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庭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上）
余
庭
光
余庭光
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文/江志伟 图/汪苹
微信版第792期
倘若没有余庭光，就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就没有“徽学”的诞生！
——题记
在中国历史文化发现史上，“徽州文书”被誉为继“殷墟甲骨、秦汉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档册”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人们在惊叹于这第五大发现的完整性和高价值的同时，却不禁要问：这些徽州文书是怎么被发现的？又是谁发现的徽州文书？
20世纪50年代，徽州屯溪有大规模的徽州文书面世。这20余万件从宋代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档案，是历史上徽州人在其社会生产、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包括了：交易文契、合同文书、承继文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会簿会书、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
这些徽州文书批量大、品相好、跨时长、种类全，“跨越近千年历史，涵盖几乎全部文化领域，恰恰为人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实态，准备了不可多得的极为典型和丰富的资料”，无论是作定量定性分析，还是做连续性追踪考察，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而后的三十年，又有10多万件的徽州文书被陆续发现。正是由于这批徽州文书，才诞生了徽学这门崭新的学科；正是由于对这大批徽州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才使得徽学不断兴盛，直至使其成为与藏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地方学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众多的学者开始把30多万件徽州文书的发现，称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这“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人们似乎更热衷于对其整理、利用、评论与研究，却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徽州文书”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到底是谁发现的？
绩溪寻访“发现人”
2004年11月21日，我应黄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汪炜之邀，就徽学研究的有关问题，采访前来黄山市出席“2004中国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成显教授。
在整个采访的的过程中，他多次以肃然起敬的口吻提及“余庭光”这个名字，而我却是将话题一次次从“余庭光”拉回到徽学上来。非常惊讶的栾教授终于忍无可忍地反客为主，问我：“你知道余庭光先生么？”我摇摇头。然后他又转向我周遭的人们提问：“你们知道余庭光先生么？”当然更是异口同声的 “不知道”。栾教授一边不可思议地摇着头，一边郑重地说道：“余先生是您们的老乡，是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没有余先生，就没有徽州文书的发现，就没有徽学的诞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余庭光的名字。
后来栾成显教授告诉我，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与“一个人、一座桥”有关。这“一个人”，便是时任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的余庭光先生；这“一座桥”，便是地处屯溪古籍书店不远处，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俗称“老大桥”的镇海桥。
这番话触动了我的神经，这里面有故事。我向栾教授索取余庭光的联系方式，遗憾的是，栾教授只知道他是绩溪县文化局退的休，却没有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等。当我把电话打到绩溪县文化局，询问余庭光的电话时，接电话的年轻人一问三不知，只说局里没有这个人。我只得请绩溪的一位朋友帮忙，他辗转询问、多方打听，终于打听到余家的电话。
翌日，2004年11月22日，我就如愿坐在了余庭光先生的面前。余庭光这位默默无闻、朴实低调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大功臣的故事，就此展开。
结缘书店十四岁
余庭光1930年3月6日出生在古徽州绩溪县城北门外的一个传统徽商之家，他的父亲从小就循着那首“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民谣，踏上了徽商之旅，去郎溪当学徒、做生意。父亲病故他乡的那一年，余庭光才只有4岁。
幼年丧父的噩运，使得余庭光只能在华阳小学读到毕业，因为家庭实在无法负担他的学费，这一年他正好14岁，同父亲一样，他也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徽商之路。但与一般传统徽商不同的是，余庭光进入的并非“盐、典、木、茶”这传统徽商的四大支柱行业，也不是绩溪人热选的徽菜烹饪业，他选择了书店业。
这爿书店叫做“屯溪科学图书社”，坐落在屯溪老街中段、鱼池巷紧对角，是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又印书又卖书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在屯溪的一个分店。负责人周道谋也是绩溪人，学徒、伙计连余庭光在内一共5个人。这家书店销售的图书，均是从上海亚东图书馆总店运来的新书，其中包括一些鲁迅、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使得余庭光从此与图书结缘，一结缘就是一辈子。
余庭光在屯溪科学图书社做了三年学徒，然后由他的舅舅介绍转到宁国县河沥溪文化书店工作，又于1950年应宁国县委宣传部顾新立科长的两次盛邀，进入宁国县新华书店工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新华书店工作者。
刚开始，单位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月到县委去领来米、油等自己开伙。不论抽烟与否，每人每月一律供给飞马牌香烟5包。经过1951年的工分制，到了1952年底实行工资制时，余庭光已被定为行政23级，每月工资有45.5元，让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因为当时每月伙食开销仅需8元钱，他还有那么多的余钱可以拿回家补贴家用。
一个人与一座桥
之后，余庭光到省新华书店参加了为期半年的业务骨干培训班的学习，又被改派到歙县新华书店，最终被抽调到屯溪的徽州地区新华书店工作。
那几年，有一个名叫韩世保的书贩，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间旧书店，专门收购经营古籍。这位古籍专家经常到屯溪淘购徽州古籍图书。他每次到屯溪都住在黄山旅社，常找老朋友余庭光陪他到老大桥等地淘购古籍。这期间余庭光的古籍知识突飞猛进，后来韩世保就干脆让余庭光替他作主淘购古籍。
由于书店地址位于屯溪老街西部，与著名的屯溪老大桥近在咫尺，因此余庭光工余饭后总爱散步到老大桥上去。又长又宽的石桥两边挤满了一个又一个古董地摊，那些古书古册对爱书的余庭光来说颇有吸引力。老大桥的古籍地摊，后来成为发现大量徽州文书的第一来源地。
余庭光每次光临均有收获，昨日购得几份地契，今天又淘得几本簿册，日积月累，甚为可观。他之所以要收购这些古物，一来出自于自己的爱好，二来也是由于业务需要。他与北京中国书店等全国诸多古籍书店之间，有代购、转卖的业务关系。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地摊文书”就经过余庭光之手，转到了北京、上海等地。
同时，当时全国大办工业，屯溪也办起了造纸厂。原料不够，就到处搜集古书旧纸做原料，于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古书旧纸，被用作原料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当余庭光从老大桥上的一位摊主处偶获这个消息之后，他便马不停蹄地直奔造纸厂，找到熟人好说歹说，总算让他在堆满古籍的浆锅前，抢救性发现并高价购回一批文书。
余庭光从这两条渠道获得的大批文书，除了一些古籍和族谱被上海有关部门购去几卡车外，其余的全部被北京中国书店购得。而中国书店收购的这一大批文书，大部分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购买收藏，其余部分又分别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购买收藏。因为这批文书资料来自徽州屯溪，所以在这些收藏单位里，或被称作“屯溪资料”，或被称作“徽州文书”。
（作者系原黄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徽州社会科学》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