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琐忆】王宜彪||本色
日寇侵华，
河山破、人民浩劫。
长槊舞、救亡迎战，
舍身存节。
荏苒时光家信断，
无情战火乡愁结。
百战艰、大义伴青春，
烽烟烈。
皖江现，招战杰；
齐鲁进，攻妖孽。
冷听霹雳哮，笑谈捉蝎。
陷阵冲锋军报赞，
筹粮断骨肌肤裂。
拾年间、矫健跨千山，
迎天烨。
父亲离开我们已40年了。40年间，每到腊月二十四，我都按照乡村接祖的习俗，在住处将父亲的遗像擦洗干净，端端正正的按放在桌面上。由妻做上几道菜，斟上水酒，摆上碗筷，燃起一挂爆竹，接父亲回家过小年。
父亲四岁丧父，七岁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十二岁那年，因生活所迫，祖母到枞阳帮佣，父亲则给东家放牛。年工钱是一斗米，一套破衣服。他每天天不亮就到浮山放牧。浮山林深草密，经常在放牛时虎吼狼嚎。父亲给人家放牛吃不饱穿不暖，瘦得皮包骨头，还长了一头癞痢。祖母从枞阳回来后，见状，心如刀绞。决心给父亲学一门手艺。父亲十四岁拜当地许姓师傅学理发。但人家光叫父亲干活，不教手艺。祖母无奈之下，送父亲到江南跟大姑父学理发。艺成之后，父亲开始了理发生涯。那时，几个伯父已经成家立业，开始单过。父亲和祖母、母亲在一起生活。从此家庭生活开始出现转机。祖母以为苦尽甘来了，但是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蹂躏祖国大好河山。1937年11月，日军侵入安徽，到1938年夏秋，全省大部分地区沦陷。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无数中华儿女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之中。父亲于1937年9月在浮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2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父亲带领一批乡亲参加了新四军，如浮山詹信元等。离家那天，父亲对人说外出做工，只有祖母、母亲知道是抗战去了。祖母和母亲把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咛万嘱咐。父亲参军后，从此与家庭断绝了通讯联系。一些恶意者，给二伯父施加压力，说他兄弟参加新四军了，向他敲诈钱财。无奈之下，二伯父在伪报上宣布父亲在战争中死亡，这样才免去敲诈和对我家下毒手。父亲先后在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六旅、七师等部队任职。在那漫漫十年间，他甲马丛中立命，刀枪队里为家。部队挺进皖中，开辟了以无为、巢湖为中心，东至溧水，西达大别山、北到滁河、南至太平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多次抗击日寇的战斗。抗战初期，父亲所在的部队装备劣。每人的子弹袋里没有几发真子弹，为了隐瞒真实战力，战士们用高粱杆削成子弹形状，将子弹袋里塞得满满的。给敌人以装备精良的假象。部队人数不足，常常夜间急行军，在指定的地域兜圈子，给敌人以部队人员多的假象。使敌人摸不清新四军的真实战力。部队生活条件极差，经常缺衣少食。父亲曾任特务营副官，为了解决部队食盐紧缺的问题。他冒着生命危险，装扮成商人，骑着小毛驴深入敌后，筹措食盐。返回时，为了避开敌人搜查，昼伏夜出，专挑山林密布、人烟稀少的路走。在翻过一座大山时，由于天黑路陡，摔倒在一个大深沟里，折断了腿骨，人也摔晕过去。醒来时，他见驴驮着的盐还在，很是欣慰。可是一条腿摔断，另一条腿也摔伤，怎么也站不起来，更甭想爬上驴背。正在绝望之时，身旁的小毛驴突然跪下身，父亲见机，挣扎着挪动身体，爬上驴背。毛驴慢慢立身，载着父亲继续前进。就这样父亲经过七天七夜艰难挣扎，终于归队，完成了任务。父亲的事迹，受到部队首长的高度赞扬。1945年9月，七师一部奉命北上，父亲又随部队参加宿北、鲁南、孟良崮、莱芜等战役。
由于多年南征北战，父亲身患重病，不能适应部队工作。1949年3月，父亲转业。当时，生病行动不便，由鲁中南行署专门开出通行证，派人用马护送返乡。父亲到安庆行署报到后，组织上决定他回湖东县（即现在的枞阳县） 工作。到枞阳县工作以后，为了工作他总是顾大家舍小家。打我记事直到“文革”开始这么多年间，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这些传统节日，父亲几乎是在单位度过的。他把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让给他人，自己则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何尝不想经常回家看望七、八十岁高龄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但他更深知当官要勤政为民。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差别很大。解放初期，他曾多次在家乡招收过许多人进城工作，但他从没有利用职权为家人和亲友谋私利。祖母、母亲、我和弟妹都居住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户口。1967年我曾去过一次枞阳，那时父亲正在和一批当权派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父亲叮嘱我“回去好好劳动。”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在农村扎扎实实地劳动了一年。这一年对我锻炼很大。但艰苦的农业劳动，也使我生出了跳出农门的强烈愿望，那年我偷偷报名参了军。直到我穿上军装，父亲才知道我当兵了。父亲在国家开始实行薪金制时，被定为16级国家干部，算得上不错的工资待遇。但他仍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粗茶淡饭，衣服洗得发白，袖口多处磨破了也舍不得丢掉。他对人十分慷慨，谁家有什么困难，生产队要办点什么事，都有求必应。经常有乡亲们向他借钱，从没让人家空过手、失过望。
父亲性格耿直，三年困难时期，干旱和饥饿已经折磨得老百姓喘不过气。可是竟然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好大喜功，大刮浮夸风，这股风使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父亲当时兼任钱桥区委书记，在领导农业生产工作中不愿随波逐流，实事求是领导农业生产，曾受到不公正处理。事情发生在1958年，钱桥区在晚秋收和午季抢种时，正赶上连日阴雨。加上男劳力大部分抽到岳西县炼钢铁，还有一部分迁到普济圩农场劳动。在家劳力极少，大部分都是老弱和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县里要求钱桥区每天完成几千亩抢收、抢种任务。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社员（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叫社员）要完成这样重的任务，无异天方夜谭。但有的地方领导圆滑乖巧，唯命是从，没有能力办到说办到，没有完成任务也说完成任务。而对老百姓则是强迫命令，层层加码，使那些淳朴憨厚的老百姓吃尽苦头。父亲秉性刚直，何尝愿意做这种违背心意的事。他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抢收、抢种，并如实上报。这样不仅农业生产未遭受损失，人民群众也劳逸结合，深受群众拥护。但是县里则以父亲未按时完成上级规定的抢收、抢种亩数被批判，并向全县做了三天广播宣传。1958年是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中国大地严重泛滥的年代。“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父亲哑巴吃苦莲，有苦说不出。
父亲深爱着共产党，深爱着人民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呕心沥血。三年困难时期，农村老百姓经受着深深的苦难，父亲痛苦、焦虑，全身心地倾注在工作上，力求把人民群众的损失减少到最小。那些年，父亲没有回家一次。1958年，县里组织一批干部到邻村曲湖生产队参观，父亲也去了。参观结束后，他连家门都未进，匆匆赶回钱桥区。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老共产党员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理。中央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察觉到农村工作中“左倾”问题的严重性。从1958年11月至次年6月，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2年1月，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对1958年“大跃进”中因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而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这年9月，中共枞阳县委以（62）108号文件对父亲进行了甄别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复出工作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当时他身患高血压、肺心病等多种疾病，仍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直到逝世前一年退休。
1980年冬，父亲病重，我请了年度假赶回枞阳。当时父亲、母亲还有弟妹住在枞阳县人民银行宿舍。这是父亲任人民银行行长时，单位分配给他的。当时，一共分给他三间房间，他主动让出东边一间给姓王的单身汉职工。父亲和母亲住在西间，西间每到下午西晒很厉害，真是热气蒸腾。中间一间是厨房兼王姓职工出入过道。这里按了一个床铺，平时是妹妹睡的。我和妻儿到城里，妹妹就让出床铺让我们住这里。厨房里的煤球炉冒出的煤烟很浓。冬天寒风刺骨，只好开窗睡觉。父亲生病期间，正值冬天，他不许家人关他的门和窗。以便通风。其实他完全可以将自己房间大门关起来，煤气进不到他的房间。可怜天下父母心，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子女的健康。
父亲是1980年腊月二十四日上午过世的。那是个飞雪铺成白缎锦，细雨洗出碧蓝天，艳阳撑开七彩伞的所谓雪光、雨光、阳光三光交相映辉的日子，是乡人们称为父亲离世时的吉日。正在咿呀学语的儿子王睿在大伯母怀里指着明丽的天空说：“爷爷骑着大白马飞上天去了。”父亲对战争年代曾骑过的那匹战马深有感情，弥留之际常念叨：“我的马。”“我的马鞭”。如果人有灵魂，我相信父亲一定会挥鞭策马上天庭。神灵知道父亲是好人，好人有好报。
父亲遗体火化那天，地、县主要负责人康兆郁、周志文等参加了告别仪式，县委书记周志文致悼词，他肯定了父亲光明磊落、心胸坦荡、鞠躬尽瘁的一生。父亲骨灰运回浮山安葬时，灵车经过城关镇，无数鞭炮长鸣为他送行。父亲的墓地选在土地山北侧。安葬时，村口、田间、山坡上人潮涌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从人们的泪花中、叹息声中，我深切感受到父亲无愧于他的乡亲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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