的住二间，我家住一间。北面一排是半砖半土的老房子，姓杨的住二间，我家又摊上一间。分好房子后，没有闹意见的，因为当时大家只关心吃的问题，能有地方住就行了，住的小租金也少。因为没有厨房，每户只好自己在门前搭了个小棚，能放个炉子做饭就行。大杂院的东面是一片洼地，夏天雨季就是一个个汪塘，院子的西边紧挨一条道路，向南二里可以走到公园的西门。 住北屋的杨家是个木匠，我喊他大舅，在一个木器厂工作。个子高高的，瘦长脸，肤色黑里透红。当时有四十多岁，老婆是家庭妇女，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的脸上有几颗白麻子。大舅喜欢喝酒，中午不回家，每天晚上都要喝几两，喝过酒后，就会骂他老婆，抱怨她家中的事没做好，大妗子也不敢顶嘴，怕男人揍她，这时她就会躲到我家去，嘟嘟囔囔地向我娘诉苦，我娘就会安慰她，好在一会儿事情就过去了。杨木匠喜欢打兔子，猎枪和枪药都是自己做的，每次出去都会有猎物。有一次我发疟子，身上一会热，一会冷，难受死了。大舅对我说:“跟我打兔子去吧，跑跑就好了。中午我带了馒头和咸鱼给你吃。”我娘说:“你跟大舅去吧，下午早点回来。” 大舅带我到到了云龙山南麓的黄莫冈，就是苏东坡任徐州太守去过的地方，上面有石床和大诗人的诗刻:“醉中走到黄莫冈，山上乱石如群羊…”大舅端着枪在前面搜索，我跟在后面，发现兔子了，他就示意我蹲下，只听“呯”的一声枪响，空中还飘着缕缕清烟，弥漫着火药味，我赶紧跑过去，只见一只野兔躺在草丛中，腿还不停地抽搐。我连忙把兔子拎起来，放到大舅给我的帆布包里。到了中午，大舅给我一个馒头和一块咸鱼，他还带了一军用水壶白开水，边吃边喝，我真的不难受了。吃饱喝足，继续打兔子，只听见“呯”的一声，又打到一只，这只比头一只还大。到了傍晚，大舅说:“天不早了，咱爷俩回去吧，今天的运气还不错。”回到家中后，大舅把兔子挂在勾子上，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把兔子皮剥下来，然后开膛，弄得干干净净。我站在旁边看他剥兔子，他把较胖的那只兔子送给我，说:拿去让你娘煮了吃，放点生姜八角，多放点盐。我把兔子拿去家交给娘，娘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怎么把这只肥的拿来了。” 我拿去换，大舅说：“这点小事值当的吗，我常吃，快拿回去煮吧。” 大舅打兔子，基本上沒有空手的。有一次装药时，发生了意外，枪膛炸了，大舅的手给炸伤了，出院后，手上缠着纱布，吊着绷带，一个多月才好。此后，大舅就不能去打兔子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徐州沒有赌博的，也沒有卖麻将牌的(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大舅在木器厂上班，就利用边角废料在闲暇时手工做了一副麻将，他做的这副牌颜色花纹都一样，绝对正宗，你别想出老千。有时在星期天他就拿出来玩，大家都夸牌做得好。大舅还乐于帮人，从不讲报酬。我家想做个菜厨，正好有一个旧木箱子，我娘对他说过后，他就在星期天来做了，他把木箱子拆了，又从自己家中找了几根硬料，二话不说做了起来，不到一天就做好了。我娘留他吃饭，他说什么也不肯，我娘只好买了一盒烟，好说歹说他才勉強收下。
大概在一九六八年，大舅天天喊牙疼，烟酒都戒掉了，连饭也吃不下，脸肿得跟馒头似的。吃药也不见好，最后到大医院一查，说是牙癌，没法治。拉回家没多久，大舅就死了。
大舅死后，二儿子得了白血病，对象谈好了，没结婚就死了。小儿子没人管，不学好，偷偷摸摸，最后死在牢里了。大妗子看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受不了打击，喝农药死了。小女儿是“老三届”，下放农村后能吃苦，表现好，还入了党。回城后，分到徐州纺织厂，还当了車间主任。
姓汤的邻居是个鞋匠，我喊他二叔。汤婶也是家庭妇女，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叔的背有点驼，头发稀疏，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客气，总带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做鞋多数是手工做的，先纳好鞋底，再做好鞋帮，然后连在一起，一双鞋就做好了。二叔有时把鞋子拿回家中做，我最爱看他做鞋，他做鞋时，要先系好围裙，戴上花镜。他先把鞋底放在砧上用锤子敲平，然后用锥子在鞋底上穿眼，用二根穿好麻线的大针纳鞋底。只见他上上下下，飞针走线，只听见针线穿过鞋底的“沙沙”声，一会功夫一双鞋底做好了，鞋帮是事先做好的，还得先用锥子穿眼，再用针线连起来，这样一双鞋才算完成，汤叔一天能做四五双鞋，非专业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二叔有时会把厂里捡下的次鞋拿给我们，二三角钱一双，我们都想要，这次没摊到的，下次准能摊到。我下放到农村时，二叔给我两双，说农村干活费鞋，给他钱，他坚决不要，说是送我的。我到乡下穿着很合适，看不出是次鞋。
二叔大儿子也是鞋匠，结婚时沒有房子，他只好在门口放一个双人床，用床单和塑料布把床围起来，让小儿子在里面住。大儿子找到房子后，搬走了，二叔才松了口气。一九七五年我结婚时回到大杂院，一进院子，就看到二叔正和小儿子吵仗，汤婶在一边嚎啕大哭，左右邻居都在劝。我问我娘是怎么回事，我娘说:“你二叔小儿子找了个瘸子，还不是一般的瘸对象，是两条腿都瘸，得拄拐才能走，你二叔二婶不想愿意，儿子就把这个瘸媳妇带回家了，就在屋里坐着不走。”我到屋里一看，听见二婶正和这个女的说话。二婶说:“你这个样谁来照顾你？”女方回答:“我在厂里上班，我能挣钱。”汤婶又问:“你能做饭、洗衣、扫地做家务吗？”女方回答:“我什么都能做，不行还有他(小汤)”。我瞅了瞅小汤的媳妇，人长得不错，还冲我笑了笑。汤婶用条帚在儿子身上乱抽，儿子也不躲，还嘿嘿的笑。以后听我娘说，二叔二婶沒犟过儿子，人家结婚后搬出去住了，没有让二叔和二婶费心。
姓丁的邻居是个铁匠，住在我家隔壁。他年青时在自家铁匠舖打铁，后来在锅厂工作，他中等个，赤红脸，络腮胡子，说话慢吞吞的，老婆也是家庭妇女，他们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娘让我喊丁师傅大哥。丁师傅虽然没有文化，但很能干，是共产党员，也是大杂院唯一的党员，他是車间主任，市劳模。他星期天经常到厂里义务加班，有时也让儿子去，沒有加班费，也不给饭吃，但丁师傳心甘情愿。他老婆有“鹅掌风”，手指伸不直，和面困难，就让我娘帮忙。老婆有时埋怨他“星期天你不在家歇着，这么积极图了什么？”丁师傅沒有话说，只是笑笑而已。有时他也会把厂里的次品锅拿给邻居用，也就是壹角钱。拿到手后请扒锅匠补一补，照用。
一九七二年，我有一次回徐州大杂院，听我娘说，丁师傅的大儿子上吊死了。我问为什么，娘说是因为家里给他介绍个对象，他自己没相中，不同意这门亲事，和他爹吵了几仗，赌气上吊自尽了。他死后，丁师傅象丢了魂似的，常对人讲“我再也不管他们的事了，自己愿找谁找谁”。他大儿子从小不愿上学，没有文化，大概是遇事想不开吧。
丁师傅的小儿子是个瞎子，他娘成天愁得慌，常对我们讲“我这个瞎儿子将来怎么办？”不过世事难料，这个瞎儿子以后参加了政府举办的盲人按摩班，学会了一门谋生的本事，几年后自己开了一家按摩诊所，由于技术好，找他按摩的人络绎不绝，先意红红火火，买了房成了家，找了个漂亮媳妇，就在诊所给他帮忙，还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很幸福。这个瞎儿子对父母很孝顺，也帮他们买了房子，给父母钱花，好吃好喝的想着二老。丁师傅逢人就夸:“多亏我这个瞎儿子。”
姓靳的住在大杂院西面第一家，在市百货运输公司拉平車送货。他个子不高，小脸，老婆也在厂里上班，有一子一女。他是我姐夫的哥哥，我喊他大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汽车运货很少，除非是长途，到郊区或乡下送货都是拉平车。在星期天或寒暑假，大哥经常让我帮他拉车去送货，就是在车前拴一条绳，我把绳套在肩上帮他拽。这样二人拉车当然又快又省力了。早上出发前，他会请我到博爱街西头去吃丸子汤泡饼，吃饱喝足就开始上路了，送货的地点多数是卧牛山或苏山头。我们一路上游花看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卸货后就开始吃午饭，他带了烙馍和咸鱼。吃罢稍作休息，就开始回去，在下午三四点钟就到家了，比平时快二个小时。
一九六五年，大哥把他弟弟介绍给我的哑巴姐姐了，他有严重的肺结核，我很恨他把这样的人介给哑姐(我哑姐以后也被染上了肺结核，又得了糖尿病，刚五十岁就病故了)，从此后我不帮他拉车了。大哥的老婆也在一家工厂上班，左手指被机器切掉了，因为是工伤，所以不用上班也照领工资。
时光飞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大杂院的老一辈都已作古了。现在想想当年住在这里的人家都是普通、平常之人，他们都为衣食和子女奔波劳累，没有什么壮人之举，住在这里的人都很纯朴善良，互相同情、互相帮扶，几十年也沒有什么大的矛盾，各家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吧。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一片包括这个大杂院第一批搬迁拆除，成了建国西路的一部分，里面的邻居也就各奔东西了，再加上我早己不在徐州住，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写这篇文章，权作对他们的怀念吧。
文中插图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周瑞成，笔名瑞成，一九四八年生。徐州市第一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下放知青，回城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南京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新沂诗文学会、作家协会、徐州诗词学会、省楹联学会会员。热爱文学，有多篇文章在报刋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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