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崩坏:诸侯篇(1)| 岐阳之会,楚子守火炬真是被歧视?

本文属《礼乐的崩坏》系列文章,为第二篇《诸侯篇》中的第一节。之前第一篇为《天子篇》,之后为《大夫篇》、《医家篇》、《阴阳篇》、《兵家篇》等。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讨论的内容是在西周初期楚国的性质,本节内容相对较少,主要是为了下一节做铺垫,也欢迎朋友们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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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天清晨,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几个周人的农夫刚刚收拾好农具,正准备结伴去耕作私田。

就在此时,一支车队在他们眼前飞驰而过。马蹄过后,沙尘滚滚,迷住了周人们的眼睛。等他们揉完眼睛以后,车队早已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列模糊的影子。

这时,一个走在后面周人说,他看清了那支车队。

那是一支何等怪异的车队啊!

车驾的形制怪异,马匹的体型怪异,乘客的服饰更加怪异。在那个周人的描述里,这支车队仿佛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从头到脚的每一处都与宗周大地那样的格格不入。

不久之后,这支车队抵达了它的目的地——周天子举行会盟典礼的场所——岐阳。

图为诸侯参加岐阳之会的大致路线,此处使用现代中国行政图,在距离上更容易有直观的认识。

图中所示:

左侧红圈为岐阳的大致位置,位于周故地;

两个紫圈分别为当时周朝首都镐京(左)、雒阳(右);

红箭头所示为燕、齐、鲁、宋等东方重要诸侯与会的大致路线;

黑箭头所示为晋国与会的大致路线;

蓝箭头所示为楚国与会的大致路线;

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作为与会地点,岐阳在交通上远不如雒阳、镐京方便,至于周成王为何选择在此地与诸侯与会,需要在后面详细分析。

在岐阳的会场前,车队的首领跳下了马车,双脚终于踏上了周人的土地。他告诉前来迎接的官员,他就是熊绎,楚子熊丽之孙,熊狂之子,现任的楚君。

确定身份以后,负责典礼的周朝官员开始为熊绎安排任务:

“在盟会举行之前,预先演习仪式时,由他按照尊卑的等级,用茅草树立在天子和诸侯的座位上;在正式举行盟会前,由他用可以望见的木表标明尊卑的座位席次;到天子和诸侯入席以后,他就和鲜牟之君一起守望会场前的火炬”(杨宽《西周史》p670)。

会盟当天,诸侯入座,天子君临。

那一夜,楚子熊绎和鲜牟之君一直守在火炬的旁边。高台之上,万盏灯火,仿佛漫天的璀璨星河,映照着霄汉间一班神祇的觥筹交错。熊绎站在凡尘之中,满眼尽是落寞与悲凉。

以上场景还原自《国语·晋语八》中晋大夫叔向对赵文子(赵武)所述的内容,原文为: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绝,设望表,与鲜卑(牟)守燎,故不与盟。

叔向之所以要提及这一历史事件,主要是想贬低一下楚国,告诉赵武没必要就晋楚谁先歃血这一细节上做过多纠缠。在这样的语境下,楚子熊绎在当时似乎是被歧视、被蔑视、被冷落的对象,能混到一个“守燎”的任务只是没有被完全遗忘而已。

图为某纪录片中关于岐阳之会的模拟景象,所表现的正是上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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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阳之会:楚子地位的尊卑之辨

上文中,叔向所说的是否就是事实的真相呢?

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

或许,岐阳之会的实况还有另一个版本:

在仪式预演之前,就有若干位周室重臣小心翼翼地向熊绎解释着,言语中到处是对楚子的奉承、安抚和笼络;

到了演习阶段,又有重臣一边陪着熊绎安放茅草,一边告诉他届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哪位诸侯,这位诸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大人未来可能和他在哪些方面打交道;

到了仪式的当天,熊绎正式把写着诸侯名号的木表按照尊卑顺序放在他们的座位前,然后退到一旁,默默地观察着每一个座位上的每一张脸;

那一夜,高台上灯火通明。华灯之下,三叩九拜,效忠颂威,推杯换盏。楚君与鲜牟之君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于事外——熊熊燃烧的火炬之下,是一大片灯下黑的阴影,数不尽的窃窃私语正弥漫在此间。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对第二种可能性有新鲜感。也许,会有人问——笔者的这种想法是凭空出现的吗?

当然不是。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春秋时期有一次重要的诸侯会盟,史称“弭兵之盟”。

何为弭兵之盟呢?

春秋后期,晋楚两国为了争霸在中原连年征战,给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带来了极大负担——于是,宋国就在其中为晋、楚调停,号召各国来宋国进行集会商议停战事宜,当时大致有晋、楚、齐、秦、鲁、卫、郑、陈、许、曹、蔡等国参加了这次会盟。

图为弭兵之盟的大致情况。

会上,晋、楚两个霸主国达成了“共享从属国”的协议,简单来说,就是让原先侍奉晋国的诸侯国同时也去侍奉楚国,反之亦然。

在当时,齐、秦两国也参与了弭兵之盟。“齐、秦两国力量虽不如晋楚,但却在一般诸侯之上,故而不能命令他们向晋楚双方都纳贡以表示服从,因此齐、秦两国虽都有人赴会,但却没有参加盟誓。”(晁福林《春秋霸主论》P250-251)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

齐、秦两国的代表之所以没有参加盟誓,是因为两国并没有侍奉晋、楚的义务,因此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像卫、鲁、郑等国一样进行某些象征着臣服于霸主的盟誓活动——这样一来,齐、秦两国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旁观正常盟誓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

前文提到的叔向对赵武说“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故不与盟”,其实就是发生在弭兵之盟,当时楚国要求第一个歃血,晋赵武不同意,叔向如此劝谏。

说完了弭兵之盟,再来说岐阳之会。

在岐阳之会上,楚君与鲜牟之君也没有参与盟誓,这固然有可能是因为周室的歧视,但我们也不能排除两人的身份可能并不太适合进行某些内容的仪式——就像弭兵之盟期间齐、秦的代表一样——因此,周室选择了让楚君与鲜牟之君“守燎”以化解其中的尴尬。

那么,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是否存在有一种可能性,楚君在岐阳之会上被打发“守燎”并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有多卑微,而是因为他的地位是一种与诸侯有所不同的尊贵?

当然,除了上述可能性以外,有专家还提出过第三种可能性,大概是说楚国和鲜牟国与祝融氏有一定渊源,因此周室让他们安排了类似火师的工作——这种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不过归根结底还是没能解释为什么楚君和鲜牟之君没能参与最终的盟誓。这里不做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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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兵团”:楚国在周室眼中的定位

有关岐阳之会上楚君地位究竟如何,以上三种可能性很难说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最高很难说。不过,我们需要注意两处细节:

其一,当时的情况是“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周室会盟诸侯时为什么一定要叫上楚国这类有一定蛮夷性质的方国,是个问题;

其二,除了楚国以外,鲜牟之君也被要求出席——周室为什么要让这两个遥远的方国出席会盟,为什么又将两者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也着实是个问题。

图为楚君和鲜牟之君参加岐阳之会的大致路线。

如图所示,右红圈为当时鲜牟国的大致位置,下红圈为当时楚国的大致位置——当然,楚君也可以选择走武关。

图中可以看到,楚国和鲜牟国距离岐阳十分遥远。要知道,当时并没有驿站,也没有相对完善的交通系统,楚君和鲜牟君与会的交通成本不可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周室还要求两国之君参加会盟,不可能没有任何目的。

那么,两国对周室来说是否存在有某种价值?

从地图中我们十分清楚地可以看到:

楚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南中国青铜交通线的稳定性有着非常的作用,鲜牟国的地理位置对围攻强大的淮夷(东夷)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上仅仅是地理上的结论,可当时以楚国和鲜牟国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吗?

有关鲜牟国的资料缺失,我们很难进行有效推测。这里只对楚国的实力进行讨论。

楚国本身是商朝的方国之一,根据文物作证,早在周朝建立以前,楚君鬻熊就拥有“楚子”的尊号。

在商朝末年,楚子鬻熊专门到周室担任“师”的职务,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师”指的是某些专业领域的教师,也有学者认为指的是中级军官。

到了周灭商战争中,也就是楚军熊丽在位期间,楚国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周武王的军事行动,但对荆山地区(雎山)展开了攻势,客观上牵制了商朝在西南方面的军事力量。

图为商末的大致形式,地图选择的是现代行政图,可直观看到楚军在当时的活动范围并不小。

图中所示:

红圈大致为周国的主要范围,包括周原、岐山、镐京及地处洛阳盆地的孟津;

蓝圈大致为商王畿的主要范围;

上紫圈所示为楚故地丹阳的大致位置(此说存在一定争议),下紫圈为熊丽征讨的荆山地区——如果上述地望考证无误的话,楚国在商末就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规模。

到了周王朝初期,楚国被纳入周朝的地方系统,楚子熊绎本人和齐、卫、晋等国的国君或继承人均在周廷任职,周公旦与周成王发生矛盾时也曾到楚国避难。

就上述的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到:

楚国在商末周初明显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邦国,至于楚子被封“五十里子男之田”之说,可能是类似箕子朝鲜象征性的分封,也或者是熊绎在周廷任职时的采邑,总之楚国在当时的规模绝不可能只有五十里。另外,有关《楚居》中“楚人偷牛”事件也不能否定上述史料,因为偷牛行为可能是品种原因或当时南中国尚无畜牛习惯,并不足以推翻当时楚国有一定规模的记录。总之,以当时楚国的实力,周室在处理南中国事务时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对其有所倚重。

现在回看岐阳之会:

图为岐阳、镐京、雒阳的大致位置。

如图所示:

中部蓝圈为雒阳,紫圈为当时的主要诸侯国,可以看到选择在这里进行会盟最为便捷;

左侧蓝圈为镐京,是西周的首都,选择在这里会盟在交通上已经不太便利了;

左侧红圈为岐阳,正是这次会盟的地点,地理上可谓相当的不便利。

至于周室为什么一定选择在岐阳会盟诸侯,相对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次会盟有一些十分重要仪式需要在周故地举行,比如某些祭祖仪式——如果以上假设属实的话,楚君和鲜牟之君作为周朝重臣确实有必要出席如此庄重的仪式,但他们并非周室所封的诸侯,所以不太适合参与祭祖有关的盟誓活动,只能让他们在一边“守燎”。

以上的分析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这里我们还是需要澄清,这一分析终归是一种推论而非结论。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

无论楚国、鲜牟国还是诸侯国,它们尽管在礼仪或制度上会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是尊贵与卑微之分,也可能是一种尊贵与另一种尊贵之分——但无疑都是周室统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

楚国有点像个本来就存在的“雇佣兵团”,本身与周室存在有不可置疑的从属关系,但并不由周室创立——所以,在周朝的系统里怎么看都像个“外人”,但事实上又不是“外人”;

相比楚国来说,诸侯国则像是周室在取代商朝以后自建的“雇佣兵团”,本身与周室存在更不可置疑的从属关系,但也像楚国这种“雇佣兵团”一样拥有高度的自主性——所以,在周朝的系统里看起来很像“自己人”,但很多地方又显得不那么“自己人”。

说到这里,估计会有朋友会问:

未来西周王朝的礼崩乐坏,是否和诸侯天生存在的“雇佣兵团”性质有关呢?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但究竟有多大关系,诸侯、助监、采邑三者究竟谁应负主要责任,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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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节预告:

第二节:王官与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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