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的“范儿”

著名民族工商业企业家，古籍收藏家周叔弢先生曾在1950年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第1一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堪称是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又身居高位。但这样一位政商两通的上层人士，竟有一收藏怪癖，为了一部著名古籍“完璧”不惜代价，耗费30年，又屡出重金，最后则捐献国家。这种痴迷与不计利害，以信仰与理想引领收藏的毕生努力，看似平淡，其精神直可惊天地泣鬼神。

国家图书馆今藏宋刻《春秋经传集解》，是晋杜预所注的权威版本。春秋杜注是最早的注本，其全称为：宋刻鹤林于氏家塾栖云刻元修本。每卷尾均镌有“鹤林于氏家塾栖云之阁锓锌”。1926年，周叔弢先生在琉璃厂东街翰文阁发现四卷即2、17、18、21卷，因价格未议定遂失之交臂，为另一藏书大家李盛铎所得。周叔弢扼腕叹息：“时时念之不能忘。”九年以后，1935年海源阁后人出示宋刻《春秋经传集解》竟有共23卷。周叔弢闻讯喜出望外，这次不再犹豫，重金购下。其后，又以更高价格将曾经失之交臂的李盛铎手中这四卷买下。这样，周氏“自庄严堪”已入藏27卷。尚缺10、14、26卷。1935年11月，周叔弢先生由津来京，又在文禄堂发现第14卷，又以重值托之购入。而26卷为身居上海正陷入经济困境的袁世凯公子袁克文卖于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体智。周氏再三恳请刘氏相让，一直未获得允准。遂引为毕生之憾：“剑合珠还之愿更不可期，得失聚散固有定数，非人力所能强。第忠心耿耿，终不能不为此书深惋惜耳！”

解放后，周叔弢先生将这部宋刻《春秋经传集解》27卷全数捐献国家，又听说袁克文一卷也已归上海图书馆，遂请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协调，第26卷也由上海拨归国家图书馆。现在唯缺尚杳无音讯的第10卷了。30年岁月，坚毅执着，一个大企业家，一个政界高层人士，竟为了一部宋版古籍如此耗费精力岁月，不惜屡出惊为天价匪夷所思的重金，最后捐赠国家，其间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任何个人私利的计算，这才是真正的“忠心耿耿”天地可鉴的收藏家的风范啊！

由此想到另一位王世襄先生。那是京师有名的玩家与收藏大家。研究红木傢俱首屈一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每天在京城有一奇景：王世襄先生常常推着一辆带货架的能载一二百斤重的老旧自行车，车上有一个奇怪的大兜，内有麻包片粗线绳大小包袱皮等等，还到处挂着挂钩，遇到好的小件家什，顺手就捆绑在车上带回来了。上世纪80年代，被抄没的家具陆续发还。本来就不大的蜗居堆满了各种黄花梨、紫檀、金丝楠木等名贵的大大小小的桌椅橱柜榻几阁架。生活起居也不方便。1992年，正值上海博物馆新建家具馆而无展品，青铜器专家、老朋友马承源馆长劝他将这批宝物捐给国家，说好由香港企业家庄贵仑买下，以庄氏名义捐赠上博，王世襄则可得一笔购买款作为奖金补偿。王世襄也正头痛无法妥善保存这批明清家具珍贵样本，他只提了一个条件，奖金多少无所谓，但一定要全部捐到上博。当时上博希望他捐紫檀大椅一把以为样品种类，清单也已做好。而他坚持一定要全部4把一起搬走。我猜测上博的目的是“展示”，有一把作为样品说明问题足矣！而王世襄则是“收藏”，4把一套齐得更是稀罕难得——有身边朋友悄悄与他商量，捐献件数已定，账单也列出，领导也已批准，香港的出资也已经定额。多加3把，显然画蛇添足。而且迹近白送。这样的名贵极品不如以后再捐。老人家笑吟吟答曰：“出资不要有任何増加变动。账单也不必改，这一套4把紫檀大椅一起捐，就不会再散失了。我玩了一辈子红木家具，看了好好的4把椅子。硬生生把它们拆散，这心里过不去。如果找不齐，我没辙。现在已凑齐，再分拆说不过去，必须一起运走，若不然每天搁家里我成了一桩心事了。”

换任何一个人，稍有利益计算的心思，都会照原议先捐一把，另3把先搁一搁，本来捐献账单就没列，资金也已定数，如果过几年再捐，一则急于凑齐的对方还会出高价，二则市场行情也更昂贵。在市场中买进卖出的生意人这样考虑，也属正常。但这就是商人与收藏家的区别。对王世襄先生的“心事”而言，一套上品的紫檀家具好不容易集齐坚决不肯让它们散失，即使没奖金白送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一个收藏家的行规与行为准则。我想，这里反映出的，其实就是到底爱自己一辈子的红木家具的收集与研究？还是爱红木家具背后包含的钱？如果最终不是爱红木家具而是爱钱，那必会作捐一留三的选择。换钱越多越好。紫檀大椅只是换钱的替代品而已。而如果像王世襄先生那样，紫檀家具是文化，是毕生精力所聚，是人生价值体现，是从事收藏的终极目标，那必是4把大椅一起走而断断不肯分开。这就是收藏大家的“范儿”，但今天形形色色的收藏家群体中，在利益上锱铢必较，有谁有这样的“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