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上帝”——达利绘画中的一页之解读
晚祷，1938，达利
“孤独的上帝”——达利绘画中的一页之解读
【摘要】20世纪的西方美术史上，出现了一位以反映内心的妄诞和梦境为其主要表现内容的画家，他就是西班牙艺术怪杰、超现实主义的主将萨尔瓦多·达利。作为“艺术怪杰”，达利的画虽可概论为“梦境”，但其精神内涵和现实意义却十分丰富，文中仅以“隐形人”意象为核心，试分析达利绘画中的宗教神秘因素及其精神品质。
【关键词】达利 孤独 上帝 隐形人
后人对达利的研究和评判太多，我们单看达利的自传和日记，就能明白其一生的整个精神状态。他有超人的想象力甚至幻觉，也有极其精密的组织并绘出这些幻觉的艺术天才。从根本上说，达利的一生都是徘徊在疯子与天才之间，在这样的钟摆之间来回摆动，使他极其疲惫，如他自己所说：“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改换了自己过去的口号'从非理性事物到非理性’，在我的盾牌上写明另一个真正天主教的口号：'战胜非理性！’……我顽强地冲杀，堪称英雄主义的楷模，当非理性开始威胁我时，我就毫不畏惧地把它研成粉末；不仅如此，我还几乎把所有其他超现实主义者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在达利的世界里，非理性就意味着幻觉的危险，而理性则意味着现实的秩序；然而终其一生，在他的画册里，我们不无感慨地读到一个词：超现实。
在达利的画中，“隐形人”意象极其丰富。以1951年左右为界，伺他进入“分子时期”以后，隐形人所表现的内涵中就除去了宗教因素，代之以黑色幽默式的对“分子”的思考，比如1951年的画《拉斐尔爆炸了的头》；而在另一幅画《记忆延续性的解体》中，我们则看到了他对自己早期绘画因素的批判，也许这意味着其思想中某些方面的解体。试图解读这样一个幽灵般的怪杰，实际上是一件可怕的事。本文以达利1951年之前的几幅画为例，借此分析“上帝”在他的理解中处于何种地位。
一
拿起达利的画册，从1918年翻去，至1983年，我们能够发现，在他的画面中，无论要表现什么内容，诸如欲望、战争、被截肢或扭曲了的人体、腐烂的怪鸟，以及球形等各种各样的意象，许多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总喜欢把这些幻象的背景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铺上一片平静的淡蓝色海洋，或者落日余晖之下呈现橘黄色的沙滩，抑或是泛着淡淡黄绿的蓝天。他喜欢把人间世的一切事物晾在天地广袤之间，以细腻得失真的笔调剥开它们的任何一点肮脏之处。在这时候，我们能想起他那近乎发疯的狂笑，如他自己所说，一旦发觉某些幻象出现，他就不由放声大笑，连在别人争论哲学问题的时候也不例外，这时候“……我只好一声不吭，因为我无法止住笑。”
这种赤裸裸的呈现和暴露，任何时候看去都令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清醒。我们的无时间的时间感以及宇宙洪荒之感都被调动起来。在这些幻象之中，我们悟到一种纯粹的野蛮与荒诞，这是文明的颠覆，不啻一部《疯癫与文明》，而在形象上比它更鲜明。
“隐形人”意象就产生于这种幻象之中。1929年的《隐形人》就是这种杰作的代表。这幅画照例是物事在广阔天地之间的陈列。远处是天边，飘着黄色的横云，地面上杂乱地摆着些物体：左边巨大的平台上站着马；柱体，人头型杯；中间的女上体模型，雕塑；右边的冷色调建筑，以及一旁奇形怪状的痛苦的人。这些物体之中，以云、远处的两个蓝色球体，以及中部的模型和建筑的空间组合、流水等物，把天与地以一个隐形人连接起来。
从画的艺术形式上来说，这种画法无疑是一种视觉技术的巧妙拓展，它要求观众的态度不仅是欣赏，而且是参与其中：它对我们的感官提出邀请和召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眼前的幻象，脑海中同时升起一种似确切又似朦胧的另种印象，这种印象无非来自我们自己所本有的臆想或梦境。所谓“双重阅读”的有趣之处即在于此。因为在这种阅读里，通过视觉形式的转换，观者被调动了某些隐藏在自身之内的心理内容。
在这样的视觉刺激之下探测画的思想内涵，就易于发现，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悲观和虚无的混合：这个巨大的“隐形人”坐在高高的红色方柱台上，其身躯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一，他圆睁双眼，凝视着周围的一切：高大的建筑，扭曲了身体直在哀痛的人，女人的半身模型，站在巨型平台上的马，等等。然而这些物事，对他这个“隐形人”的存在却视若无睹。他们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既不想拔腿走开，也不想抬眼望一望自己的处境，对这个世界何以是这样一副形态试图做出某种解释。他们好像瘫痪似的，各任自己堕落。在物事的任性之中，“隐形人”是一个被忽视的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画面右部的建筑上附着两个女人的立像，她们似乎确曾注意到了这个“隐形人”。她们把脸扭过去看向天边，那个“隐形人”的脸。然而遗憾得很，她们飞扬的长发，变形的乳房，混着玫瑰和血的腹部，傲然的挺立，浑身上下无一不透露出她们的傲慢。这两个立像一眼看去，立刻使人联想到达利的另一幅画，即1930年那幅《正在滴血的玫瑰》。在这幅画中我们体验到恶心、美丽的死亡、嗜血，甚至对子宫的赞美：这使我们不忍再看第二遍，它似乎确调动了我们的所谓“道德命令”。
对于“道德命令”，达利曾说十分迷恋康德，虽然一句话也看不懂，“可是单凭我读过康德著作这本身，就足以使我充满幸福的骄傲。”达利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得意于许邵判定他是个“奸雄”一样不无得意地总结说：“我明显地缺少绝对命令。”他是个通身带着黑色幽默之气的人。
以此，我们发现，既然“道德命令”被放逐，自然“上帝”也是被放逐了的。达利是个孤独者，自以为孤独者，自爱自身孤独者。而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隐形人”，这个可以凝视一切的上帝，就受到了冷落，他也是一个孤独者。“上帝”可以形态各异，而孤独则一。在《隐形人》里，他被无视；在1931年的《孤独——神人同形的回音》里，则被诠释为一个裸体的人的背影，他在落日的阴影的边缘上，在一片荒凉的淡绿色平地上；映在一块岩石上的是他的孤独的影子，他与这影子很近，而空对着它。他的头呈蛋形，上面附着一些鹅卵石似的东西，背上粘着一些螺形的细小物体，面前的岩石上爬着一条类似蜈蚣的虫。重要的是，他没有脸。这种遮蔽表情的手法使人觉出，他孤寂得像一具行尸走肉，并且连行尸给人的恐惧感也消失殆尽。这时候不禁想起欧·亨利小说中的一句话：“世上最寂寞的，莫过于一个灵魂准备去作秘密的远行。”而翻看达利的日记，就发现他时刻做着这样的准备。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无须知道达利、“隐形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达利表现了近似宗教而又不是宗教的神秘因素，表现了“隐形人”的孤独，上帝的孤独，这是产生于他的画中所蕴含的意味，是他对于世间生命的诠释：这就是一切。诚然，达利也许在生活中、在这个世间以及在绘画中近似于上帝本身，但他毕竟不是上帝。他倾向于像尼采那样的发展，说自己是“太阳”。然而尼采究竟不是，他最后发疯了。达利不同于尼采的是，他知道自己和疯子的唯一区别是他没有疯。
二
达利1938年的那幅《西班牙》，也许是更为有趣的有关“隐形人”的绘画。整个画面呈现的是一幅战乱的场面：黑沉沉的天空下，远处有山峦城堡，人们在一片淡黄的平地上挥动戈矛，杀气重重；近处爬着一头仰头呲牙的豹子。一个女人的上半身从这战乱的景象中隐现出来，她右臂倚在一个很高的长方形盒子上，手指颀长；下半身的线条画得很朦胧，透亮的光线中可见她穿着一袭长袍，但人物的站姿及重心清晰可感。她以这极其优美的姿势，把头从右侧俯下，看着从这长方体盒子上部的抽屉里伸出的红色物体，像是围巾什么的。搜寻她的眼光，发现她的神情似是痛苦又似怜惜和哀叹；这神色使人联想到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在餐桌上的神色，安详而泰然，泰然中又带着怜悯。她的左臂粗看不易发现，细看，是向上举着，伸开的手掌似乎在等待空中将要掉下来的东西，又似乎在向谁索取什么。
无疑，达利善于将优美和残暴放在一起对比，尤其当这残暴的战争场景中现出这样一副优雅的形象来时，人们更易于认识到自己的欲望之可笑。这个“隐形人”几乎是在欣赏这场战争以及互相疯狂虐杀的人们，同时还以旁观者的姿态伸出左手，用那张开手掌的动作象征着战争的本质：无非是一场各自利益驱动下的索取。而这个动作本身似乎更像一个寓言甚或预言。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把达利自己看作上帝，《内战的预感》一画就是对战争的预感。
其实这种“隐形人”绘画的最为幽默之处，在于残酷和优美之间的张力。在这里，优美是由残酷组成的，神圣是由恶俗建构的，因此我们觉到了画家的悲悯，看到的是无望：上帝是彻底被放逐了。不过，我们一定可以对此换一种解释，说：这残酷的战争是优美的，像一个优雅的女人那样的神圣。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层层转化和折射，映出极其复杂的意味。毕竟，上帝的地位和形态取决于这个世界的存在物对他的理解和阐释。这些存在物包括一切，人类及其创造物，以及自然。未经改造的自然，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取舍视角上来看，也就意味着另一种表达。
总之，这个世界以一种自足的系统存在并且变化着，在潜在中以其“自组织”原则维持它的必然秩序，虽然这种秩序谁也看不清楚说不明白，但当事物就是那样，我们却有可能从中瞥见存在及叙说的意味，就像这画中的“隐形人”一样，他像是顺从着人们的意志又像对人们发出不可抗拒的命令，虽然他不免孤独，但若我们对它思考，它必于我们呈现自身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西班牙]萨尔瓦多·达利：《达利的秘密生活 一个天才的日记》，陈训明等编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2、[美]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黄源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3、[美]休斯编：《达利》，韦洪发译，吉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4、王红深等编：《达利 蒙德立安画风》，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