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戏剧、唯美、叛逆：佛兰德斯绘画的传承与创新
格罗宁格博物馆-上：如高清摄影、如梦境幻像：佛兰德斯原始画派的大师之作
除了我在上一篇介绍的占据前三个展厅的佛兰德斯原始画派以外，格罗宁格博物馆的其它几个展厅也基本都是诞生在尼德兰的绘画作品，而且与佛兰德斯原始画派一脉相承。
扬·普罗福斯特（Jan Provoost，1462-1529）出生在瓦隆地区的蒙斯，1494年申请成为布鲁日公民，并在这里创办了工作室。与吉拉德·大卫一样，他也意识到安特卫普的兴起，因此同时在安特卫普也经营了一间工作室。他在安特卫普结识了德国画家丢勒，丢勒还为他画过一幅肖像。普罗福斯特的作品带有不少汉斯·梅姆林和吉拉德·大卫的影子，相信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下面挨着的这两幅实际是普罗福斯特为布鲁日多明我会修道院绘制的三联屏左右两屏的外面，也就是说合上门后看到的。通常这一面会被画成纯灰色画，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莫拉尔三联屏》。可能因为这套与众不同地将内外两面画得都很出色，1861年收藏者将其前后分割，变成四幅可以同时挂在墙上的作品，中屏则不知去向。这外面的两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画面：《死人与吝啬鬼》。左边的红衣老头就是被称为吝啬鬼的人，他是一位高利贷者的形象，右手指着会计账簿上的记录，左手将账单出示给已变成骷髅的死人，意思是人虽然死了，债不能不还；而死人一手指着账单上的数字一手将还债的钱币一枚枚摆在桌上。死人身后的男子被认为是画家的自画像（因为此形象与丢勒给他画的像惊人地相似），他生气地指着吝啬鬼，看上去应该是在谴责这种行为。
另一幅是普罗福斯特1525年为布鲁日市政厅创作的《最后的审判》。画面上方正中的耶稣基督手举正义之剑，天使吹响审判的号角；左右两旁是圣母和施洗者圣约翰带领下的众多圣徒。画面下方左边是通往天堂之门，穿着白衣的复活者排着队从那里步入天堂；中间是复活后等待分配的人；右边则是叛教者被小鬼赶入地狱，这一部分能明显感觉是受了博斯画作的启发。
安布罗修斯·本森（Ambrosius Benson，1495-1550）出生在意大利，20岁时也来到布鲁日，在吉拉德·大卫的工作室学徒，并加入布鲁日公民。1519年，本森刚一出师便与师傅反目成仇。原因是大卫扣留了本森自己收集的一批绘画，理由是徒弟欠师傅一笔钱没还。本森将大卫告上法庭并赢下官司，导致大卫不得不在狱中服刑，师徒彻底决裂。几年后，吉拉德·大卫郁郁而死，本森却开始出人头地。他在1537年和1543年两度当选布鲁日画家行会会长。
本森的画作以宗教题材为主，我们在这里看到他1527年创作的一幅《圣家族与小约翰》。画面右边的圣母搂着小耶稣；左边站立的小约翰手里拿着十字竹竿，预示着他未来成为布道者的命运；中间是耶稣的养父圣约瑟，手扶着小约翰的肩膀。从画中能明显感觉到本森受意大利绘画的影响，类似达·芬奇使用的晕涂法在尼德兰并不多见。
与前边介绍的两位一样，彼得·普布斯（Pieter Pourbus，1523-1584）也不是布鲁日出生的，他生于豪达，为了绘画事业而到布鲁日寻求发展，并在此成家立业。他的儿子老弗兰斯·普布斯（Frans Pourbus the Elder，1545-1581）出生在布鲁日，也是著名画家；孙子小弗兰斯·普布斯我们以前介绍过，长大后成为布鲁塞尔宫廷画家。
这幅《最后的晚餐》绘制于1548年，画幅不大，应该是彼得·普布斯为某个私人家中所绘。与我们常见的同题材作品不同的是，画面右边闯入了一个魔鬼，而原本坐在桌前的犹大突然起身逃走，连椅子都踢翻了。据分析这幅画的主顾可能是圣礼兄弟会的信徒，因为这个组织在每年“白色星期四”（复活节前最后一个周四）的活动中有个纪念最后晚餐的仪式，其中有段朗诵提到“魔鬼进来、犹大逃走”。
另一幅是彼得·普布斯1551年绘制的《最后的审判》。画面照例分成上下两层，上层中间是张开双臂的耶稣基督，左右斜上方的天使分别拿着百合与利剑，象征荣耀与惩罚。两边的圣人除圣母和施洗者圣约翰外，都拿着属于自己的标志物，比如左边持剑的圣保罗、手握钥匙的圣彼得、靠着车轮的圣凯瑟琳和弹奏竖琴的大卫王；右边肩扛烤肉架的圣劳伦斯、怀抱钢锯的圣西门，以及手指诫碑的摩西。下方的裸体人物，中间的从坟墓中爬出等待审判，左边的被天使抱着升入天堂，右边的则被魔鬼拽向地狱。这幅画很容易让人想起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中的那幅巨型壁画，包括大量带标志物的圣人和健硕的裸体形象。米开朗基罗是1541年完成的西斯廷壁画《最后的审判》，比普布斯的这幅早了整整十年，艺术史学家普遍认为彼得·普布斯是受了那幅画的影响，而且是将这种影响带到尼德兰的第一人。
进入17世纪以后，布鲁日不再是南尼德兰的经济文化中心，也就不再有异乡人赶到这里寻求发展。相反，老雅各布·范·奥斯特是土生土长的布鲁日人，却要跑到意大利学习绘画。他在意大利的几年，受卡拉瓦乔的巴洛克风格影响很大，我们从下面这幅画就能看出。
这幅《圣马太蒙召》很容易让人想起卡拉瓦乔，不仅因为卡拉瓦乔在罗马的圣王路易堂有一幅类似的同名画作，还因为整个画面那种极具张力的动感和戏剧性。马太原名利未，是替罗马人当差向犹太人收税的税吏，这个画面表现的就是他坐在税务办公室里收税的场景。画面正中面对我们的戴黑帽子老头便是马太，对面穿华丽服饰的青年正在缴税，旁边有的人在记账有的人在称量金币的重量。此时耶稣走了进来，他虽然位于画面的最左边，但轻易就将观众的视线吸引过去，因为所有人都被他惊住了，同时扭头望向他，其中坐在桌前缴税的青年惊得差点儿从凳子上跌落，急忙用左手抓住凳子右手扶住桌子。相比之下，耶稣的形象与他们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个耶稣太帅了，面色沉稳、长发飘飘，一脸的若无其事，好像不经意地用手那么一指，就要将马太的魂勾走了。
老雅各布·范·奥斯特将人物的表情刻画得十分细腻。那种瞬间的眼神充满了戏剧效果，是平时注意观察的结果，而非模特所能做出。
连小狗也表情丰富，弓起身子做出随时准备逃走的状态，眼睛却紧紧地盯着耶稣。
画面最右边的人望向观众，这个眼神的交流不是“演员出戏”而是让观众入戏，好像在表示“哦，你也来啦”，令观画者看到后有一种置身画中的感觉，仿佛自己也是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
约瑟夫·丹尼斯·奥德瓦雷（Joseph Denis Odevaere，1775-1830）也是布鲁日出生的画家，成年后获得去罗马学画的机会。回国后在画展中获得成功，被尼德兰联合王国的首位国王威廉一世聘为宫廷画家。他的画属于新古典主义风格，擅长表现理想化的人体美。这幅《那喀索斯》描绘的是奥维德所著神话《变形记》中的人物。那喀索斯天生美貌，有次在林中打猎偶然间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立刻爱上了它，从此不吃不喝难以自拔。为了能一直看到这个美丽的身影，他一刻都不想离开池畔，最终死在那里。天神可怜他，将其化作水仙花。他的名字也成为自恋的代名词。
最后三个展厅都是20世纪的作品，其中有一幅古斯塔夫·凡·德·沃斯提因（Gustave Van de Woestijne，1881-1947）的《最后的晚餐》令我印象深刻。它是这位比利时表现主义画家的代表作。画幅很大，接近4米乘3米，画中的耶稣和他的12门徒挤在一间逼仄的砖墙屋里，棋盘格的地面和蒙白布的餐桌都极富现代感。大家面色凝重、神情失落，感觉不像两千年前的一个宗教场景，而是当代下岗职工的一场散伙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