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闲读：“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
白居易跟刘禹锡的友情开始于公元826年，就是那一年，刘禹锡从安徽和州（现在的和县）归京，而白居易自苏州归洛，两位同龄人在扬州相逢（他们都生于公元772年，就是杜甫死之后的第二年），之所以在扬州相逢的原因是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是大运河，要回洛阳乃至回长安，走运河水路都是最便捷的行程，于是，中唐的两位大诗人在此相遇了。
（隋唐大运河沿线的城市）
两人大概早已互有耳闻，互相之间一见如故，白居易写诗同情刘禹锡，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我知道你这一生如此坎坷的原因是因为你太有才华了，可是一贬官就是二十三年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刘禹锡回了他最响亮的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后两人同游扬州、楚州等地，惺惺相惜，两位大诗人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友谊。
（刘禹锡与白居易）
中国诗歌史上怕再没有另一个人像刘禹锡一样屡被摧残而乐观不改的人了。别人遇到秋天就悲伤，刘禹锡偏不，他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睛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也许正是这样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白居易，从此两人成为知交，因为白居易的仕途也不顺，只不过他的不顺与刘禹锡不同，白居易在经过815年武元衡被刺事件被贬之后（当时书面上被贬的理由很别致：白居易的母亲看花坠井去世，而白居易作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三观大改，从之前的“兼济天下”改变成“独善其身”对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这种改变是合时宜的，也正因此，白居易的晚年生活还算不错，他在遇到刘禹锡时，是向朝廷请了病假回洛阳的家里养病的（他在824年就在洛阳买了房子）。
（晚年的白居易）
这一次回京，刘禹锡仍然不服气（尽管已经55岁），回到长安，很快就又写了“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句，他仍然勃发着为国为民的热情，可是当权者怎肯给他机会，他很快就又被找个理由扔出了京城，到苏州（白居易在那里当过刺史）等地当刺史去了。这一去，直到开成元年（836年）皇帝换代，刘禹锡才终于任了太子宾客东都（就是洛阳）分司，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不再做实职了，大概是当权者知道他已经年过花甲，翻不起多大的浪花了，不再注意他了。
到开成三年，也就是838年，任太子分司的刘禹锡与做太子少傅（也是闲职）的白居易在洛阳相聚了。两位好友，政治上都遭冷遇，一生未得施展抱负，此时都已将近七十岁，聚会之际，感触良多，于是白居易写了一首诗，诗名是《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全诗如下：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
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诗题简单，就是直陈其事，“梦得”是刘禹锡的字，与刘禹锡沽酒闲饮并且约了下次相聚的时间，题中说闲，其实是无奈的，说自己闲的人，往往都是一堆心事，只是无奈地“闲”下来罢了。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年轻的时候尚且不知道为生计而忧虑，到了老来谁还痛惜这几个酒钱？这是字面意思，其实，字面之外，就是少年时两人壮志凌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气，根不不以生计发愁，脑子里想的都是“家国大计”，从来不为自己一个人的生计犯愁，到了老后，人情冷暖遍历，世态炎凉饱经的两位好友终于身心交瘁，踏遍青山的晚景之下，再也不可惜这一点酒钱了。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两个人争着掏钱买酒，这是老友相聚的常态，“共把”两字生动，十千沽一斗是有可能的，但是真的沽了一斗酒吗，显然是夸张，但这种艺术夸张是正常的，两人共求一醉，以酒解闷，以酒消愁的情感是真挚而热烈的；“相看”二字一出，是两个人坐定之后，互相端详，这是久不相见的亲切场面，两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在酒馆里相遇了，各自白发苍苍，一对儿满脸风霜，互相端详，看对方就是看自己，像是照镜子，怜惜对方也就是怜惜自己，这种相对的互相端详，已经宣泄了无数的情感，可能没有说话，但人生的离乱，宦海的浮沉，尽在这“相看”之中了。
（晚年白居易和刘禹锡及朋友们的生活）
“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这是对典型文人老来生活的描摹，只是这里闲未必是真闲，醉又何尝是真醉。闲到只能对个对子，写个小令，做做学问来打发日子；醉当然不是真醉，因为还能互听清吟，听着诗人口吟的诗句比听管弦乐声更让人心醉。做学问、行酒令、喝小酒，听管弦，其实都是仁人志士虚掷时光的不幸，字面上的洋洋自得，写的正是字面之外的不甘与烦闷，毕竟年近七十了，一生可能就这样了，怎不让人哀叹！
（《白居易拱谒·鸟窠指说》中礼佛的白居易）
“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等到了菊花黄时，我们自家的酒已经酿熟的时候，我再与你一醉方休，肯定能陶然忘忧。诗人约定了下次共醉的时间是重阳佳节，这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主题的深化，友情还将继续发展，当然，既是饮酒解忧，证明还是有忧愁在的，或许这份悠长的哀愁才是真正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深重到了只有醉了才能解忧，这让人想及曹操的《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二者情致大略相似：只有在醉乡里才能消解暮年壮心未已的哀愁啊！这里的家酿当然也有友情深厚的意思，交情不深的人是不会用“家酿”招待的。
（现在的白居易草堂）
我们不知道这一年的重阳节两人是否再次共醉，只知道刘禹锡晚年在洛阳期间，与白居易、裴度、韦庄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极其闲适，他和白居易更是留下了《刘白唱和集》，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这些诗作，如果细读，刘禹锡和白居易都不那么纠结了，白居易晚年更是笃信佛教，成了一位佛门弟子（“香山居士”的来历。）公元842年，刘禹锡病逝于洛阳，移葬于相距不远的河南荥阳（今归郑州），四年之后的846年，白居易也终究扛不过寂寞与哀愁以及自然规律（元稹、刘禹锡等好朋友们都逝去了），在洛阳安逝。不管年轻时这两位大诗人活得有多挣扎、仕途有多坎坷，至少在晚年，两人的生活都算安顺，这跟李白、杜甫相比，似乎结局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