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得者罗利军:非水稻主产区的“稻种科学家”

“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已故“时代楷模”、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如是说。在上海,钟扬的音容笑貌已然定格,而种子的故事依旧不断续写。

11月3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来自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罗利军,凭借“水稻遗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是中国农业界时隔8年后,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中再次获得一等奖。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关于水稻的一等奖来自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水稻主产区。袁隆平等水稻专家都来自农业大省,他却是非水稻主产区的“稻种科学家”。

少年负箧离故乡

1961年,罗利军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那里是“秋收起义”的发源地之一。他属牛,今年正好60岁。悠悠度过一甲子岁月,“老黄牛、孺子牛、拓荒牛”的“三牛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他的言行之中。

1978年是高考正式恢复的第二年,9月底,罗利军收到华中农学院(后改为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录取通知书。“为什么报考农学系?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糊里糊涂报名的。”罗利军笑道。当17岁的罗利军在父亲的陪同下,人生第一次乘坐火车来到武汉时,他还不知道,这个懵懂的选择,将铺就他今后数十年坚定的人生道路。

罗利军说自己“胆子大脸皮厚”,上了大学才学英文,从ABCD念起,从不服输。由于历史原因,罗利军的同班同学年龄差距很大。电视剧《大江大河》中,男主角宋运辉叫室友大叔、二叔、三叔,让罗利军感慨万千。大学班长比罗利军年长16岁,参军当过排长,复员后担任过小学校长。“晚上十点熄灯后,我还闹着要出去玩,班长一把就抱起我往回跑。”罗利军说,班上有许多“老大哥”,他们的经验与处事方式,帮助自己迅速成熟。

1982年,罗利军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昌县农业局,从事了一段时间杂交水稻推广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他才真正开始接触农民,了解农民的生活不易,“原来即使是八十年代的农村,农民填饱肚子都困难”。对农民的同情,自此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一年后,罗利军考研回到华中农业大学,师从谢岳峰教授,进行云南稻种资源的研究,先后前往云南、海南、广西实地考察。天南海北奔波间隙,他还开设了农业青年致富途径培训班,收了一千多位农民学生,写了四十多万字的指导手册,希望为农民致富引路。

在海南南繁基地,23岁的罗利军认识了年仅18岁的同乡少年余新桥。只有初中学历的余新桥,从此跟随罗利军,一步步深造,成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和国家“863”课题首席科学家。

尽管年龄相差不大,余新桥一直尊称罗利军为“罗老师”。在他看来,罗利军重情义,个性鲜明,直来直去,讨厌形式主义。为了培育水稻良种,他们一起寄居农家柴屋,生活条件艰苦,晚上睡觉时,老鼠放肆地跑到床前撕咬被褥,吱吱作响。

“下田辛苦吗?”罗利军摆摆手,“根本就不是,我觉得在田里白天忙活,大汗淋漓,晚上洗个澡,和大家一起打牌聊天,最快活了。”数十年间,罗利军在泥土上扎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走出一条水稻良种培育的全新道路。

罗利军在田间工作 受访对象供图

申城筑巢引凤凰

1986年,罗利军硕士毕业,进入地处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被分配到品种资源系。十余年间,他一边收集研究水稻种质资源,一边培育新品种,育成亚种间杂交水稻超高产新组合“协优413”,并主持“水稻广亲和资源鉴定、评价和利用”项目,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正当罗利军在中国水稻所的事业如火如荼时,上海一场大雨悄然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1998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前往上海市农科院调研,恰逢梅雨季节,没膝大水淹没了农科院周边的试验田,许多珍贵资源就此湮灭。时任上海市农科院院长潘迎捷和在场老科学家借机提议建造种质库,保护几代人的科研成果。

2000年,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立项,总投资4000多万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方面三项投资额度最高的项目之一,跻身当年上海市十大项目,与巍峨跨越黄浦江的卢浦大桥相并列。2002年基因库大楼建成,外形仿若优美的“诺亚方舟”。“筑巢引凤”的想法成了一半,只欠愿栖梧桐树的凤凰了。

基因库大楼模型 海沙尔摄

经专家介绍,潘迎捷前往中国水稻所拜访罗利军团队。此时罗利军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国家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要从“国家队”到“地方队”,又要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杭州,罗利军颇为犹豫。潘迎捷等上海相关领导“八顾茅庐”,八次去杭州与罗利军面谈,答应将他的整个团队11人一并引进,罗利军最终答应。

依据罗利军的建议,原定“上海农业生物基因库”改名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在原本只做基因资源收集保存的基础上,增加对基因资源的研究利用。

“我们搭建了舞台,但演员在舞台上的成功,还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潘迎捷如此总结。多年后,潘迎捷自豪地拍着罗利军的肩膀:“你选择上海是正确的。”

一颗种子一世界

走进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一进门便是2002年建设的科普基因园,园中的科普脚本是罗利军自己写的。“罗老师不是书呆子,我觉得他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他所选择的工作方向,能够与国家发展趋势紧密结合。”中心主任龚丽英说。学法律出身的她,来到基因中心从事行政工作后,专门念了罗利军的研究生,如今对于种质资源保护知识信手拈来。

水和粮食,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基础,建立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提供研究材料,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纵观全世界,许多国家早早认识到建立种质资源库的深远意义。英国有“千年种子库”,挪威有建在地下的“世界末日种子库”,即使“世界末日”来临,也希望保存地球上现有的部分种质资源。过去美国、英国、日本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比较先进,而如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正在逐步上升。

二十年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筚路蓝缕,建立起一座低温低湿库,可保存30多万份种质资源。种质资源经过清洗、消毒、熏蒸等处理流程,封入银色的锡箔袋,分门别类放置在一排排保存架上。整间低温低湿库,仿佛一座装满种子故事的图书馆,提醒着每一位来者,“一颗种子一世界”——面对大自然,人类应当始终保持敬畏和谦逊。此外,中心还建有超低温库,将基因资源保存于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储备罐中,可保存5万份以上。

罗利军在低温低湿库中 海沙尔摄

罗利军对种质资源收集研究充满热情。外出考察时,别人拉着他东逛西逛,他都兴味索然,一到卖米的集市,他立刻两眼放光。“国家也想做,自己也想做,老天爷也让你做,这多舒服啊。”百般辛苦,在他看来都是幸运。罗利军视稻种如命,余新桥回忆,有一次他们在浙江乡村工作,忽然强台风来袭,罗利军不顾危险,径直跑进田里抢收稻种。

谈到种质资源保护,不能不提已故的“时代楷模”、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种子精神”。罗利军与钟扬情谊深厚,钟扬是他儿子儿媳的研究生导师和证婚人。说起钟扬,罗利军充满怀念之情。他说,钟扬活得非常潇洒,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人生,“我们在北京吃涮羊肉,他上来就说:'我要吃八盘!’把服务员吓了一跳。”

钟扬跋山涉水寻找珍贵种质资源,不辞辛劳,乐在其中,却对自己的身体不关心。16年艰苦援藏,钟扬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万公里,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的高原,采集了大量珍稀植物种子。2015年,年仅51岁的钟扬在工作途中不幸意外离世。如今,钟扬收集的部分藏药资源,就保存在上海市生物基因中心的基因库里。

秋收万里稻花香

除了种质资源方面的贡献,罗利军还开创了节水抗旱稻这一新类型。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改良:将旱稻节水抗旱的特性嫁接到水稻上,“组装”出节约大量水资源、对土质要求不高、产量相对不错的“高性价比选手”。

大约从1995年开始,罗利军便在思考,由于中国70%以上耕地是中低产田,实际生产中想再提高水稻产量,实在太难。1998年3月至4月,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期间,罗利军在图书馆查到一篇文献,他回忆:“看了这篇文章,当时我就惊呆了。”文章显示,当时农业用水占全中国总用水量的70%,其中水稻用水占农业用水的70%,而那时水稻的研究主攻方向仍是提高亩产。合上文献,罗利军深感现有水稻品种抗旱性差,生产用水太多,但中国淡水资源严重匮乏,水稻发展必将受淡水资源限制。

联想到十年前在广西田林考察时看到的深山旱稻,老百姓清明节前放火烧山,撒下稻种,不闻不问,秋天也能有一定收成,罗利军灵光一现,于是他萌生了从超高产育种转向旱稻育种的想法。

能不能成功?突然改变研究方向,要冒巨大风险。好在罗利军并非因循守旧之人,他自我评价“不拘一格”:“要是拘一格,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实验室研究表明,人类种植的稻子是从野生稻先进化成旱稻,再进化成水稻。要育成突破性的品种,核心仍然是种质资源。罗利军团队找到合适的高产优质水稻,与抗旱性强的低产旱稻杂交,经过许多周折育成节水抗旱稻。

实验室选育稻种 海沙尔摄

节水抗旱稻的重要特征是根系非常发达,干旱时会自动卷叶,减少水分流失。节水抗旱稻改变了传统水稻生产长期淹水栽培方式,采用旱种旱管等轻简化栽培模式,大幅度降低灌溉用水和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面源污染与稻田温室气体排放量。

2010年,罗利军主持完成的成果“节水抗旱稻不育系、杂交组合选育和抗旱基因发掘”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三年后,“水稻抗旱基因资源和节水抗旱稻的发现与创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目前,全国节水抗旱稻年栽种面积达200多万亩,平均亩产500多公斤,在水田进行直播旱管能超过650公斤。

“常规的东西大家都能做到,做好了就是很好的技术;但是非常规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敏锐抓住,这才是科学。”基因中心副主任陈亮说,罗利军作为优秀科学家的素质令人敬佩,同时他的组织管理和统筹能力也很强,才能带领团队,将节水抗旱稻这一设想转化为现实。

传道授业美名扬

“学生开题报告最重要,我肯定要去。”记者第一次走进罗利军的办公室,下属正在征求他如何安排行程,一系列事务中,除了科研,他最看重的便是学生。已经有一百多位学生从他的实验室毕业,他希望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足以安身立命,而不是仅仅完成实验室的任务。

刘国兰是罗利军的学生和下属,她笑容灿烂,外号“铁娘子”。黝黑的皮肤,是她常年穿梭田间地头选种育种,阳光赠予她的勋章。她说,熟悉的同行都叫她“黑妹”,见面还会调侃:“黑妹,你好像变白了,是不是最近下田少了?”

考研之前,刘国兰害怕女生在水稻领域不太受欢迎,怯生生地问罗利军:“我是女生,可不可以读您的研究生?”罗利军鼓励她:“没关系,你报名吧,只要过了分数线,大家公平竞争。”刘国兰果然争气,读完硕士又读了博士,格外吃苦耐劳。

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没有阻挡她在田间的脚步,38岁时,刘国兰即被评为研究员。出生于江西革命老区农村,刘国兰自幼家境贫苦,父母都是文盲。她说:“能有今天的成就,我由衷感谢罗老师,让我的人生远超预期”。

“刀子嘴、豆腐心”,不少接受采访的学生都这样形容罗利军。在学术问题上,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骂起学生来毫不留情面,不少学生都被他骂哭过。但他又很关心学生,无论学业还是生活,他总是尽可能帮助学生。学术之外,他对学生和下属温和宽容,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聊天时,他很自然地给大家泡茶、端来零食。

基因中心副主任刘鸿艳说,她曾经负责为罗利军申请一个重要的人才项目,然而连续两次评审,都因为材料有缺漏而没有通过,导致罗利军与该项目失之交臂。刘鸿艳为此很自责,但罗利军却什么都没说。“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罗老师,但他从来没有怪过我。”谈及此事,刘鸿艳有些哽咽。

罗利军指导学生 海沙尔摄

作为学生,罗利军对恩师谢岳峰十分感佩。谢教授去世时,子女在国外,是罗利军赶到武汉为他料理后事,而且几乎每年都带领自己的学生去武汉为恩师扫墓,仔细安排每届学生照顾师母,直到10年后师母离世。

罗利军做研究,只选关乎国计民生的方向。学术研究之外,罗利军活泼开朗,热爱文艺,“参加工作第一年,我自编、自导、自演舞蹈,六个男孩子、六个女孩子,跳得好开心,把舞台都跳塌了。”他喜爱文学、书法、摄影,酷爱读书,办公室里体积最大的一件家具是书柜。

“最近几年,我的脾气改了好多。”随着年龄增长,罗利军觉得自己性格有所收敛,过去他为了争取下属的福利,敢和领导拍桌子,“现在我大概会换种比较缓和的沟通方式”。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大道自然”,这也是他偏爱的人生哲学。

近几年,身为市政协委员的罗利军,致力于为上海农业发展出谋划策。在他看来,上海的180万亩农田无法以量取胜,但是可以以质惊人,应当在维护城市生态、产生科学技术、扩大农业产值三大方面精耕细作。

罗利军的科学成就也走向世界,帮助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节水抗旱稻的推广和应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表现优异,还走出国门,在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生根发芽。

“来世上走一遭,我希望实实在在留下点东西。”这是罗利军作为一位赤忱的科学家,最朴素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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