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学校长 || 施一公：所有新兴科技产业都来自于核心技术的突破

[导读] 2020上海浦江创新论坛的主题为“科技合作与创新共治”，施一公出席并发表演讲。

10月22日，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主题为科技合作与创新共治。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出席并发表演讲。

施一公表示，所有新兴科技产业都来自于核心技术的突破。所有的核心技术常常来自于多年前的原始科学发现，而这些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原始科学发现都来自于顶尖一流学者，顶尖一流学者往往聚集在一流大学或者依附于一流大学的科研院所。小而精的研究机构依附于大学或在大学里，他们规模虽然小，但是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改变了世界科技当今的格局。

以下为演讲摘录：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浦江创新论坛，也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很多老朋友。我刚才听了姚先生说的很受启发，很久没听您讲带有浓重学术气味的报告了，这是学到很多。我更泛泛一点，讲大学。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教育发展很快，做得很大，正在变强，但还不够强。总统的科技发展很快，变得很大，但还不够强。

中国的人才世界众多，变得很大，还不够强。教育、科技和人才它的依托是大学，所以中国还是必须要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顶尖大学，这样的大学会支撑中国发展。下面大家简单看几张幻灯片。

总结一下，第一，我只能挑一两个简单的数字告诉大家。中国高等教育如果仅从数字上来看毫无疑问是世界头号大国，我们目前为止普通高等学校有将近3,000所，在校学校有4,000万人，等于一个中型国家的人口，我们的硕博士生在校将近300万人，也是一个小的国家了。从这样一个数字来看，中国毫无疑问是高等教育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且我们很骄傲，因为高等教育确确实实在新中国成立72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2年以来长足进步，进步非常大，大家可以骄傲。

即便从世界排名来说，不同的机构对大学的排名，尽管这些排名本身可能有一定争议，不能完全代表大学实力和国家实力，中国也在进步，现在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即便从这些带有一定争议的大学排名来看，中国大学的质量或者大学还不够强，这个结论是可以得出的，还需要走向高等教育强国。

第二，中国的科技。其实中国的科技同样在改革开放以来进步巨大，我们的进步巨大反映在多个方面，比如我们的R&D经费投入，截止到去年突破2万亿人民币，世界第二。即便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去年超过1200亿，也是第二。无论哪个角度看，中国的投入和基于数字的产出都是世界第一或者第二的位置，比如基于数字产出我们也是非常巨大，不仅文章发表偏数、专利申请数、高被引文章，中国都在长足进步。但是这些都是数字性指标，中国数字来说确实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头号科技大国。

当然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大家问究竟创新能力有多强，我做了一些小的总结，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院还没有对2020年的数字做出总结，总体而言我们相比十年前肯定也是大幅进步，尤其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34位提高到今年的14位，长足进步20位。

但是无论哪个报告，你很难在世界创新指数当中找到中国前十的。显然有一个反差，数字的世界领先、科技评价标准和我们实际的创新能力，评估之后的反差，怎么理解，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有一点，我们的科技还不是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第三，中国的人才队伍。中国人才得益于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8日是一个值得所有人纪念的日子，那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也确定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座每一位包括我自己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的国策确定以后的第8天，第一批中国留学生52位平均年龄超过40岁跨出国门到达大洋彼岸，很勇敢的一批，当年有数百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从那以后每年翻番，我是90年4月离开上海虹桥机场去美国留学，那一年有2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这些留学人员截止到19年年底超过600万，回国超过400万，巨大的人才红利在中国带来方方面面的红利。我援引《科学周刊》11年之前的一篇文章，2006年统计数字，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这些博士来自清华大学的排在第一，北大排在第二，我们中国留学人才带来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引用自然科学基金委李主任的一个数字告诉大家，4条曲线，蓝色曲线是当年申请基金委项目负责人的平均年龄54岁，按照他们的年龄横坐标做了一个分布，峰值在54，10年以后1997年平均年龄46岁，反而年轻了，但是第一个峰值出现在31—35。再往下看2007年41岁，2017年39岁。

这张图很有说服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才储备的剧变，而这个剧变一定是中国往前发展创新动力的来源，也是我们人才的基数、年龄构成等等都是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短板，尽管我们科技人才基数已经是头号大国，但是我们在下面底子很宽，到上面顶尖人才人数很少，我不愿意做出具体评价，但我相信一点，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顶尖科技人才对于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是非常匮乏的。所以无论从教育还是科技、人才，我们都面临怎么样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挑战，实际上这种转变早已开始，甚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

第四，研究型大学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我想做一个简单地推理，所有新兴科技产业都来自于核心技术的突破。所有的核心技术常常来自于多年前的原始科学发现，而这些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原始科学发现都来自于顶尖一流学者，顶尖一流学者往往聚集在一流大学或者依附于一流大学的科研院所。

小而精的研究机构依附于大学或在大学里，他们规模虽然小，但是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改变了世界科技当今的格局。说两个具体例子，在当今已经超过了千亿美元市值的单克隆抗体市场，来自于1975年两位基础研究科学家发明了单克隆抗体的产生办法，198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基础研究来自顶尖人才，最后形成强大的产业，这样一个趋势在世界过去两三百年一直如此，只是周期大家要有耐心，要看到它的变化。即便是DNA测序技术这样一个开始应用于精准医学的技术，现在还不是千亿美元的产业，只有区区两三百亿美元，还差得比较远。

但是可以预测一定会成为千亿美元的产业，来自于基础研究的突破，你可以说一个科学家发明基因测序仪，也可以说70年代发明DNA测序技术，DNA之所以可以被测序，因为双螺旋配对互补但非共价结合，可以打开测序，来自于原始科学发现。

教育、科技和人才依附于大学，我们可以看整个世界大学中美国的大学特别值得我们研究，美国各个大学特色迥异，规模大小不一，但是各自发挥了自己在世界科技发展当中的作用。洛克菲勒只有70多位教授，加州理工不到300位，斯坦福大学不过区区1500位博士生导师或者师资力量，这样的规模在中国还是小的大学。

但是这三所大学对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和人类文明进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整个大学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是在这方面源头创新的主力军，这个数字只需要看第四栏第六纵行大学所占的比例，如果把美国的科技发展趋势做一个研究，基本上在美国过去几十年政府支持经费中所占比例平均在50%左右，大学作为最大的执行体，当然因为它是创新来源。

来源：仪器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