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篇小说《救》

2020-06-07   私有段友功的中篇小说《救》是一部份量颇重的文学作品，尽管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尚有商榷之处。一 象许多作品一样，由于那个忘不了的时代象恶梦一样给人以后怕，因而作品依据随机原则，采用抽样手法，塑造了几个极普通的人，让他们把那个时代的腥风带给了读者，从而使读者产生深邃的思考。 许津生，这个老干部的养子，因其家庭出身不好，尽管他从小就跟着养父一起生活，但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仍然逃脱不了厄运：一个书记的几个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雇他的赖以谋生的职业；一顶“黑五类子女”的绿帽子，就可以活活拆散他的情侣；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宣称“法律要服从路线”。许津生的遭遇正是那个令人难忘的年月的千千万万个普通公民的缩影。 比起许津生，刘水秀的遭遇更加可悲：一方面，她受着封建习惯势力的残酷迫害，要嫁到她不喜欢去的人家去。另一方面，又是罪恶的时代破坏了她的幸福。本来，在嫂子的说服下，水秀爹妈的思想有了转机，准备同意水秀自己对婚姻的选择。由于刘水清这个当哥哥的强烈反对，刘水秀的婚姻自主权再度被剥夺。为什么刘水清反对妹妹婚姻自主呢？因为刘水秀选择的对象是许津生，而许津生的生父在土改时“畏罪自杀”，在刘水清看来，“婚姻法也要服从阶级路线”。刘水秀被逼与许津生潜逃后，刘水清在公社革委会的支持下，迅速将刘水秀劫回并强迫其立即出嫁，而逼婚闹剧竟然得到了公社书记的支持，在强大势力的压力下，刘水秀在深更半夜被抢出了村子，当了另一个男人的老婆。 许津生和刘水秀的婚姻悲剧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种种质问和研讨，从而使人们至少明确一个道理：在和平的环境中，永远永远地不要动乱的岁月。那样的岁月，只会剥夺人们的幸福，只会降给人们以灾难。因而，作品是血和泪裹着的呐喊。二 如果说，作品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画卷，揭示了动乱生祸的真谛，确实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的话，那么，成功之处则比比皆是。段友功的作品的异于他人之点，就在于整部作品充满了反思精神，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许津生是作者精心雕琢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他有过沮丧，有过尴尬,有过伤心,有过愤懑。然而作品描述得更多的则是他与命运拼博的毅力，屡败屡战的顽强，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意念。时代剥夺了他上大学的权利，但他喜爱上绘图的工作；命运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但他在农村却学会了针炙、推拿和中医；在农村，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命运，而是以讲故事，拉二胡等方式把欢乐带给了农民；他挚着地追求他所心爱的人，而不论心上人的低劣的环境和艰难的处境；在他内心流淌着鲜血的时候，他正视现实，果敢地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劝说心爱的人热爱生活，热爱丈夫。他救过刘水秀二次，在水秀丈夫死后，他把与水秀的结合作为对水秀的第二次搭救，指望以自己后来的优越地位和条件帮助水秀解脱各种忧苦。当他一旦重新认识水秀后，通过自我解剖，清醒地意识到：对水秀的第三次“救”是错误的。错在什么地方呢？作者让读者与许津生一起反思。但作品通过前后情节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许津生的第三次“救”，源于对水秀的怜悯和爱，然而怜悯占的比重要大于爱，从而把许津生摆到了“救世”的地位，并隐约显露出“丈夫主义”色调，而这些恰恰滋生于封建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写反思的良苦用心，就在于暴露新时代国民的劣根来，从而提请人们注意封建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外壳和那些外壳里面的腐朽而顽固的实质。 许津生是反封建的。作品一开头不仅描绘了他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支配下的救人行为，还通过与刘父的对话，表明了自己强硬的反封建态度。这之后的深夜出奔、村口论法、冲撞书记等等都深刻地表明了许津生反封建的激进性。由于社会的渊源，许津生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其一，中国的农村是一个极广的封建残余势力的大本营。作品所表现的换亲、逼婚事件不仅仅只是那个时代的特产，而是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肥沃土壤之中的一株小草而已。既然是小草，就表明了它的发展的必然，因而它显示的是封建主义这棵长藤生长的一瞬间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时间这个纬度上，封建主义受历史惯力的势能的推动，不仅还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将来的某一个阶段。从地域看，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村居民点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桃花湾是这广阔天地的一粟而已。因此，在空间这个经度上，封建主义占了多少地盘是人所共知的。作品通过许津生，刘水秀，水秀嫂，毛头等人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主义对时空占据的客观性，强有力地揭示了农村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的面目。其二，疯狂的时代把人造神的愚昧举动推到了顶峰。一段“最新指示”或“最高指示”成了红色宗教垄断下的玩弄历史的魔杖，这只魔杖指向哪里，哪里就能随人造神的意志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但它能满足人造神的欲念，因此，它就裹着历史的痛苦和社会的血泪，歇斯底里地在魔杖的控制下变幻着，摇晃着，挣扎着，发出嘶裂的呻吟。许津生，刘水秀，水秀嫂，毛头等人的痛苦只是这滩苦水中的一个氧原子与两个氢原子的合成而已！在正常状况下，人是不能成“神”的，人之所以成“神”，不仅仅是作品中所描述的邪恶势力的吹捧——这种吹捧，即所谓人所共知的“题辞”，它实际上是封建主义手段的卑鄙的使用。溯其根源，人本身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的作用是人造神形成的基础，我们中国这段历史的阵痛的诱发点就在于封建主义这个国民的劣根。自然，一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的获得，给予这种劣根以土壤，以肥料，以空气，以阳光，就象蚂蚁要吃蚜蜜而甘心为蚜虫帮工一样。在蚂蚁的眼里，只有蚜虫粪便，而对于一望无际的阔叶作物却视而不见。公社张书记、刘水清正是这样一类蚂蚁，他们宣称对有理的人们不予支持，而一切一切服从于“路线”。正是这么一些人将匕首插入了历史的肌体，建造了悲剧上演的史无前例的特型剧场。 以上两点给读者展示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反封建势力的弱小。在两军对垒的悬殊力量较量中，许津生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反封建的不彻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作品再三展示给读者的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许津生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还来源于自身的封建主义思想。由于外在客观世界给予的巨大压力，许津生头脑中产生了自卑感，这种自卑感象一副沉重的镣铐，禁锢着他的一切。当水秀向他表露爱情时，他惶惑，他沉郁，他痛苦，连相也不敢照，而只是向水秀说明自己的恶劣处境，打算说清后就“各走各的”，因而可以看出许津生缺乏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内在的气质的积极一面，虽然他多次与命运拼搏而屡败屡战，但这种拼搏都出自于被动和迫不是已，从夜奔和抗上两个典型情节就可以看出这点。水秀为追求幸福，被迫走上私奔之路，而许津生则怕这怕那，优柔寡断，虽然决定出走，终是被动角色。本来，一对情侣已逃至他乡，因为父亲的一封信和公社革委会的证明，便前功尽弃而屈服于强者。回到生产队后，仅以睡觉解愁而不积极想其它的办法，即使是表现得颇为慷慨的村口论法与顶撞书记的情节，也只是在水香告知之后表现的。因此，许津生的反封建行为是被迫的，是被动的。这种被动态度表明了他思想深处的有别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忠于现状，忠于父母的封建主义的潜意识。 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着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另一方面，内在主观世界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封建主义意识，因而决定了许津生反封建的失败和反封建的不彻底。也正是这两个因素的同时存在，使许津生的内在的封建主义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发展，导致了许津生对刘水秀的第三次“救”——希望与刘水秀结合而使她幸福，从而把许津生自己摆到了“救世”的地位。许津生从一个反封建的英雄，变为封建主义思想的追随者，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悲剧。它的“悲”，在于人物在不自觉中变化，在自以为非中变化。作品努力叙写的这种变化，旨在向人们敲响自醒自识自觉自悟的钟鼓，向沉睡而又自以为清醒的人们给以的当头棒喝。这正是《救》这部中篇小说给予人们的明确的启示，从而使得它异于一般的爱情小说而脱颖而起，给予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极有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 但是，作品的思想境界并没有挖掘到此为止，段友功有如一位治病的医生，不仅切脉了时代，指出现时国民的劣根，而且因病施治，给社会开了一剂饱蘸作者心血的处方。许津生的“救世”主义受到了刘水秀的充满激情和热望的批评，刘水秀的自省自悟给许津生脊背上一记响鞭，把许津生抽痛了，把许津生抽醒了。痛苦之余，许津生冷静地自我解剖，意识到是刘水秀把自己从封建主义的泥坑里“救”了出来。于是，许津生与过去的许津生道了拜拜，满怀信心和热望踏上了新的生活征途。从而，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反思精神的形象跃上历史的画卷，这个形象是真正的“这一个”，既有普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气质，又有有别于其他知识分子的个性特色，因而，许津生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时代历史的产儿，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抽象。三 作者采用蒙太奇手法写这部小说，运用作者大量熟知的材料塑造了许津生、刘水秀、刘水香、刘水清等性格各异的形象。在许津生这个形象中，作者把流在自己身上的血液抽取出来，和着自身的经历，和着自身的思绪，注入了许津生的血管，由于DNA的作用，使得许津生不时地重复作者的生活历程，许津生随着作者悲哀伤感情绪的产生而哭，随着作者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而追求，随着作者对现实的理解而长思，因而，许津生是活的形象，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呼之欲出的形象。在作品的后半部，作者又将自己的脱氧核糖核酸注入了毛头，从而塑造了另一个心灵美好的男子形象。毛头与许津生这两个形象的合一，就是置身于作者身后一面镜子中的形象。刘水秀是作者在乡下见到过并从内心追求过的且使作者念念不忘的多个人物的合体，由于生活的本身和作者自身对生活的理解，这个人物倾注着作者的全部的爱和一种极其微妙的怨，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因此，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对许津生和毛头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而对于刘水秀则是使用的浪漫主义手法。许津生、毛头两人都被作者置身于平淡的现实，他们对生活矛盾的处理，对事物的理解无一不是现实生活的折射，除细节的真实外，他们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许津生的会医道、会乐器，优柔寡断以及被动的反抗性格；毛头的克已忍让，一声不吭地边扎箢箕边听妻子唠叨的神态，有了儿子后的欣喜等等等等，无一不是活生生的，无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对刘水秀，作者则赋予她理想主义的浓厚色彩。她是以不屈的反抗出场的，自始至终，总是存在着与命运抗争的内在的气质的积极面。她宁折不弯，以死示义，强烈地追求光明、幸福和自由，这是她的性格的主导。她不经任何人同意，就毅然到照相馆开了合影照单据，她主动向许津生求爱，她主动约请许津生出奔，她以剪刀和言语向邪恶势力拼博，她人出嫁了，但心和心爱的发辫却留给了心爱的人，她以顽强的毅力自学了医道，她在转折关头冷静地反思并把这种反思向社会传播，等等等等，十分完美地表达了作者心目中“她”这个人物形象的自我评价。本来，作者对刘水秀是厚爱的，刚开始，作者是希望水秀能与津生结合的，但作品情节的发展背离了作者的本意，以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而造成了津生与水秀的爱情悲剧。于是，作者便人为地让水秀的丈夫死去，实指望津生能与水秀二渡鹊桥。但由于作者以浪漫主义手法给刘水秀以理想主义基调并不断使这个人物形象自我完善，因此，作者写到后来便失去了对刘水秀形象的控制能力，并且自已被刘水秀的崇高精神所深深感动，从而言不由衷地使水秀与津生分道扬镳。这样处理虽然是作者极不愿意的事，但却是艺术本身规律运转的必然结果。作者没有悖逆于艺术轨道，显示了作者自身的反思和屈服于真理的高尚情操。此外，作为男子汉的几个角色，作者给他们赋予了“阴”的标记：许津生的优柔，毛头性格的内向，水秀爹的守旧，水秀大哥的附庸，水清的趋炎附势，公社张书记的阴险，大队高书记的胆小等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群男人们的“阴”的特征；在这里，阴阳交错，相互映衬，柔中有刚，刚中有柔，显现出朴素的交叉的一种意境美。四 不可否认，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笔者以为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人物的语言缺乏个性。毋庸讳言，整部作品的人物对话十分生硬，根本不象特定人物的言语，倒象作者的魂魄附上了形象，借十多个形象的口发表自己的议论——是作者的议论而不是形象自身的语言。二是剪裁缺乏技术。笔者以为，水秀大哥、列车上的女大学生等人物形象应完全舍去，而集中笔力写津生、水秀、水香和毛头四个人物。水香和毛头这两个形象理应彩笔重涂。三是修辞不慎重，如形容水秀，用“火热得象烙铁”就欠思忖，烙铁一是样子不美，二是使人害怕，试想，一个烫人的烙铁，谁愿意接近呢？当然，这只不过是白玉微瑕,然而它毕竟是美玉上令人遗憾的一个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