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红：敦敏“东风吹杏雨”诗意补说——红边缀语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学术界有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等多种说法。癸未说的依据主要来自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这首诗的意思浅显明了：敦敏邀请曹雪芹在上巳节前三天来自家小院共同饮酒赏春。上巳是三月三，前三日当在二月的最后一天。写诗时间应在此日前三五天。
这首诗没有纪年，但此诗前《古刹小憩》诗题下标有“癸未”两字，有学者认为《懋斋诗钞》是严格编年的，所以《小诗代简》应写于癸未年二月。既然癸未年春天敦敏还邀请曹雪芹赏春，那么后者当然不可能逝于壬午年除夕：这是癸未说的唯一根据。
《古刹小憩》诗题下注“癸未”
此说成立的前提是，《懋斋诗钞》必须是严格按年编次的。持论者认为这个抄本经过敦敏、敦诚兄弟亲手整理，又有纪年，其编排顺序应是真实可靠的。
曾有学者列出壬午和癸未两年的二月二十五日，一刚交春分，一在清明后三日，后者适宜赏春，故此诗写作的年份应在癸未1。
反对者则认为，这个抄本有剪接、粘贴乃至错装的痕迹，其编年并不一定严谨有序，且《古刹小憩》诗题下标注的“癸未”二字并非原注，是后人贴补上去的；《小诗代简》可能写于壬午年，也可能写于壬午年以前的任何一年2。而且，将脂批中的“壬午除夕”当作是“癸未除夕”误记的说法，也缺乏说服力，不足为凭。
经进一步推考，此说将《小诗代简》的写作时间推定为庚辰年3。从敦敏诗作可知，他写诗之时，正当京城春雨霏霏，院中杏花开放，因此有赏春的喜悦和邀约的雅致。
《四松堂集 懋斋诗钞》
因查《万年历》并证以乾隆的《御制诗》，知癸未年春天北京奇旱无雨，以致灾变乱生，敦敏应不会有赏春的条件和心情；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春分、三月十二日清明，彼时气候寒冷，花期较晚，二月末当不适合赏春；然庚辰年是二月初四日春分、二月十九日清明，正是暖春且京城雨量丰沛，花事较盛，二月末宜有赏春之事。所以《小诗代简》写于庚辰年二月末的可能性更大4。
这里涉及对“杏雨”一词的理解。有人认为“杏雨”乃谓“杏花飘谢如雨”，癸未年北京奇旱无雨与“东风吹杏雨”之景并不矛盾。反对者认为“杏雨”乃指雨后的杏花，或谓“杏雨”指杏花春雨，即杏花开放时节的降雨，并提供了大量书证5。在此，笔者愿就“杏雨”一词的语义稍事伸衍，以为补缀。
所谓“杏雨”，乃指清明时节所降的雨水，时值杏花盛开，故称“杏雨”。
夏敬观绘《杏雨浴禽图》
宋时僧志南《绝句》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句描绘的是早春二月时的美景：杏花初放时的细雨，微微沾湿了衣裳；杨柳始绿时的微风，吹到脸上已不觉寒冷。杨柳风并非杨柳飘起如风，杏花雨自然也不是杏花飘落如雨。
朱熹曾跋志南诗卷，有曰：“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余深爱之。”后又作书荐至袁梅岩处，袁遂赋诗赞云：“上人解作风骚话，云谷书来特地夸。杨柳杏花风雨外，不知诗轴在谁家！”6
元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引《提要录》：“杏花开时，正值清明前后，必有雨也，谓之杏花雨。”句下所引正是僧志南绝句，后并引相关诗词以证：“晏元献公词云：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赵德麟词云：红杏枝头花几许，啼痕止恨清明雨。”7
唐代以降，诗文中以“杏花雨”及其缩略语“杏雨”指代清明时节雨水的用法往往而是。这里略举数条清人诗作中的例子：
潘鸿海绘《江南杏花雨》
1.杨柳风轻浑是梦，杏花雨细欲成尘。（金琮《送别史痴翁分得尘字》）8
2.一径红沾杏花雨，数家青飏酒旗风。（塞尔赫《春郊即目》）9
3.蒙蒙杨柳烟，萧萧杏花雨。（袁枚《尹宫幕府钮牧村骑牛图》）10
4.杨柳烟抛双翦碧，杏花雨湿两衿红。（允礼《燕》）11
5.杏花雨歇鸟争啼，绿过河桥西复西。（彭孙贻《上巳阁望》）12
6.夜半小楼催杏雨，晓来深巷卖花声。无端莺语闹清明。（黄泰来《浣溪沙》）13
7.曲槛闹残红杏雨，高窗吹满绿杨风。（陈昌图《镜水楼送孔遐馥还山左》）14
8.万点飞残红杏雨，一枝不动绿杨风。（顾景星《春日结庐》）15
9.五月松风冷，三春杏雨红。（恒仁《赠竹堂僧二首》之二） 16
10.谁将陇上芳音赠，又是江南杏雨天。（张澍《全椒汪孝廉宝以和高青丘梅花诗见示索和笔次之》）17
上引10例中，“雨细”、“雨湿”、“雨歇”表明这杏花雨是雨水而不是花片；“杏雨天”犹言“雨天”；“夜半小楼催杏雨，晓来深巷卖花声”两句则显从“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化出；其余“红杏雨”与“绿杨风”对举，或以“杏花雨”对“杨柳烟”、以“杏雨”对“松风”，均明显指雨水而非指杏花花瓣飘落如雨。
吴榖祥绘《杏花雨后》
比照可知，敦敏诗“东风吹杏雨”中的“杏雨”宜当指杏花开放时的降雨。元人虞集有名句谓“杏花春雨江南”，以三个名词组合，有类于“小桥流水人家”之名词联缀。而“杏花”与“春雨”并置，更见此“春雨”乃指杏花开放时的雨水，与杏花飘落无干。此其一也。
相类的语词有“梨花雨”和“梅雨”。“梨花雨”指的是梨花开放时节的雨水，而不是指“梨花飘落如雨”。
唐孙光宪《虞美人》词云：“红窗寂寂无人语，暗淡梨花雨。”18又清况周颐《眉庐丛话》：“愔愔午梦，帘垂柳絮风前；隐隐春声，门掩梨花雨外。”19
以梨花雨对柳絮风，与以杏花雨对杨柳风相类，且有“隐隐春声”在前，梨花雨显然指雨而非指梨花。
“梅雨”的含义更加明确，它指的是梅树结实时节所降的雨水，而绝不是指“梅花飘落如雨”。所谓“梅雨季节”，乃指初夏时江淮流域持续较长的阴雨天气，因时值梅子黄熟，故也称黄梅天（梅子立夏后成熟，生者青色，是谓青梅；熟者黄色，是谓黄梅）。
因梅雨时间较长，空气湿度较大，家居器物容易发霉，江南区域最为明显，所以这个季节又称“霉雨”季节。
明刊本《风俗通义》
汉应劭《风俗通》云：“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又有霖霪，号为梅雨，沾衣服，皆败黦。”20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水一·雨水》：“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及物，皆生黑霉也。芒种后逢壬为入梅，小暑后逢壬为出梅。又以三月为迎梅雨，五月为送梅雨。”21
查阅《全唐诗》，“梅雨”一词计有54例，无一例外均指四月至六月间的降雨，兹举数例语意尤为显豁者如下：
1.暄钥三春谢，炎钟九夏初。润浮梅雨夕，凉散麦风余。（李峤《四月奉教作》）
2.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杜甫《梅雨》）
3.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柳宗元《梅雨》）
4.瘴云拂地黄梅雨，明月满帆青草湖。（元稹《送友封》二首之一）
5.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白居易《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
6.衣逢梅雨渍，船入稻花香。（殷尧藩《送客游吴》）
7.偶斟药酒欺梅雨，却着寒衣过麦秋。（方干《鉴湖西岛言事》）
8.麦秋梅雨遍江东。（罗隐《寄进士卢休》）22
上引8例中，“四月”、“九夏初”时间明确；“黄梅”、“梅实”均指梅树结实；“麦秋”谓麦熟的季节，通指农历四、五月。
黄宾虹绘《雁荡梅雨》
《礼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麦秋至。”陈澔集说：“秋者，百谷成熟之期。此于时虽夏，于麦则秋，故云麦秋。”23
故此，“梅雨”乃指四五月时江淮、江南的雨水是毋庸置疑的，其经典词句是宋代贺铸的《青玉案·横塘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24
本来，“梅雨”一词含意明确，没有歧义，然未曾历者或亦未曾闻，且为辅助说明“杏雨”所指起见，在此聊作辩证云尔。“梅雨”语意如是，则“杏雨”语意亦不应有歧义。此其二也。
问题是：以“杏雨”的释义及相关书证为主体，兼以“梨花雨”、“梅雨”的用法佐证，能否说明敦敏的“杏雨”一词的确切所指？
翻阅相关典籍可知，唐宋元明诗文中，“杏雨”涵义比较确切；而当“杏雨”用在清人的诗作中时，其涵义并不一定特别明朗。如“一任花开花落，三生旧约，渐杏雨都消，梨云安著”25、“柳烟翠幕柴桑里，杏雨红霏碎锦坊”26、“杏雨梨云纷满树，更频婆、新染朝霞醉”27、“深院闲春昼，小篆歕金兽，一杯清茗一枰棋，正杏雨香飞”诸例28，解读时会发生歧义。
齐秉声绘《杏花雨醉春游客》
第一种情况是以“杏雨”与“梨云”对举：因“梨云”可解为“梨花云”，意指如云似雪的梨花（后用为状雪景之典），与此相类，“杏雨”亦可解为杏花如雨；且有“纷满树”之词，如解为如雨杏花似更合诗意。
第二种情况是以“杏雨”与“红霏”衔接：“红霏”此处与“翠幕”相对，用如名词，意指杏花着雨之态有如红云；若从“杏雨”与“柳烟”对举的角度看，“柳烟”谓柳色如烟，则“杏雨”亦可指杏瓣（飘起）如雨了。
第三种情况是以“杏雨”与“香飞”衔接，正因杏花着雨纷飞，杏花的香气也自然随花瓣的飘洒而弥漫四周。当然，雨中杏花自然也有香飞的曼妙，但不及花瓣飘起更能使芬芳弥漫四周。
以笔者所见，古诗文中“杏雨梨云”并用共6例，“梨云杏雨”并用共4例，除了其中1例为明刻传奇《水浒传》外，其余9例均出自清代；后两种情况各只1例。
金章绘《梨云春思》
可知“杏雨”一词至清时，已渐有可以两解的空间。既如此，敦敏所云“杏雨”究竟何指，也会有两种可能。今人解读，当联系其具体诗意作恰当理解。
敦敏原诗首联云：“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笔者的解读是：敦敏目睹槐园中杏花初放，又有春雨适时而降，故以诗代简邀约好友来槐园饮酒赏春。
倘若首句描绘“杏花飘落如雨”，次句慨叹“又早到了落花的时光”，不惟措辞稚拙，语意重复，且于杏花纷然飘落之际方始邀约好友赏春，待到居住西郊的曹雪芹收到诗简再去槐园，按常情，至少要在四五天之后甚至更久以后了，那时杏花早已没有了踪影，未免令人沮丧。
倘若敦敏是在春雨柔细、杏花初放之时即发出邀约，尽管也会有零星花瓣随雨飘落，会令人生出“又早落花辰”的感叹，然距杏花纷落至少还有两周的时间29，不仅能让曹雪芹适时来至槐园饮酒赏春，而且其怜春惜春之意婉然而出。
早春二月，有雨偏冷，则花期相对较长；久晴无雨，花期必然短暂。或谓只见风吹杏花而未闻风吹春雨，恐有胶柱鼓瑟之嫌。宋张炎《木兰花慢》有“水痕吹杏雨，正人在、隔江船”之句30，江水如何能吹落杏花如雨？此句描写的分明是：春风过处，细雨飘落，水面泛动涟漪。
秦岭云绘《杏花春雨江南》
比照可知，敦敏诗首联涵括了“东风”、“春雨”、“杏花”三种意象，展现了风起雨落、杏花渐放的动态图画，比起杏花纷落、即将凋败的景象，它更富生机，更春意盎然，也更适宜邀约好友赏春，更令人欣悦。此其三也。
综合各种情况，敦敏诗意可解为：这年的二月中下旬，东风吹喣，槐园杏花伴着春雨初放，敦敏以诗代简，向曹雪芹发出在上巳前三日（也即二月的最后一天）来槐园赏春饮酒的邀约。
根据《小诗代简》所蕴涵的各种信息可知，要确定此诗的具体写作年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日期条件。“上巳前三日”为二月的最后一天，考虑到敦敏诗简能顺利送达、且利于曹雪芹安排出门等因素，留出适当余地，须再提前四五天甚至更早几天，故此诗写作的日期最晚应在二月二十五日，考虑到杏花花期因素，最早不宜早于二月十五日。
第二，节令条件。“杏雨”明指清明时节的雨水，故写作此诗这年的清明节须在上巳节前三天以上，且同时符合第一项条件。
恽寿平绘《杏花春雨》
第三，气候条件。“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描写了春风春雨中杏花初放、间有花片飘落的良辰美景，故写作此诗这年的二月中下旬，京城须有雨水，气温适宜，杏花能适时开放。
以这三个条件为前提，我们不妨在检核已有成说的基础上，重新推考一下此诗写作年份的几种可能性。
（1）壬午年。假定《小诗代简》写于二月二十五日（1762年3月20日）或更早，“上巳前三日”是二月二十九日（1762年3月24日），因该年清明在农历三月十二（1762年4月5日），花信迟，二月下旬至月底，天气寒冷，气温低，不仅杏花尚未开放，碧草亦未长成。
“东风吹杏雨”的景象不可能在清明前15天时出现；清明前11天时，“小院春”也无从赏看，更无法实践“醉碧茵”的约定。壬午年的二月中下旬，不能满足写作《小诗代简》的节令条件。所以，《小诗代简》不太可能作于壬午年。
（2）癸未年。癸未年清明在农历二月二十二（1763年4月5日），仍然假定《小诗代简》写于二月二十五日（1763年4月8日）或更早三五天，正值清明期间，符合此时发生的节令条件。
李可染绘《杏花春雨江南》
“上巳前三日”则在清明后7天，如果花期按10-14天计算，则此日亦在花期盛时。然癸未年二月京城奇旱无雨31，阳光充足，气温偏高，花信虽早，花期更短，不会超过一周。所以癸未年的二月二十九日（1763年4月12日），杏花纵使未飘零殆尽，花树上也所剩无几了。
敦敏邀约曹雪芹来至槐园，当然不是请他赏看繁华落尽的杏树的。再者，大旱无雨的癸未年二月，自然也不会产生“东风吹杏雨”的美景与佳句。癸未年的二月中下旬，不能满足此诗写作的气候条件。所以《小诗代简》并非作于癸未年。
（3）庚辰年。庚辰年清明节在二月十九日（1760年4月4日），花事比较早，又有资料表明，二月乃至三月有充沛的雨水32。这很重要，因为雨水充沛会使气温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高度，晴雨相间，气候不至于太寒冷，日光又不至于太猛烈，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当会延长杏花的花期。
若按平均值两周计杏花花期，二月二十九日（1760年4月14日）或三十日（4月15日），杏花正在盛放之时。我们仍然可以假定《小诗代简》写于二月二十五日（1760年4月10日）甚至可以更早几天（4月4日至4月10），从二月十九日清明到三月三日上巳这一时间段内，花事正盛。
李可染绘《杏花春雨江南》
所以，庚辰年的二月下旬，不仅会有“东风吹杏雨”的动人景象，而且曹雪芹如果应邀而至，也会适时欣赏到杏花盛开的悦目美景，更会有相醉碧茵的赏心乐事。
庚辰年的二月中下旬，能够同时满足此诗产生所需的三项条件。因此，庚辰年适合有《小诗代简》这样一首诗。
（4）其他年份的可能性。比如己卯年（1759）或辛巳年（1761）33。己卯年清明在三月初八（1759年4月5日），“上巳前三日”（1759年3月28日）在清明前9天，还是假定《小诗代简》写于二月二十五日（1759年3月23日）甚至更早，则敦敏发出这一邀请最晚是在清明前13天。显然，这个时间既不符合《小诗代简》写作年的节令条件，也不能满足“杏雨”发生的气候条件。
辛巳年清明在二月二十九（1761年4月4日），正巧与“上巳前三日”重合，假定敦敏在二月二十五日甚至更早发出邀约，可能会因气候条件较为寒冷，杏花尚未开放，“落花辰”更无从来至了。故辛巳年的二月，虽符合节令条件，却不能满足日期条件。
熊文镛绘《杏花春雨江南》
此外，它还不符合人情条件：从世俗人情角度看，清明节（以及前后三天内）是扫墓的日子，按常情推测，敦敏当不会邀请曹雪芹正当清明的这天来槐园赏春。所以，这两个年份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或谓古诗大多写意，不一定写实，惜春伤春源于诗人的敏感和作诗的俗调，诗人未必有那样缜密的逻辑，算准了花开雨落的日子再写诗邀约34。
事实上，古时代简之诗涉及景物往往是写实性的，最经典的例子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暮色苍茫中，风雪将至，而家中有新酿的好酒和温暖的火炉，所以以诗代柬，邀约朋友来聚。
其他如杜甫《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泛）》：“楚岸朔风疾，天寒鸧鸹呼。涨沙霾草树，舞雪渡江湖。吹帽时时落，维舟日日孤。因声置驿外，为觅酒家垆。”诗题“缆船苦风”云云与“朔风疾”、“涨沙”、“舞雪”等意象相呼应，足证诗中景象乃为写实。
朱梅村绘《杜甫诗意图》
又宋陈藻《书怀奉简张谦父》：“浮家官道傍，日夕逢佳客……邂后出新醅，殷勤如旧识。烧笋美鲜尝，买羊甘贵直。畦蔬绕舍生，园果亦堪摘。”黄庭坚《奉答李和甫代简二绝句》其一：“山色江声相与清，卷帘待得月华生。可怜一曲并船笛，说尽故人离别情。”35诸诗所写，显然都是眼前景、身边事、心中情。
可知代简之诗非同一般诗作，其本质既是书信，则其内容宜当确切无误，其事其景必定写实，若是邀请函，则邀约的时间地点更不容有误。自唐至清，以诗代简（柬）的例子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由此反观敦敏之诗，时间（上巳前三日）、地点（小院，即槐园）等信息十分明确，“东风”、“杏雨”、“落花辰”自然也是当下发生的实景实况了。如曰诗意不能认真，则必然陷入不可知状态，不仅此诗写作年份无法落实，且任何一年的二月都将成为可能。而事实上，此诗写作的年月只能有一个。
职是之故，《小诗代简》写于庚辰年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癸未年、壬午年以及其他相近年份。
《懋斋诗钞》
当然，如果仅用排除法推断其写作年份，那就还会出现戊寅年（1758）等更多可能。这不仅有目标泛化之嫌，而且势必陷入新的混沌迷乱状态。所以有必要佐之以更可靠的方法。
所幸的是，已有学者从敦敏《懋斋诗钞》的抄本样貌入手，推断《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应在庚辰年：
《小诗代简》与前面三首诗《古刹小憩》、《过贻谋东轩同敬亭题壁分得轩字》、《典裘》抄在同一张纸上，中间没有剪接的痕迹，从《过贻谋东轩》诗意看，它当写于庚辰年，辅之以敦敏敦诚相关事迹，可以证实这一观点；《古刹小憩》题下挖改的“癸未”二字和首页《东皋集序》上贴改的“癸未”二字笔迹相同，后者未贴改前原是“庚辰”二字36。
研究还证实，《懋斋诗钞》的另一个抄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敦敏所作《东皋集序》中，原抄本上的“庚辰夏”三字被人贴改成“癸未夏”，《古刹小憩》题下的“庚辰”二字被后人挖改为“癸未”二字37。哈佛藏本与国图藏本彼此呼应，可证庚辰说之不谬。
在敦敏发出邀约之后，曹雪芹曾否赴约以及何时赴约，迄今尚未见到有关史料可资说明。换言之，敦敏的邀约并没有得到曹雪芹的回应。其原因不外有以下两种可能：
《懋斋诗钞》
（1）收到而未能赴约：或因收到《小诗代简》时已太迟、延误了赴约时机，或正在病中，或忙于他事，曹雪芹未能赴约，后也未曾留下回应的文字。
（2）未收到而无法赴约：或许此诗因故未曾送达，曹雪芹没有收悉而未能赴约；或许曹雪芹此前已不在人世而无法赴约。敦敏和曹雪芹一在城内，一在西郊，彼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畅，因此，他们不能及时获悉对方讯息因而不能作出常规性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事。
庚辰年秋月的一天，敦敏去到明琳的养石轩，隔院听到高谈的声音，疑是曹雪芹，急就相访，果然是，惊喜交加，于是欢饮赋诗曰：“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亦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过明琳养石轩》）
敦敏诗题说与曹雪芹“别来已一载余矣”——曹雪芹和敦敏的确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可见他们较长时间不能见面、不知对方音讯的情形，时会发生。而这，恰恰能为此诗写于庚辰年春提供有力的佐证。
本文意不在考证曹雪芹的卒年，然对敦敏《小诗代简》诗意的讨论，自然涉及有关卒年的看法；而讨论的结果，却又足可说明这首诗与曹雪芹的卒年毫不相干。
程十发绘《曹雪芹著书图》
以《小诗代简》为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唯一根据，原有其先天的不足。其版本依据的不可靠既已为前贤所证明，而从《小诗代简》作于癸未二月推出曹雪芹只能卒于癸未除夕的思路，也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想，与实际情况难以接榫。
同理相衡，将此诗作为卒年壬午说的理据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小诗代简》发出后没有得到回应，其原因如前所说有多种可能，然将“曹雪芹此时已逝”这一种可能当作唯一的可能和既定的事实，来佐证曹雪芹只能卒于壬午除夕，同样缺乏逻辑的关联度。
这里无意否定卒年壬午说，但同一首诗，既可用作卒年癸未说的重要证据，又可用以强化卒年壬午说，这反映出方法论本身存在缺陷。
新材料的缺乏，使得考证往往依赖于对已有的有限材料的解释上，不同立场的人对同一材料的解释大相径庭，乾嘉学派的实证作风与理性精神渐趋淡化，为我所用的意识渐趋强韧。这令人有无奈之感。
谭志泉绘曹雪芹故居
方法论的不足还反映在学术观点的论证过程和表达方式上。如对《小诗代简》写作年代的思考，宜当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往前推进。后人若提出新说，须进行论证并举出充分的论证和理由，对旧说的否定也当分析论证其证据的不足或理由的欠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赵冈即已提出：敦敏在《东皋集序》中明言集中作品写于“戊寅”与“庚辰夏”之间；后来的收藏者根据他自认为的某种理由，将序言中的“庚辰夏”贴改为“癸未夏”，又将《古刹小憩》诗题下的“庚辰”挖改为“癸未”。
赵冈的考订乃是根据哈佛藏《懋斋诗钞》抄本的样貌，考察其流传过程后得出的结论，值得采信。如果在没有看到抄本实际样貌的情况下对这一结论予以否定，无疑是想当然。与此相类，对相关材料内容的解读，也当对前贤时俊的研究成果持应有的尊重，而不是随意发挥。
钱松嵒绘曹雪芹故居
陈毓罴曾对《过贻谋东轩》诗意与“焚囊”典实作出详细而到位的解读，对“十五年前事”及相关事件的时间亦有准确合理的推算，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过贻谋东轩》的写作时间是庚辰年春。
这一推考应是令人信服的。此诗以怀人为基调，自有一种深挚的忧伤，语流整一，是显而易见的。如若绕过诗作本意，另外寻绎其主旨，须给出足够的史料予以实证，而不是主观臆断，以致自相矛盾。
一些关键词语如“杏雨”、“北阮”等，有相对稳定的文化内涵，解读时自当遵循其既定义项，如作出新的解释，须提供相应的书证，否则难免随意阐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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