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开话剧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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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的8年,对张鹏举来说,值得期待的事有两遭,一是加餐,二是得“大礼包”。
守规矩、不扣分,周末就能加餐。差不多巴掌三分之一大的猪排,排着队,每个守秩序的人都能得一块。有一次,邻监室的人得了一块又大又肥的,几口快吞下去,却忍不住呕出来,懊悔成祥林嫂,四处和人讲。
大礼包,是参加比赛后,荣誉附带的奖品——一只白色塑料袋,里头装着花生、水果糖等小零食。食物是牢狱里的硬通货,几粒零食就已经是友谊的见证。张鹏举用这个向狱友表达善意。
到了第8年,他即将刑满释放前的几个月,值得期待的事多了一件。监狱里新开了戏剧工作坊,由一位演员和一位学者带着30多个犯人做游戏、聊天、学表演。那间教室,是为数不多不必担忧被扣分、举报和加刑的地方。
这是由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犯罪学学者张筱叶和话剧演员闻小炜发起的应用戏剧项目。概念源于英国,在英文中,“改造(Rehabilitate)”一词也有康复的意思,这意味着参与剧场的人并非犯人,他们要做的并非接受惩罚,而是治疗与学习。
监狱环境不允许拍照,照片也都留档在高墙之内,张鹏举如今没法找回课上的影像与照片。但这些更宽松的讨论环境确实让他找回一部分自己——他记得一堂课叫《生命中美好的一天》,他在课上突然想起童年时周末的下午,骑在牛背上,悠悠地在山上晃荡,远远地看到伙伴,就踢踢牛,让它快速挪动几步,摆出要打仗的架势。
但在“美好的一天”开始之前,他们需要先从紧张的状态里解放出来,即“破冰”。
张筱叶近照,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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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哭了吗?”

在监狱里,“破冰”游戏的名字比在任何地方都显得更名副其实。
这块冰自张筱叶第一次走进监狱到现在,似乎从未融化。2014年,张筱叶还是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应用戏剧专业的研究生,在心智障碍者康复村做过3年义工。暑假的某一天,她带着自己过往学过的戏剧知识住进北方某大城市附近春城监狱(化名)的招待所,第一次把戏剧带进春城监狱:
一间教室里,15个学员端坐着等待张老师。他们的刑期与罪名各不相同,但着装、发型、坐姿和表情全部一模一样,像是一个个从模子里抠出的冰块,谨慎而规矩地打量老师和周围人的行动。“表情是麻木和呆滞的,你很难从里面分辨出谁是谁,”张筱叶对全现在回忆,就连自我介绍也有模板,每一个人都会报出自己的姓名、罪名和刑期,“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很难说清这份麻木具体从哪一个细节里来。张鹏举在东部一座城市的夏城监狱(化名)服刑8年,规矩在他8年的改造里贯穿始终,如果逾越规矩又没有提前打报告,就会被扣分——洗漱超过规定时间要扣分;看新闻联播时没有挺腰直背要打报告要扣分;监室里物品摆放不整洁也要扣分。监控镜头看得到整个监狱的角角落落,有问题的行为会被截图、打印、写出文字说明,发放给被扣分的犯人。
“冰块”显然不是张筱叶要的,她带着犯人们把椅子推到墙边,一圈人席地而坐。习惯了挺腰直背、双手摸膝动作的男犯们从未练习过坐在地上的标准姿势,终于摆出不一样的坐姿。
在2017年参加了戏剧工作坊的张鹏举还记得自己在第一堂课上做的游戏:模仿一种动物。当时话剧演员闻小炜与张筱叶搭档,一起主持这堂有20多个人的工作坊。
先是狗,牛,到了张鹏举时,他扬起脖子,摆了摆头,然后告诉大家自己学的是马,“学得不像,但是周围的人都在笑,”他补充说,“不是因为我或者别人出丑了,也不是嘲笑,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接下来,闻小炜在圆圈中心双膝双手撑地,展示自己对马的理解——不只是动作,还有马的嘶叫和鼻息。
尽管周围还站着“戴帽子的人”,但起码在这两三个小时里,扣分、加餐、减刑这些词语暂时放松了对他的控制。“就像是冰融化了一样,一节课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有个性,有特点的。”张筱叶说。
以笑声开始的戏剧工作坊,与“铁窗泪”式的牢狱生活似乎调性并不一致。在春城监狱的工作坊结束后,狱警送张筱叶出去,顺便问几句上课的情况,“他们哭了吗?”张筱叶解释,除了哭之外,戏剧还有更多作用。“你不在基层,经验不足”,狱警说。
被问过几次后,张筱叶明白过来,“哭”是监狱改造里更重要的一部分,这里面包含悔恨、愧疚与“触及灵魂的”痛苦,而笑或许只能算个配料。
剧情片《凯撒必须死》拍摄了在意大利罗马的监狱里,一群犯人们排练、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尤利乌斯·凯撒》的全过程,本片获得了2012年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金熊奖。

02////

故事是假的,但心理投射是真的

但无论如何,让囚犯们放松下来,正题就来了。
2020年,某报登出一张寻人启事,是一位儿子在寻找父亲:“自2010年开始,分开至今,已有所觉悟,望能一见。”儿子留下名字与日期,期待父亲的回复。
一则语焉不详的故事,成为今年一堂戏剧工作坊的主题。闻小炜对周围的十几个参与者提出问题,要求他们以不同的主题想象这个故事:
10年之前父子为何分离,10年之后又为何重聚?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又是因为什么矛盾,双方没有再见面?在这10年里,家庭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创作的形式,是过程戏剧。这是发源于英国的一种应用戏剧形式,由老师设计情景,学生据此设计出情节,并随着故事发展展开讨论。这一次剧场的主题是父亲,是因为身处男监区,“每一个人都是儿子,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经做了父亲”。闻小炜期待这些情节能将参与者对父亲的形象填补得更丰满,而这将有助于他们未来面对自己的家庭。
英国的大雁剧场公司(Geese Theater Company)自1987年就开始在缓刑中心、监狱和青少年收容机构内推广戏剧项目,在其编写的指导手册里提及了监狱戏剧项目的理论基础——角色理论。
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流行于八九十年代的角色理论认为,人以不同的角色,例如父母、朋友、老板或者选民在不同的社会组织里发挥作用,做出符合期待的行为。而服刑者能够通过戏剧习得更多更丰满的社会角色,未来也就能更好地遵守规则,并遵循社会期待。
正是2014年的一场应用戏剧直接促使张筱叶走进了监狱。彼时,大雁剧场的CEO和艺术总监安迪·沃森(Andy Watson)出演了一位曾性侵过儿童、刚刚回归社会的恋童癖。
他戴着一个表情悲伤的面罩,眉梢和眼角似乎被巨大的重力拉扯向下。根据剧情设定,这个男人的楼下就是一所小学,他开始注视;接着,下课铃声响起,他开始犹豫、懊悔、徘徊,在整个过程里,他时常会被要求中断表演,立即拿开脸上的面具,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尽管故事是假的,但心理投射是真的,在这一刻他会说出自己的想法。”最终,他克制住了欲望,并没有实施犯罪。
这出15分钟的短剧打动了张筱叶。在此之前,她在康复村参与过对老人、自闭症患者等参与者的应用剧场,但监狱戏剧的冲突性、节奏和所处的权力场域都显得更有吸引力。
大雁剧场不仅在监狱中组织应用戏剧活动,也在社区中与其他有需求的人合作,角色共同的特征是面具。(图源:大雁剧场的YouTube)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她把一本大雁剧场所著的指导手册翻到书角发毛,书里有更多针对暴力犯罪、性犯罪的戏剧训练——一群年轻人打算破门而入实施偷窃;几个好友互相怂恿吸毒;仓库工人被老板怀疑偷拿了客人的钱包;失业、失窃、账单到期……剧场几乎对应着从实施犯罪到入狱、出狱、适应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通过对这些剧情的讨论,参与者不断预演可能遇到的麻烦,并提前为这些问题做好预案。
在夏城监狱,戏剧工作坊的参与者多数都是暴力犯,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等罪名很常见,例如张鹏举,就是因为抢劫而入狱。这也是闻小炜的选择,“情感表达、情绪控制、行为距离的控制是戏剧的重点,这对于暴力犯的帮助更大。”
但在戏剧编排时,闻小炜从不会纳入任何一个人的真实经历,这是应用戏剧里惯常的技巧,如同王尔德所说,“当人以自己身份在说话的时候,便越不是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告诉你事实。”
与大雁剧场所提供的剧本不同,他会更小心地避开所有可能与参与者重合的经历——如果是父子分离,那最好不要是因为一纸判决;如果是暴力,那也不要发生在街头巷尾,最好是放在中小学的校园。“我们与西方文化不同”,他说,“参与者对自己犯人的身份更加敏感,所以我需要创造更加安全的空间,以免伤害到他们。”
在儿子发寻人启事找父亲的这个故事里,随着情节展开,闻小炜猜测,对父亲的想象已经与参与者们过去的经验和生活常识联系起来。父子之间的矛盾来源于背叛,不同的参与者将自己代入父亲的角色。有人认为,这或许是父子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这个错误没有经过太多讨论就被原谅,“随着成长,儿子发现钱没那么重要,情感才是更重要的,才决定找回父亲。”
但故事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却没那么容易。在讨论里,背叛发展出多个故事分支:父亲或许实施过家庭暴力,打伤了妻儿;或许出轨,导致婚姻走向无法弥合的境地。
讨论里情感并不激烈,很少有人激动或落泪。而回到10年之后的场景,也并非每一个代入过儿子角色的人都能原谅父亲。按照这个逻辑推演,那份寻人启事似乎就无从谈起。
故事到此为止,闻小炜并未做引导,原谅是个人选择,而代入角色的目的已经达到。
这一次工作坊行将结束时,一个年轻人找到闻小炜。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入狱前已经结婚生子,“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父亲,也不知道在自己孩子面前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形象。”而现在,哪怕没有完整的答案,他打算开始严肃地想想了。

03////

“对于刑满释放的人,你怎么看呢”

除了大雁剧场之外,监狱戏剧还有多种模式。
在美国,《肖申克的救赎》的主角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发起演员帮,演员的脸上涂着油彩,以意大利戏剧为雏形进行即兴表演,没有特定的剧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参与者认识、控制情绪。美国北部有“监房里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Behind Bars)”项目,希望以“艺术本身的疗愈功能”让参与者获得勇气与改变的动力;在德国柏林,分离(aufBruch)项目则改编了包括《汉尼拔》《飞跃疯人院》等作品,目的就是提供艺术项目。
戏剧工作坊能带来的改变是难以量化的。无论是大雁公司,还是美国的“演员帮”,都因样本过少,而无法拿出被学界广泛承认的统计结果。而柏林的分离项目,则会向监狱方表明,自己不承诺任何明确的矫治效果。
但一些学者和机构所做的评估给出了积极的答案。2008年,加拿大安大略科技大学心理学教授雷·哈金斯(Leigh Harkins)等5位学者对大雁公司的监狱戏剧“重归社会(Re-connect)”项目的结果做了评估。结果显示,参与者在自我效能、亲密关系、自控力、自我改变等9个维度都有提升。而根据美国加州监狱管理局的一项评估,由美国演员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的剧团——“演员帮”所推广的监狱戏剧项目,参与者的再犯罪率仅为10.6%。相比之下,加州2010到2011年度平均再犯罪率约为44%。
美国的演员帮由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创立,也有与监狱合作的应用戏剧项目。(图源:加州艺术协会YouTube)
闻小炜则看到一些更为直观的变化。一个年轻的参与者脾气火爆,难以与同监室的人相处,被狱警要求来参加戏剧社的活动之后,他的表达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善,“最初讨论问题的时候还动不动把‘我操’挂在嘴边,后来脏话慢慢少了,变成了‘让我再想想’。”
但并非每一次应用戏剧都这么顺利,也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如此显著的改变。
在春城监狱的教室里,张筱叶提出的主题是回归——工作坊的参与者们都属于临出监队,即将刑满释放。她要参与者们设想回归社会之后遇到的某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写成剧本,由一部分人参与演出,一部分人作为观众;而到演出时,观众可以随时打断剧本的流程,通过一些建议来改变结局。
但她随即感受到推进的难度——在讨论环节,大家的热情并不高。一个人凑近,对她说,“我在里面已经待了8年,都不会思考了。你要是把剧本写出来,我保证给你演得特别好。”
5天之后,他们在张筱叶的督促下写出了15分钟长的剧本:改造完成,重归社会的主角在超市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在工作过程里被老板误会有偷窃行为。他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与老板起了冲突,最终一刀捅进老板的身体。
这是个经典的再犯罪故事。导致再犯罪的原因很多——根据我国司法部在2018年发布的报告,受教育水平低,适应社会能力差,以及家人孤立、就业歧视等,都是再犯罪的原因。而这些主观因素背后,也表明社会机制的缺失,“在刑释人员的衔接、监督、帮助和扶持方面还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为重新犯罪埋下隐患”,该报告中指出。
这意味着,论坛的参与者们需要与角色共同面对再犯罪的社会机制,既“了解角色的欲求,也了解背后的结构性压迫”。
但在春城监狱的论坛剧场里,张筱叶得到的答案并不丰富——尽管有观众打断了剧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但都是“言词要礼貌”“说话要冷静”之类,并没有人更直白地批评老板的刻板印象,也没有人提出寻找更可靠的求助对象。
“自信、主见这特征,在监狱里并不被鼓励。”张筱叶说,而当时在表达被压抑的场景之下,她也没有鼓励参与者们做更多反抗结构性压迫的讨论。多年之后她反思,“可能因为狱警在场,我感受到他可能会皱眉,就没有提吧。”
但张筱叶知道,在场的人并非对自己即将面对的现状一无所知。剧场结束之后,大家围成一圈闲聊,“对于刑满释放的人,你怎么看呢,张老师?”有人问。

04////

“在里面没有人会跟你讲实话的”

3年之后,等来到夏城监狱,张筱叶才知道,犯人们也会对文艺活动表现出热情——在戏剧工作坊开始不久,定期举办的主旋律活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以“仁义礼智信”为主题的话剧表演里,戏剧工作坊的成员成了演出创作组的主力军。他们的热情很快迸发出来,狱警将故事大纲告诉创作组成员,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费多时就能写出来。在“仁”的主题下,一个儿子身陷囹圄,因父亲罹患癌症而后悔不已;而“义”由一位老先生执笔,写鲁迅的往事。
到演出时,监区的代表与监狱领导一起坐在台下观看。演出还会录下来,在每个监区的电视里播放。主题表演结束后,鲁迅的扮演者兴奋得不得了,他告诉张筱叶,监区的人全都叫他“鲁迅”。
此时张筱叶明白,对于身陷囹圄的人来说,创作、化妆、站在聚光灯下获得荣誉,就意味着自我实现,至于表达的内容则并不重要。
在同时期的演讲比赛里,张鹏举也得到了戏剧课堂开始以来最大的收获——闻小炜为监狱主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而辅导他,一句一句帮他分析,哪个词最重要,句子该怎么断,怎样才能把一句话的意思清晰又响亮地表达出来。最后,张鹏举拿了三等奖,给监区得了荣誉,也因此得到奖励——一个大礼包。他又一次把花生、糖四散分给其他狱友。
等几轮活动下来,戏剧工作坊的活动终于得以继续时,参与者以往那种捉襟见肘的创作能力又回来了。在一堂课结束,要求大家以《人生故事》采访自己同监室的狱友时,20个人只交回来两篇。
其中一篇是采访一位不断吸毒、戒毒、复吸的瘾君子,问答潦草地写在一页半的信纸上:
“你有梦想吗?”“白日梦算吗?”
“想想以后的生活吧。”“嘿嘿嘿。”
此时其他参与者也劝张筱叶放弃,“做这个没有意义,在里面没有人会跟你讲实话的。”
由于戏剧工作坊时时被打断,参与者的投入度有不算太高,张筱叶在2017年之后再没直接参与过夏城监狱的活动,而是成为研究监狱的犯罪学学者。
应用戏剧能带来的改变有限,她更希望自己能够理解从宏观角度中国的监狱,她开始把重心放在田野调查上,与被监禁者、监狱的管理者、狱警做访谈,试图理解中国监狱的管理逻辑。
在这个过程,她梳理出应用戏剧在中国监狱遭遇水土不服,而主旋律活动大受欢迎的原因。
在这里,犯罪是道德问题,而道德,要靠反悔、内疚来拯救,所以犯人们需要写认罪悔罪书、要痛哭流涕。而惩罚和改造的过程里,政治是不可忽略的要素,犯人们在主旋律活动里竞争,付出才华与时间,从而获得监狱方的认可,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而在英国广泛使用的认知行为理论里,犯罪是因为认知错误,每一个不当的行为举止都需要归因于某些认知错误——如果说大雁剧场的戏剧是个答案,那么中国的监狱还没有提出相对应的问题。
但对张鹏举来说,至少那些课堂里的快乐时光,也算是不错的记忆。
离开监狱后,他没有回家乡,也没联系少年时的朋友,而是在东部一座城市的工厂工作。他目前生活稳定,但这似乎很难归因于戏剧课堂和那些演讲比赛。而与张鹏举同一年出狱的朋友,有些已经开始重新吸食毒品,或者因抢劫而再度入狱。
而闻小炜依然会尽量每周一次出现在戏剧课堂上,带着前来参与的人破冰、讨论、分享。
戏剧课堂上一些感受让张鹏举记忆深刻,比如破冰活动时候的笑声、与张筱叶和闻小炜谈及自己过往经历时收到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其它课堂十分罕见的。
参考资料: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数据分析调查报告》,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2018,http://www.moj.gov.cn/organization/content/2018-05/10/zgjygzxhxwdt_19240.html
The Geese Theatre Handbook,Clark,Baim, Sally Brookes, Alun Mounford, Waterside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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