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后大家都跑了，他却拼死留下来买书：古籍是国脉，不能丢
600年前，明成祖朱棣，刚刚登基，就做了一件大事：
编纂《永乐大典》。
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在这一册册黄纸之上，你几乎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全部。
大约400年后，洋人进京，烧杀劫掠。
如今，原本 11095 册的《永乐大典》，仅有 418 册，其中大半归于他国。
假使现在想要回到600年前的中国，我们只能看到几个碎片，剩下的碎片旁边站着安保，上面写着“禁止参观”。
明明是自己的家，如今却让别人上了锁，还被他们进进出出。
可悲！可叹！
这些典籍，正如风雨飘摇的华夏民族，屡屡遭受大劫。
有劫，便会有应劫之人。
所幸泱泱华夏，护书之人如同护国之人，坚若磐石，绵绵不绝。
这书，又岂是能烧得尽、盗得完的？
先说这劫。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入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
那些公家的藏书，成了首批遭劫的典籍。
日军所到之处，皆以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为优先打击目标，疯狂轰炸。占领之后，焚烧过后剩下的典籍，大抵运回国内。
私人的藏书，亦不容乐观。
战乱之中，典籍比厨房里的大铁锅，值钱不到哪里去。所谓盛世买古董，乱世买黄金，便是如此。
江浙皖沪藏书家纷纷兜售古籍，大批珍本散入上海旧书肆。
图 | 源于节目：《人物》
有卖家，自然就有买家。
伪满的“华北交通公司”。他们仗着武力，收罗地方文献，意在研究情报及行军路线，居心叵测。
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财大气粗，用钱开道。收书的力度，比起日本人不遑多让。
北方的汉奸，南方的叛徒，满铁的图书馆，东京的研究所等等，都在疯狂攫取中国的典籍。
文化是国之命脉，人尽皆知。而这命脉落在一本本具体的黄纸之上，又有几人在意。
再说应劫之人，名叫郑振铎。
郑振铎一生素志恬淡，唯书是好。
对于这样一个嗜书成癖的人来说，那时的上海可谓是末日了。
他忧心地想道：这些古籍，如果全部落入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
郑振铎心里在流血，他勒紧裤带，举家食粥，倾家荡产来买书。
图 | 源于节目：《人物》
将士在战场与敌人搏杀，守城卫地；而他，一介寒士，在敌后与各种势力周旋，争夺图书，保存文脉。
当时很多文化界人士都逃离了上海，却见到郑振铎留在了上海，于是传言纷纷而起。
有人说，郑吃不得苦，贪图城市的享乐。有人说，郑和周作人一样，投靠了日本人。
郑振铎看到这样的报道，也不好登报声明，只能默默将委屈咽回心里。
就连他的好友叶圣陶，直到1981年才知道郑振铎为何留守上海。
图 | 源于节目：《人物》
真正的英雄，无所谓苍蝇的叽叽喳喳。
郑振铎的真心其实很简单：
“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也可以孤勇至此。
图 | 右一，郑振铎
但一人之勇力，终难成事。
郑振铎东拼西凑才能挤出几千元，还要用苦口婆心，用民族大义相劝于书商；而敌人洋洋洒洒就可以开出万元的天价。
人情会有用完的那一天，借债会有花光的一天，但典籍还在流失。
他眼睁睁看着国宝归于他人，却无“挽狂澜”之力。
当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上海。
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发电报，要求拨款。最终，这条文化战线上的“复仇者联盟”成立，名叫“文献保存同志会”。
黑暗之中，终于涌现了一丝光明。
他们发誓：自今以后，决不听任江南文献流失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必为国家保留之！
郑振铎常常奔波于藏书家与书店之间，寻觅好书。
图 | 源于节目：《人物》
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是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
1940年的1月4日，郑振铎从朋友来电得知，日方搜捕的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十四人名单之中有他的名字，不得不离家躲藏。
之后，又有日本宪兵去搜查他家，所幸郑不在。
最艰难的时候，“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
不止是家里回不去，书店也是危机四伏。
因为特务摸透了郑的出行规律，专门在书店埋伏。几次险些“偶遇”之后，郑向员工嘱咐：“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
在这悠久的八年里，那些员工没有泄露过一句话。
最惊险的一次，特务在上海四马路的旧书铺发现了他。
特务连连拍其背脊，而郑沉迷在书海，没有理会。那人又拍了几下，郑才疑惑地回头。
看见特务后，郑心感不妙，拔腿就跑，特务立马跟上。两人一跑一追，像在四马路举行100米一样。
仗着腿长的优势，郑振铎最终逃脱。
这个故事成了当时一则小小的笑料。
可是背后的辛酸、挣扎、煎熬，又有谁知。
图 | 清可QINCO ©
1941年夏，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买来的文献必须赶紧转移出去。
郑振铎亲自挑选了最为珍贵的3200余部善本，分成3800多包裹，寄往香港，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寄存于香港大学。
随后，噩耗降临。日军攻占香港，宪兵队在香港大学找到这批书。
图 |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942年2月，日军宪兵队在这里劫走中央图书馆暂存的34970册古籍
一开始，日本对箱内古籍的价值并不看好。
这时，最大的敌人出现了。
长泽规矩也，又称“古籍猎人”。
图 | 长泽规矩也
他是一个老到的文献学家，精于识书、购书，可谓是“日本郑振铎”。
他常年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以毒辣的眼光，收罗中国珍籍善本。
他每次来华，中国都会专门委派专员，抢先在他前面收集书目。依然还是让他得到了世所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宋刊本《千金方》。
所以当长泽见到这批书时，眼睛都红了，立马看出他们的价值。全然不知这些典籍的背后，是多少中国人拼死拼活的结果。
他悠然自得地整理这些图书，做着目录整理。
图 | 长泽规矩也做的目录
为了将这些书籍据为己有，长泽把这批书一分为二，并且有意隐匿转移证据。
而在上海沦陷区的郑振铎，还沉浸在自我怀疑的情绪之中。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压与烧毁么？”
他经过好几次的打听、访问，都没有发现这批书的踪迹。
如同他的孩子摔下悬崖，连尸首都找不到。
直到抗战胜利，他都无法走出悲伤的情绪。
胜利后的一天，郑振铎得知典籍留在了日本。
当时中方派人前去交涉，但是长泽反复扯皮，甚至不服气的表示：如果不是运来东京，只怕早就烧成灰了，你们该感谢我才对。
无论他们嘴上说得有多好听，也改变不了掠夺者的本质。
但由于缺乏证据，日方才敢如此耍无赖。
为了救回丢掉的孩子，郑振铎站了出来。
图 | 源于节目：《人物》
那些古籍全部都经过郑振铎之手购入，目录亦由郑振铎一人之手抄写，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这批书的全部目录。
这就是证据！
中方将这份目录带到东京，与长泽自己整理的目录一比对，两相对照，结果一清二楚，日方再也无法抵赖。
这批国宝在历尽风雨之后，终于回到了中国。
长泽目睹这批珍品回到中国，大受刺激，回去之后将自己的藏书全数卖掉，从此再也不收藏中国古籍。
图 | 中国古籍
2005年，世界五大博物馆馆长——英国、日本、德国、美国、中国，齐聚故宫。
中国想要他们归还文物，但是遭到了拒绝。
“他们对于祖先做过的不光彩事情感到脸红，可谈到文物归还时，大家承认这是中国国宝，但却说我们会很好地保护起来，供世界人民免费瞻仰。”
好一个慷他人之慨！
但这句话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一个叫卢芹斋的中国人，也说过这样一番话：
“由于中国不断变化和动乱，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保护。
图 | 左一，卢芹斋
我们流失的珍宝，将成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们古老文明和文化。”
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历史典籍，就等于失去了解释自己历史的话语权，必然会有他人越俎代庖。
因为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除了听别人的话之外，毫无办法。这是被奴役的文明唯一的命运。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这是郑振铎的痛苦，也是中国的伤疤。
亡人国者，必亡其史。若人人都能像郑振铎一样，史必不亡，国亦不亡。
我们不当忘记文化的传承。
也应该记得，那些为了文化拼死拼活的人，亦是传承。
参考文献：
1.郑振铎：《蛰居散记》
2.吴真：《郑振铎与战时古籍抢救及战后追索》
3.马伯庸：《千载谁是护书人》
4.韩文宁：《抢救民族文献——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
5.李性忠：《略论郑振铎在抢救祖国文化典籍上的巨大贡献》
6.谢林布里萨克：《谁在收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