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直百帝国：一场吊打全世界的货币战争
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28）
主笔：闲乐生
经过三年的辛苦攻战，刘备终于和平解放了成都，刘璋开城投降，刘备大军开进了天府之都成都。
这是一座富庶之都，这是一座享乐之都，这是一座欲望之都，这是刘备实现他王图霸业的天府与陆海，这也是刘备集团实现统一大业的根基与柱石！诸葛亮曾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也！”庞统也说：“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可以定大事。”法正也说：“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
而四年前，当刘璋派法正前来迎刘备入蜀，就曾高调耍阔，对刘备“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后来刘备入蜀，与刘璋在涪城相会，刘璋又再次高调炫富，“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并“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
这就是益州，当时中国最富裕最安定的地方。大秦统一六国，刘邦诛楚兴汉，其物资后勤基础全在这里。而且数百年来，无论是战国大争之世，秦末楚汉大混战，还是新莽绿林赤眉之乱，黄巾董卓李傕之乱，巴蜀之地所受的影响都是最小的，而且每次大乱之时，都有大批关中与荆州难民逃难到这里，进一步提升它的人口实力与经济文化水平。我们可以想象，当刘备终于踏入成都，正式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的心中是如何狂喜。如果说一年多前，刘备在拿下涪城后得意忘形的高呼“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之时，他还有点心虚，现在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尽情欢饮，大开party了！
趁着老板开心，将士们都撺掇着刘备给大家伙发奖金。原来，刘备在刚开始打刘璋的时候，损失相当惨重，据说是“部众离落，死亡且半。”备为了激励将士，当时就承诺大家“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所以，成都投降以后，将士们进城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等到刘备进入成都，整个成都的府库几乎都被搬空了。
所以，看着这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将士们眼睛都直了，纷纷在宴会上起哄加码。刘备一则高兴，二则这是老早就承诺大家的，所以当场拍板，将府中金银全部赏赐有功将士。其中，诸葛亮、法正、张飞与关羽四个最大的功臣赏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将士也按照级别与功劳，赏赐金银不等，将士们欢声雷动，今儿老百姓，真呀真高兴。
但是真正的老百姓却冷眼旁观，心中也在冷笑：什么仁义刘玄德，不过也是个大流氓罢了，一进城就忙着分钱，这跟强盗分赃有何区别！
但是接下来刘备又说了一句话，让蜀中老百姓也欢声雷动起来。
刘备宣布：既然我早说过，府中百物，我一个不碰。那么金银不碰，粮食和谷帛也不碰，全部还给老百姓（注1）！！
注1：见《三国志 先主传》：“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
我前面说过，当初益州豪强们为了抵抗刘备，将蜀中所有资源全搜刮起来，收缩进了成都府库，足以支撑成都数十万军民坚守一年。可现在成都没守多久就直接投降了，府库中这些巨额的粮食与布匹就全都归了刘备。大家本来以为，刘备一定会将这些谷帛收为军用，以用作接下来的统一战争。没想到刘备一开心，把这些谷帛也全都还给了蜀民。
这下是皆大欢喜了，但刘备自己却要哭了。金银都给了有功将士，谷帛都还给了老百姓，府库空虚，军用不足，本公司资金链面临断裂，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有难题，找诸葛。
诸葛亮说：这容易，我这里有个人才，绝对能帮主公解决这个问题，他叫刘巴。
刘备面有难色：刘巴那个人是有才，但孤不太喜欢他啊，不过看在孔明的份上，孤就去问问他吧。
关于刘备和刘巴之间的龃龉，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些，而在后面我也还会详细讲。这里你只需要知道，刘巴十八岁就主管荆州税赋，是个专家级的人才，也是诸葛亮治蜀的重要财政助手。这些年诸葛亮为了刘巴，也不知费了多少心思，说了多少好话，所以，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刘巴还是决定帮刘备一把，他说：“此事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这里解释一下，所谓“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枚大钱，然后硬性规定它的面值是普通铜钱的一百倍。而这枚大钱有多重呢？从考古发现与民间流传来看，这第一批的“直百钱”重约10克，是东汉时五铢钱的四倍左右。
也就是说，刘备用四枚东汉时的五铢钱，融掉就可以重铸一枚价值百钱的铜钱，一下子赚了二十五倍，这不是明抢吗？没错，懂得经济学的同学应该早就看出来了，刘巴这难道是要刘备跟津巴布韦一样，人为制造通货膨胀，通过这种隐形的税收来搜刮民财？就在二十年前，董卓就用这种方法大铸小钱，妄图掠夺中原财富，却使得CPI暴涨数万倍（注2），直接导致了大汉金融崩溃，天下大乱！没想到啊没想到，你刘备刘巴看起来浓眉大眼看起来清高的不得了，居然也搞这种龌龊的事情。
注2：见《后汉书 献帝纪》：“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刘备确实用这种方法掠夺了益州的民间财富，但事情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夸张。
图：数数看津巴布韦币有多少零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大家没有注意刘巴这句话的后面部分：“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也就是说，刘巴为这批“直百钱”专门设置了一个官市来回购军需物资，在这个官市里只能用“直百钱”，而“直百钱”也只能在这个官市里使用。也就是说，由政权对“官市”中的商品交易和钱本身的信用进行担保，以平抑物价（平诸物贾），避免民间正常结算的五铢钱的贬值与通货膨胀。当然，这种解决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矛盾的方法，只有在古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并且只有在法家政权的控制下，才有办法行得通。
从史籍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益州地区由于虚值货币大量增发，从而引起物价飞涨的记载。直百钱直到蜀汉灭亡前，都一直在铸造，并大量流通与使用，这说明益州的市场经济还算繁荣。事实上，只要市场上流通的产品的数量，随着货币的增加而增加（我们前面提到的刘备“还其谷帛”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就不可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只要通货膨胀率不超百分之五十（注3），就算是相对可控的，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上通货的增加相当于润滑了经济运转的齿轮，还会促进商业的流通，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总产出。总产出提高了，每单位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自然也增加了，这样通货膨胀率又会渐渐降下来。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以通货膨胀治通货膨胀。
注3：通货膨胀率（价格上涨率）=（已发行的货币量-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 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100%
那大家又要说了，我民间老百姓就不认可你们政府的信用，就不拿物资去你们官市里换那有可能贬值的“直百钱”，你能拿我咋地！
你们还真是瞎操心，这种事情政府自然有的是办法啊，特别诸葛亮是先汉的粉丝，法家的拥趸，常年研习管子商鞅与汉武帝桑弘羊，他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主义那是相当的精通。你不用我的“直百钱”，可以，那你就别想着打菜刀、吃井盐、穿蜀锦了。因为这些重要物资全在政府的管控之下，你不用“直百钱”来“官市”里买，就根本没地方买！从史籍中出现的“司金中郎将”、“盐府校尉”这些蜀汉官职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于经济方面完全是军事化的管理，其铁血手腕堪比汉武。
图：桑弘羊也曾舌战群儒
由于蜀汉不设专职史官，我们对其具体经济制度还不是很清楚。但有桑弘羊的经验可循，我认为基本的平准官与均属官必定是有的，这样诸葛亮就能将蜀汉各州郡的物产辗转交易，贵时抛售，贱时收买，说白了就是用国家的囤积居奇，来打败民间的囤积居奇；或者说用物资的定向定量投放，精准控制通货的膨胀或紧缩，并以此控制虚值货币的投放量，这就是法家稳定物价的方法，简单粗暴，而直接有效。
当然，蜀汉政府平抑物价的撒手锏还是“盐铁专营”，因为这是最好垄断的产业，蜀地遍布盐井（井水），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井火），用天然气煮井盐，产量是普通火的两倍（注3）。冶铁就更赚了，西汉时卓氏（司马相如老婆家）、程郑在临邛冶铸，成为亿万富翁；后来汉文帝还把严道（今四川荣经县）一座铜山赠给宠臣邓通，卓王孙就与邓通合作铸钱，结果邓氏钱流通天下，两人都富可敌国。东汉汉和帝时，软弱的东汉王朝被豪强们逼着放开了盐铁市场（注4），使益州出现了大量盐铁巨富，这些大族势大财雄，刘焉刘璋父子也拿他们没辙，还得加倍讨好他们，以稳固政权；现在既然成都府库空虚，诸葛亮就准备拿他们开刀，设“司金中郎将”与“盐府校尉”，直属刘备左将军府，进行军事化管理。
注3：见《后汉书 郡国志》刘昭注引《蜀都赋》注：“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
注4：见《后汉书 和帝纪》：“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铸煮，入税县官如故事。”
如果说“盐铁专营”只是达到了“平诸物贾”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那么蜀锦的国营化无疑是诸葛亮打得最漂亮的一场贸易战，通过这场贸易战，魏国与吴国大量的物资被蜀汉轻松赚走，有力地支撑了诸葛亮的北伐行动。可以说诸葛亮五次北伐，其实大部分都相当于是魏吴甚至是西方罗马人给的军费（注3）。
注3：见《太平御览 布帛部》引《诸葛亮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诸葛亮是这样想的，要保证“直百五铢”在国家结算中的地位，就必须找到一个特色产业。蜀汉虽然有发达的盐铁专营，但魏国有河东盐池与华北铁矿，吴国也有海盐铜铁之利，蜀汉在这方面没啥太大的优势。但蜀地自古为“蚕丛之国”，家家户户都有桑梓园，家家户户都织布纺织，就连诸葛亮自己家里都种了八百棵桑树（注4）。所以，诸葛亮最终决定设立锦官（注5），将整个益州的织锦业彻底的国营化规模化，给国家一个重要的贸易支柱，也给百姓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最终让成都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高级丝绸品生产基地与集散中心。
据资料显示，成都在鼎盛时期聚集的锦缎织工多达7.6万人，而直到蜀汉灭亡时，库存的蜀锦绸缎依然多达20万匹。正如魏晋时著名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记述：“闤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织工们用流经成都的江水濯锦，色彩明亮鲜艳，使江水经常呈现五光十色，艳丽似锦，所以成都现在都有一个区叫做锦江区。据说，成都水濯出的锦，比其他地方洗濯过的锦，花纹艳丽百倍（注6）。
注4：见《三国志 诸葛亮传》所载诸葛亮写给后主的表文：“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注5：据史学家繆钺先生考证，成都设置锦官始于蜀汉，位置在成今都城南夷里桥南岸道西
注6：见谯周的《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及《蜀都赋》李善注：“成都织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胜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图：了不起的蜀锦技艺
中原的织锦技术本来就不如益州，再加上诸葛亮这么一搞，让大量蜀锦涌入魏吴市场，导致魏吴的零散手工织锦业一败涂地。再加上从东汉末年开始，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温度普遍下降，山东、河南等的蚕桑业也受到严重影响，陈留郡的襄邑（今河南睢县）本来是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丝织品生产中心，但东汉以后便衰弱无闻，直到宋代才重新崛起，便是一个明证。民国朱启钤先生《丝绣笔记》说：“魏晋以来，蜀锦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织成，遂使锦缕专为蜀有。”当代丝绸考古学家武敏先生也认为：“成都地区是我国织锦最早产地之一，魏晋以后，织锦已专为蜀有”。
也就是说，从魏晋到隋唐期间，所谓的中国丝绸，其实百分之九十就是成都产的蜀锦。这在新疆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地区的考古也得到了证实，比如1995年，中日考古学者在对新疆尼雅遗址 1号墓地发掘发现了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织锦，经研究就是三国时的蜀锦。《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上也说：“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看来西域商道与印度商道都被诸葛亮打通了，那些让罗马帝国神魂颠倒的中国丝绸，就是从这蜀汉锦官产出的美妙蜀锦哪！
图：国家宝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而面对敌国来的蜀锦，曹魏统治者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一者离不开，二者又害怕会影响本国的经济。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现在蜀锦的质量越来越差，连鲜卑人都不喜欢，以此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再购买蜀汉的锦绣织品（注7）。当然他这么做是徒劳的，你管天管地还管得着人家穿啥？而诸葛亮就趁着汉魏间这七八年短暂和平期，让大批曹魏贵族患上了蜀锦依赖症，以致后来诸葛亮北伐虽导致汉魏间的国家贸易时时中断，但仍架不住曹魏商人冒险大量走私蜀锦，特别是在曹叡时代，自魏明帝以下各大豪门，都喜欢清谈作乐，歌舞饮宴，大修宫室，奢华装潢，而如果没有蜀锦，那些宫帷帐幔、那些曼妙舞姿全都会减色大半，更别说当五石散的药性发作，如果没有轻薄的蜀锦，权贵们那娇嫩的肌肤可要受苦了呢！
注7：见曹丕《与群臣论蜀锦书》:“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喜也。”
图：蜀锦大客户——女装大佬曹叡
至于蜀汉与盟友吴国，二者间的贸易往来就更多了。据南朝宋人山谦之《丹阳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至是乃有之。”可知江南锦和绣的生产便是在三国六朝时期始由蜀地传过去的。所以刘备关羽老是跟东吴闹掰， 诸葛亮却一直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这不仅是为了联盟抗魏的战略需要，同时更是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从成都沿江而下，多少商船都可以迅速到达东吴的经济重地，这生意可不要太好做！也正是因为如此，哪怕吕蒙夺走了荆州，哪怕孙权竟然称帝，诸葛亮都不想跟东吴闹掰——你称帝好啊，称帝了就得广修宫室，增建府地，宫中与官府的各类服饰也都得跟着升级，这是一笔大生意啊，怎么能阻止呢？不仅不能阻止，还得大力支持，遣使祝贺才行！
孙权并不傻，当他发现东吴遍地都是蜀锦和直百钱的时候，这才突然醒悟，这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啊，自己被诸葛亮坑惨啦！到最后，就连他要赏赐功臣，都得用蜀汉超发的直百钱（注8），这还有天理吗？
注8：见《晋书食货志》：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于是，孙权决定奋起直追，也要大搞货币本国化，终于在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春首铸“大泉五百”，一枚抵五百钱来用，真是相当任性，尝到甜头后又在两年后铸造“大泉当千”，进一步掠夺民间财富。
但是很可惜，由于东吴没有靠得住的拳头产品，这两种货币无法得到汉魏两国的认可，要么被拒收，要么只能按照实际铜重进行交易，而两国商人在持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后来到吴地贸易，却往往因为这是东吴“法定货币”，而大获其利。再加上东吴政府的控制力远不如蜀汉，导致地方大族与投机商贩趁机大规模私铸仿制劣币，将东吴市场搅得一塌糊涂。孙权虽然搞了个盗铸科，但好像是成效不大，毕竟，蜀汉是法家中央集权政治，能够用强权与刑罚来抑止物价及打击盗铸，而东吴却不过是个大族豪强共同体罢了。从考古来看，存量稀少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应该就是江东大族所私铸。孙权估计拿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所以只能在赤乌九年（公元246年）下诏收回大泉，回炉重铸为器物（注9）。孙权试图建立货币经济的努力，在坚持了十年后，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而因此所造成的财政亏空与通货膨胀已经毁掉了东吴的根基，而由此引起的“南鲁党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孙权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太惨了！
注9：见《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图：东吴大泉
至于曹魏，其实也很早就想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了，但很可惜，他们的基础太差，东汉末年，董卓毁五铢钱而铸小钱，使得物价飞涨，“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到最后，中原战乱之地只得重新开启了以物易物模式，曹操甚至还发明了“户调制”，废弃货币，用实物谷帛来征收赋税。
在这期间，曹操和曹丕都曾努力复行五铢钱，但每次都没坚持几个月，就因谷贵而“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直到公元227年魏明帝时，中原经济有所恢复，曹魏才终于实现了魏五铢的重新铸造流通。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曹魏和东吴始终建立不了货币经济，而蜀汉却能持续而稳定的流通它的虚值货币，简单说蜀锦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储蓄黄金，而“直百钱”就相当于美金，它保值靠的就是诸葛亮用蜀锦换来的国家钱币信用保证。这一点从“直百五铢”的考古发现之广可以得到印证。在东吴的墓葬中，我们发现了数量惊人的“直百五铢”，而在北京、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浙江、湖南、江西等多地的西晋墓葬和窖藏中也发现了可观的“直百五铢”。而在蜀汉境内，我们却很少发现东吴的“大泉”与“魏五铢”，这便可以解释“直白钱”后期减重的原因——对于信用货币而言，只要建立稳定的信用，铸材近乎浪费。
看来，诸葛亮搞得那一套就是美联储现在搞得那一套，垄断丝织业，开启印钞机，使用乾坤大挪移将通胀输出，搜刮全球财富，这就是诸葛亮的“直百帝国”，这就是诸葛亮用区区百万人口，支撑十余万大军翻山越岭上千里，七年之内五次北伐的原因，这简直就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后勤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