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地形图》《驻军图》再探讨

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于1973年12月进行发掘，出土帛绘地图3幅，整理简报及最早4篇研究论文在《文物》1975年第2期、第6期和1976年第1期发表，又汇编为《古地图论文集》，连同4副拼复图、复原图题为《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1977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帛书整理小组将其中2幅地图暂定名为《地形图》和《驻军图》，有学者将《地形图》进一步细化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谭其骧）或《长沙国南部舆地图》（单先进），或称《驻军图》为《守备图》（詹立波）。其命名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被广泛收录在各种地图学、测绘学、档案学等的学术史著作及专科词典中。直到近年始有学者提出异议，如邢义田先生认为《地形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而笔者以年浅后学，所见甚迟，今试作推测，《地形图》应当是指示舜陵（又称虞陵）祭祀的行程路线图，《驻军图》应当是舜陵祭祀的警跸图，二图可能都与九嶷山舜陵的祭祀有关。（为阅读方便，《地形图》、《驻军图》仍用原称。）不尽情实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以往研究的倾向与问题

谭其骧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名家与古地图整理单位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的主任，早先发表的2篇文章《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系统深入，但问题亦多，对其后的研究产生了误导。

（1）谭先生诠释出了《地形图》的一条图例：“按照本幅图的图例，凡南越境内的郡县一概不予注记。”[1]并且力证桂阳及阳山关应在长沙国境内。给人的印象《地形图》是为长沙国绘制的。谭先生同时注意到古地图“主区详密而邻区疏略，近处精确而远处粗讹”[2]，但是除桂阳暂不论以外，“封中”一个地名明显位于南越境内“远处粗讹”之处[3]，那么其所说“图例”其实难以成立，而“详密”“精确”的中心地带也自应非地图中央的九嶷山莫属。

（2）关于汉初长沙国与南越国的疆界，谭先生提出桂阳及阳山关应在长沙国境内，由此重新勾画出长沙国与南越国的边界，“既不是以五岭为界，也不同于《汉书·地理志》里的桂阳、零陵二郡南界”[4]，而实际上史书记载特别强调赵佗控制着横浦关、阳山关、湟谿关等关隘，谭先生的辩驳可能证据不足。在方法和材料上，谭先生一方面否定了《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所领13县的记载，认为《汉志》所反映的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的政区分划，“见于《汉志》只能说明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时有这几个县，不能说明这以前有没有”[5]，另一方面又使用《汉志》来印证古地图中的营浦、舂陵等8县[6]。谭先生启发后来学者关注于两地疆界的研究，而这一研究亦至少间接误导了学者对于古地图文化内涵的注意力。

（3）谭先生力证长沙国与南越国的边界不在五岭一线，而在五岭以南。“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路线，是贯彻到了各个方面的，也贯彻到了行政区域的界划上面。……若完全按大山大川来划分郡界，一但天下有事，这些山川所形成的险阻，岂不正好为地方割据势力所利用？……由于赵佗未能改变这条边界线，这就为后来汉武帝用兵平定南越割据势力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设想当时桂阳、豫章的南界要是以五岭为界，南越得以在五岭上设置凭借山险的防线，汉兵就决不能如此轻易取得成功。”[7]分析虽然透彻，其实却与古地图所示驻军于岭北河川盆地的情形正相矛盾。

（4）整理小组指出：“按照通常以主区命名地图的原则，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把这幅图叫做：《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也有的同志认为此图主区范围很小，只是长沙国南部的一部分，不宜只用‘南部’二字，应加上‘深平防区’较为妥当。”[8]后者是指谭其骧先生。谭先生说，“我们建议把这幅图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9]，其思路是将图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后聚焦在“深平”。“防区”的思路可能是受到了《驻军图》的影响而产生的，然而由《驻军图》所示深平并没有驻军。谭先生又说，“我们认为深平应是驻防区域的大本营所在”，依据谨为“深平”二字“写得特别端正”及比《地形图》多加了一个“城”字。[10]这一分析其实也与《驻军图》所示“中心城堡”的布局相矛盾。谭先生将注意力聚焦在深平而不是聚焦在九嶷山，可能是一个遗憾。

（二）高祖、吕后及文帝时期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没有严重的战争对峙

古地图研究最初成果的发表正值“文革”后期，“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运动忽起。研究有一特别强调的主题，就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整理小组说到：“西汉初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消灭分裂割据势力，不断地进行激烈的斗争，是这幅地形图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这幅地形图，是在西汉初期反分裂的斗争中诞生的……它还是西汉初期反分裂斗争中遗留下来的一件实物。”[11]这一认识确定了研究的基调。

当时及后来学者的研究，多认定古地图与南北的战争有关，具体观点如何介钧先生所综述：

关于《驻军图》的绘制年代，一说以上引朱桂昌的文章为代表。他认为《驻军图》反映的这一军事行动可能和高帝十一年陆贾第一次出使南粤有关。另一说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载《古地图论文集》）为代表，认为该图制作于文帝初年，以后曹学群《论马王堆古地图的绘制年代》（载《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更明确认为为吕后七年，（即西汉王朝与南越发生战争的那一年），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即三号墓墓主入葬的那一年）。[12]

但汉高帝十一年（前196）陆贾第一次出使南越，史书文献明确记载双方没有战争。《史记·南越列传》及《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云：“秦已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吕后七年（前181）时，南北双方有战争，但没有交战。《史记·南越列传》及《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云：“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长沙国与南越国接壤，双方产生敌意，以及汉朝禁铁器出关，都很正常，但隆虑侯周灶此次出兵，并没有过岭，一年余即罢兵，而南越也从此向东西方向拓展。虽然此次出兵可能需要绘制地图，但却不能设想墓主会将“士卒大疫”、“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史记·南越列传》太史公曰）这样一次出兵留作纪念。

文帝初年南北不仅没有战争，而且还有罢兵及陆贾的第二次出使。吕后崩于八年（前180）七月，九月文帝即位，次年为文帝元年（前179），文帝赐赵佗书曰：“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赵佗所说“长沙两将军”实为中央派出，称“长沙”是委婉的说法。两将军一般认为即隆虑侯周灶及博阳侯陈濞[13]。陈濞兵罢而周灶兵如何，史书缺载。

有学者认为，《驻军图》中的周都尉军“可能就是吕后时派到长沙国南境攻打南越王赵佗的隆虑侯周灶的军队”[14]；或认为文帝“在调走大部队后，乃于长沙南境驻军防守”，但“‘周都尉军’可能不是周灶”[15]；或认为“在汉中央的军队撤走后，由长沙的几支都尉军接防而与南粤对峙、进行守备”[16]。但是，文帝从一即位，其对内对外的政策就都采取守势，尽量罢兵和减少征发兵役徭役。《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载，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接连日食，文帝下诏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

“今纵不能罢边屯戍”指的是北边。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威胁长安，帝幸甘泉。六月，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至于南方，威胁远谈不上，可能早已罢兵了。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死后史官有前一段总论，《史记·孝文本纪》说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又见《汉书·文帝纪》赞）其中专门提到对赵佗“以德报之”一事。文帝死后，景帝制诏称“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裴骃集解引张晏曰：“孝文十二年，除关，不用传令，远近若一”。十二年正是马王堆三号汉墓的下葬之年。这是文帝一朝南北关系的基本态势。

在汉代，发兵、备边都是大事，需由中央控制，并且备边的军队有时恰可造成对方入侵的口实，因此在吕后七年至文帝前元十二年期间，在岭北留驻一支守备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史记》、《汉书》又载：文帝三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裴骃集解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司马贞索隐引颜师古曰：“小颜云：右留京师，左与之。”说明文帝曾加强对兵权的控制。

倒是南越国对于汉朝总是采取“绝道”、“自备”、“自守”的守备状态。陆贾第一次出使，称南越国“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汉……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赵佗初则箕倨甚傲，闻之乃蹶然起坐谢过。陆贾第二次出使，“王甚恐，为书谢”，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愿长为藩臣，奉贡职。至汉武帝初，建元四年（前137）赵佗卒，其孙赵胡继为南越王，闽越王攻南越，汉朝甚至出兵相助，“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

（三）《地形图》并非通常的舆地图、水系图，而是舜陵祭祀的专图

谭其骧先生认为《地形图》“相当于现代的地形图，大约就是汉代通常所谓舆地图”[17]。但就此图的范围主要为今永州市所属江华、江永、道县3县而言，过于狭小，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似不宜在长沙国丞相墓中单独出现。所以它应当不是一般的政区地图或地形地图，而应当是祭祀中使用的专图。明清时期北京十三陵有图，与此性质相近。[18]（即使作为驻军、守备之用，即用于指示前往驻军、守备地点的道路，此图也应属于专图。）

《地形图》的河流十分突出，据整理小组所说，此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水系在这幅图上表示得比较详细而突出”[19]。但是，如果以为图中的河流是标绘水系，可能是个误解。永州地区在古代水道便利而陆路不通，《艺文类聚》卷七、《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淮南子》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多”，河流所反映的应当不是水系，而是水道，此图的作用在于指示行进路线。学者误以水道为水系，进而误以道路图为地形图，从而将注意力转向测绘学、地图史等技术问题，此点亦与上世纪70年代考古研究的政治背景有关。

九嶷山及发源于九嶷山的深水（潇水）是《地形图》的中心，这是一望而知的。如整理小组所说，“地图的主区即今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20]。山水紧密相连，九嶷山之得名，古书所载或以为九峰相似，或以为九溪相似，或称潇水源于九嶷山。所以“深水源”几乎可以认作“九嶷山”的同义语，而九嶷山亦即是舜陵、零陵的同义语。陵寝与祭祀在古代属于儒家礼制的核心内容，对此上世纪70年代的考古学者可能有意作了回避。

《地形图》中最突出最明显的内容特征是九嶷山舜陵。九嶷山在《地形图》中体现为一大片集中的山体，处于极其突出的位置。“除了用正射投影的较粗的山形线表示山体的范围外，又用鱼鳞状图形表示其峰峦起伏的特征。”[21]图中没有给山体标出名称，但在山体南面（打破山体）绘有九个柱状符号，旁边标出“帝舜”二字，学者均肯定此为九嶷山，惟其注意之点多倾向于“闭合的山形线”等地貌绘制的技术特点上。

需要指出重审的是，《地形图》对于山体的绘制十分详尽，超出常态。（1）山南9个高大的柱状符号，整齐排列，中间3个略为高出，“深水原”（“原”同“源”）呈弯曲状正与3个略为高出的柱状相连，每个柱状分为3节绘有不同图案，柱顶均作半圆形。（2）9个柱状符号之间有5个稍矮的人字形图案，有学者认为是5间建筑物即舜帝陵庙。[22]（3）9柱的高度约为柱下建筑的3倍，望之有如“天柱”。相传夏禹时有“九疑山东南天柱”之说，见《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所引《黄帝中经历》。（4）山体东面又有7个柱状符号，大小与南面的9个柱状符号相似，惟北边2个阙如，又绘制较虚，只有轮廓及柱顶。（笔者推测也可能是因绘错方位而放弃的草图）。（4）山体旁边标注“帝舜”二字。帝舜为人名，与地名显然有别，标注在此超出常例。[23]以上罕见标绘虽然一时不能得出确切的解释，但其规制精细，恐非偶然，直感当与舜陵有直接关联。

《驻军图》中军队的部署，最突出的是在地图中心，潇水上游支流汇聚之处，“利里”近旁，建有一座三角形的城堡，称为“箭道”。以城堡为中心，东西南三面分布着周都尉、徐都尉、司马得和桂阳□□的4支军队9座军营。9座军营其文字标注都朝向中心城堡，而非统一朝向南越国方向。另在军营外围一带画出封闭的边框，有些地方标明“到廷五十四里”、“到廷六十里”等里程，似称中心城堡为“廷”，表明9座军营都是为了拱卫中心城堡而设置。

城堡三角有望楼，三边有门楼。西侧的门外有虚线绘出的陆路到达江边，并连通几个都尉军营。南侧的门外有复道直达江边。东北侧的门外是一个面积不小约相当于1/3城堡的异形的“波”（“波”通“陂”），有水道与江水连通，应当是一个人工的船坞。从这里可以进入城堡，也可以沿着虚线绘出的陆路到达司马得军和桂阳□□军。“波”（陂）和直达江边的复道突出说明了城堡的设置主要是守备水道，这里应当就是潇湘水道最上游的起点，而《地形图》则更加宏观的显示了境内水道主干和支叉的全貌。二图范围大致吻合，又与若干兵器（38件冥器）一起出土，说明了将军、行军、驻军的主题。由长沙而来的军队应该是上溯湘江，转入潇水，经过营浦、深平，直达上游的中心城堡。

《地形图》、《驻军图》中很少南越国的地名（岭南地名只有“封中”一处），特别是没有五岭关隘的标记，明显缺少实际攻防或假想攻防的目标。整个地图看来似乎是自成一体不暇他顾的。邢义田先生指出，“如果驻军图真的是在汉和南越国冲突的时期所绘，或如有些学者所说是‘前线指挥中心’使用的地图，图上似乎应该注记‘敌军’之所在，或者注记其兵力布署。这是所谓守备图、驻军图或防区图不可少的内容。这幅图上却完全没有和南越国军事行动或部署相关的标示或文字注记。”[24]其说有理。

通往岭南的道路，据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有五：“五岭之说，旧以为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广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州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后面三路均与今永州有关。又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秦皇……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九疑之塞。”所指应在临贺岭（又称萌诸或萌渚岭）一条路，法国汉学家鄂卢梭认为“此岭可径通两广平原”[25]。《元和郡县志》又载全义县（今兴安县）有“故赵城，在县西南五十里，汉高后时遣周灶击南越，赵佗据险为城，灶不能逾岭即此”。这是二条曾经实际行军的道路。

但是《驻军图》上中心城堡的位置却是在九嶷山的环抱之中，接近深水源之处。整理简报提出了“利于防守”说，认为：“在大深水河谷几条支流的会合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周围地形有利于防守。”[26]其后张修桂先生又提出“巧妙埋伏”说：“三个集团军，巧妙地埋伏在南岭西北的码市盆地之内。”[27]然而，要想攻防南越，无论走哪条路，至少都要退回到“深平”，这却意味着要放弃中心城堡了。

所以，二图内容最直接的解释应当是祭祀。秦汉以来关于帝舜的祭祀，最早的记载为湘水下游的湘山。《史记·封禅书》载秦制：“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恆山、泰山、会稽、湘山。”司马贞索隐：“湘山，《地理志》在长沙。”湘山祭祀虽属“山川群神”一类，但湘君神则是“尧女舜妻”。《史记·秦始皇本纪》生动记述了秦始皇南至湘山的情景。《秦始皇本纪》又载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汉承秦制，还在楚汉相争时，高祖就开始祭祀五帝。《史记·封禅书》载：“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高祖本纪》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也’。”五帝为五方之帝，虽然是按照天地四方来设置的，但却以上古帝王为神主或配享，其中应当包括着虞舜。

楚汉战争结束，汉高祖“博求神灵”，加大了祭祀的范围。《史记·封禅书》载：“后四岁，天下已定。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裴骃集解引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所说“荆巫”亦即“楚巫”。

这一措施在文帝时期得到继承。《史记·封禅书》又载：“其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张守节正义：“齐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领，遂废其祀，令诸侯奉祠。今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秦故仪。”乃至景帝时期，制度仍然继续。《史记·封禅书》云：“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以上《汉书·郊祀志》同。）

史书还记载了在汉朝的祭祀中，有时需要演奏“文始之舞”，这是虞舜的乐舞。《史记·孝文本纪》载景帝元年诏：“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裴骃集解引孟康曰：“文始，舜舞也。文始舞执羽籥。”司马贞索隐引应劭云：“《礼乐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绣居先。”

祭祀有专掌，称为祀官，秦曰奉常，汉曰太常。而祭礼的等级也有明确规定，如五帝、名山川、古天子等均为当世天子之事，诸侯王不得祭祀。其在诸侯、郡县境内者，则由诸侯王、郡县长官代表天子进行祭祀，称为“侍祭”。《史记·孝文本纪》载丞相申屠嘉等奏：“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裴骃集解引张晏曰：“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也。”又引如淳曰：“若光武庙在章陵，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临祭祀宗庙，皆为侍祭。”

杜佑《通典》卷五十三《礼·祀先代帝王》载后魏孝文太和十六年诏祭五帝云：“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祭于广宁……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隋制，仍“使祀先代王公……帝舜于河东。”唐初，许敬宗等据《礼记·祭法》奏请祭祀古帝，天宝六载，制三皇置一庙，五帝置一庙，有司以时祭飨。七载，诏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飨祭。（又见郑樵《通志略·礼略·祀先代帝王》。）由此推测，对于舜陵的祭祀应当是由长沙国“摄行”天子之礼，故其隆重如此。

古人素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之说。[28]文事谓礼典。《驻军图》中的军队有可能是舜陵祭祀的警跸军队。《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汉制，诸侯国的武职称为中尉，各郡的武职称为郡尉，景帝时更名都尉。中央则设有奉车都尉、治粟都尉、水衡都尉、主爵都尉、协律都尉、骑都尉、车骑都尉、骁骑都尉、强弩都尉、陇西都尉、军门都尉、左右阁都尉、阁都尉（宫阁都尉）、京辅都尉（三辅都尉）、关都尉、关内都尉、护军都尉等等。职掌、地位各有不同，常规军中的都尉地位在将军之下。都尉带兵约数百至千人不等。汉十一年高祖拜丞相何为相国，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田横死，高帝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之。

简报认为“《驻军图》上所注的几支军队应是长沙国的军队”[29]，有学者认为“‘都尉军’，大约是当时的地方军”[30]。因《驻军图》中至少有周、徐二个都尉，故此说缺乏依据。高至喜先生指出：“当时诸侯王掌管军队的最高武官叫‘中尉’，郡的最高武官叫‘郡尉’。所以，‘周都尉军’和‘徐都尉军’都应是汉中央朝廷直接派出的军队。”[31]其说有据。但汉朝中央除了设有“都尉”以外，主掌祭祀的奉常（太常）属下也有“尉”[32]，而其所掌范围即包括着诸陵县。《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

《地形图》又被理解为“防区图”，可能是受了《驻军图》的影响。反过来，《地形图》的核心要素是舜陵，那么《驻军图》中的军队也可能不是为了实战，而是为了警跸。马王堆汉墓主人因为参与了祭祀舜陵的典礼而将二幅地图作为荣耀珍藏，陪葬纪念，大约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张京华）

注释：
[1]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第28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
[2]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
[3]关于“封中”的研究参见娄雨亭：《释马王堆〈地形图〉之“封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期。
[4]同[1]，第30页。
[5]同[1]，第32页。
[6]其中5县见《汉志》，1县见《汉书·王子侯表》。
[7]同[1]，第30－31页。
[8]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第5页。
[9]同[2]，第23页。
[10]同[2]，第23页。
[11]同[8]，第10页。
[12]何介钧《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船山学刊杂志社2004年出版。
[13]陈濞又名陈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博阳侯陈濞”，司马贞索隐：“《楚汉春秋》名濆”。
[14]高至喜：《兵器和驻军图》，《湖南日报》1974年11月10日。又刊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15]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第47页。
[16]詹立波：《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第53页。
[17]同[1]，第13页。
[18]见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19]同[8]，第6页。
[20]同[8]，第5页。
[21]同[8]，第7页。
[22]谭其骧认定为建筑物，见第16页；高至喜认定为舜帝陵庙，见《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与舜葬九疑的对应及其他》，2007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打印稿。
[23]帝舜本为人名，亦可用为地名，专指舜陵，其“建筑景观”以流水环绕为特征，至少到春秋时已经着闻。此处承尤慎先生见告，并指出《国语·吴语》所载楚人申胥（伍子胥）曰：“昔楚灵王……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韦昭注：“章华，地名。阙，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又《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郭璞注：“环，绕也。”尤慎先生又认为，“马王堆地形图有可能出自楚人之手”，“楚人应有对舜陵的望祀或实地祭祀”。见尤慎：《马王堆地图中的舜帝陵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0期，及《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按帝舜葬所，《史记·五帝本纪》称“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裴骃集解引《皇览》径称“舜冢”，《山海经》则称“舜葬”。《山海经·海内南经》：“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郝懿行笺疏：“皆说图画如此。”《山海经》古有图，“舜葬”亦应有相应的图示。
[24]邢义田《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5]〔法〕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冯承钧译，第78页，注13。
[26]同[15]，第45页。
[27]张修桂：《西汉初期长沙国南界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论证》，陈桥驿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0页。
[28]见《穀梁传·定公十年》及《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家语·相鲁》、《史记·孔子世家》及《盐铁论·世务》。
[29]同[8]，第47页。
[30]同[16]，第53页。
[31]同[14]。
[32]“都尉”一名比较灵活，秦时曾单称“尉”。如《史记·秦本纪》“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张守节正义：“尉，都尉。斯离，名也”。《史记·南越列传》：“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尔时未言都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