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赏析◎高增荣:从《白鹿原》的价值意义看陈忠实的历史贡献

从《白鹿原》的价值意义

看陈忠实的历史贡献

文/高增荣

昨天晚上看完了电视连续剧《白鹿原》大结局,今天早上和一位朋友聊观感。

朋友的一句话我很赞同:“陈忠实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正面的东西重新扶起来。”这句话也引起了我对《白鹿原》的进一步的思考。自从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读《白鹿原》之后,这部作品对我内心的震撼一直没有减弱,倒是越来越强烈了。每年的暑假,我都要至少读一部经典著作。2015年暑假,我重读了《白鹿原》。今年暑假,我又把《白鹿原》列入我的读书计划之列。一部小说在二十多年里读三遍,这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只有《白鹿原》专有,截至目前,不会再有第二部了。这大概有我对《白鹿原》的偏爱,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白鹿原》的价值意义和陈忠实的历史贡献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缘故。

要说《白鹿原》的价值意义,谈论的文章很多,仁智互见。这部恢弘的史诗般的巨著,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争斗、繁衍的秘史,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密码,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这些正面、主流的东西。书中着力塑造的白嘉轩、朱先生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坚守着和实践者的代表人物。如果说朱先生代表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统”,那么白嘉轩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实践者。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就是有朱先生和白嘉轩这些脊梁的支撑和坚守。

我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中心的国度;中华文明是以“乡绅文明”为核心的文明,中国是一个以“乡绅治理”为主的国家。“乡绅不是一个阶层或阶级,因为在乡绅这个集团中有致仕的缙绅,在宦海中他们有的曾贵为将相;也有落第的读书人,虽不乏见识但郁郁不得志;有富甲一方的地主商贾,也有衣食勉强温饱以耕读为业的白丁;有年高德劭的族长耆老,也有奋发有为的青年才俊;有避世的隐士,也有求仕未能遂愿的文人……”

乡绅无疑是那时的农业中国的精英群体。发展乡村经济、组织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兴办乡村教育、制定乡规民约、调解邻里关系、救贫济贫、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组织抗匪抗霸、对抗或化解官民矛盾,等等乡村治理事务,都离不开他们的谋划、操劳和实施。

乡绅在当地一般都是德高望重,令老百姓信任,是老百姓的主心骨。他们的治理权力,来自于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推举,与官府无关。因此,他们代表的是当地老百姓的利 益。而这一系列的乡村治理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这些正面的主流的价值观,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仁义和孝道。我觉得“学做好人”这四个字,是对它的最简洁、最通俗的概括表达。当然,祖宗家法中也有一些不符合现代观念和法律的东西。

先说朱先生。他是关中的一代大儒,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道德高尚;不仅满腹经纶,而且看透世事;不仅通晓天文地理,而且能掐会算、预知未来;不仅能够坚守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包容新事物。他为了使关中老百姓免遭杀戮,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闯清兵大营,说服总兵方升退兵。方升死后,他兑现给方升的承诺,独自一人去方升的家乡去教书五年。他主持赈灾,清廉爱民;他力主禁烟,亲自扶犁,犁倒村民们种植的罂粟。这一切,都表现出了一个仁人志士的舍生取义、爱民恤民、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高尚品质。在他的心里,信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信念。最为可贵的是,朱先生虽然坚守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但他不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他并不拘泥于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条条框框,从他对白灵反对缠脚的理解,对革命者鹿兆鹏的保护,对土匪黑娃浪子回头、学为好人的欢迎并收为自己学生的真诚,都能说明他是一个坚守原则,并能顺时应变的智者。在陈忠实笔下,朱先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创造者、发展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是他十分仰慕和推崇的理想人物。

说朱先生,不能不说说他为什么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老百姓尊重他,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什么岳维山、田福贤这些官僚政客也尊重他?为什么连清兵大帅、革命军总督、军阀刘振华,都在他面前毕恭毕敬,不敢妄言妄动呢?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尊重知识、尊重社会名流的传统在发挥它的作用。朱先生这些社会名士,是传统道统的符号和象征,尊重他,就是尊重传统道统,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否则,可能会身败名裂。这种事、这个底线连土匪、军阀都不敢去做和打破。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旧中国,社会名士、乡贤达人阶层,是社会治理、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粘合剂,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说白嘉轩。白嘉轩是一个地主,同时也是一个劳动者。他又是一个光明磊落、仁义贤能、甘于吃亏的长者。不管是对他家的长工鹿三的关爱和宽待,还是对乡亲邻里的仁惠关照,都是有口皆碑的。白嘉轩有一副“坚硬笔直的腰杆”,这里隐喻着主流传统文化的神圣和尊严(后来作为土匪的黑娃,教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隐喻着黑恶势力对传统文化尊严的恐惧和仇视。晚年的白嘉轩,佝偻着腰,像狗一样,隐喻着传统文化的神圣和尊严,屡遭摧残,已经奄奄一息)。有人说白嘉轩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这话不全对。在白嘉轩眼里,凡是符合人性真善美的东西,他都坚守,毫不动摇;凡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他都坚决反对,绝不妥协。从他对女儿白灵抗拒缠脚的理解、宽容和最后的放纵保护,对白灵要去西安读书的允许,说明他对新事物的宽容。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艰难地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当黑娃学为好人之后,他当即接纳了黑娃,举行隆重的仪式,让黑娃入祠堂,认祖归宗。而却把他心目中认为并不是诚心做好人、做好官的亲长子白孝文,拒之家族之外,不让他认祖归宗。白嘉轩是一个集开明、仁义、正直、善良、诚实、磊落、舍生取义、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等崇高人格为一身的理想人物。在陈忠实笔下,白嘉轩是中国乡村绅士精英阶层的典型、典范,也是他极力欣赏和推崇的理想人物。

陈忠实塑造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关中大儒牛兆濂,民间称其为“牛才子”,白鹿原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足智多谋、能掐会算的脍炙人口的故事。陈忠实塑造的白嘉轩,也是有原型的。我的故乡就在白鹿原。我在小时候,就听爷爷奶奶讲过一个地主财东的故事:有一个距离我们村子大约三里路的村子,叫任家坡。任家坡有一个地主,人称任先生,他对长工可好了。每顿饭都给长工凑够四盘菜。把长工当自家人看待。我的本家四爷和七爷,是亲兄弟俩,社教运动时被定为富农,文革时惨遭抄家、批斗和毒打,伤口化脓,险些丧命。他们在旧社会雇的两个长工,都是从河南黄泛区逃难的孤儿。他们给这两个长工盖房、娶媳妇,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这样的地主、富农,在白鹿原地区,在中国的广大农村,随处可见,是大多数。恶霸地主在中国农村,是极少数。有专家统计,中国农村的土地兼并几乎不存在,中国农村的地主,绝大多数是中小地主,绝大多数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在我们那里有这样一个说法:每一个财东家,都有一个“黑脊背”(意思是背太阳劳动的人)。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历史真相。

有人极其简单的说,陈忠实塑造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封建地主作为残酷的剥削者的形象,是对地主阶级翻案。我不想和这些人争论,我知道那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想说,对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能粗暴地、简单的评说,更不能粗暴的简单的否定和践踏。我认为,陈忠实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担当的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塑造白嘉轩、朱先生等一大批人物形象,书写中华民族波谲云诡的恢弘史诗,并不是简单的为了一个所谓的“翻案”。而是在忠于历史事实和真相的前提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我们在左祸破坏下,已经残缺不全,气息奄奄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中主流的正面的神圣和尊严扶起来,把中华民族丢弃了的宝贵的东西捡回来,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血脉。今天,我们全国上上下下,不是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吗?这固然很对!但陈忠实先生在二十年前,就做这项工作了。陈忠实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反思,无疑是深刻的,是动人心魄发人深省的。与今天的某些所谓的权威人士、专家教授、国学大腕相比,陈忠实先生的认识无疑都高过了他们,而且在二十多年前。欲弘扬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对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必须敢于直面和尊重历史真相,必须让人民了解历史的真相,才能拨乱发正、正本清源,知道应该坚守什么,应该弘扬什么。否则,你不知道你从何来,怎么能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呢?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所具有的高度、宽度、厚度和深度!

我对陈忠实先生还是了解的。他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是很信赖、很推崇的,这从他的《白鹿原》中就能看得到,也从他的做人中能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推崇的三不朽事业:立德、立言、立功。这些也是陈忠实的追求。陈忠实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从小就忍受贫困、饥饿,少长又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经历过因家贫休学、高考落榜、回乡务农的磨难。由于对文学的热爱和“作家梦”的激励,他艰难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担任过民办教师、公社卫生院院长、公社副书记、区文化馆馆长等职务。他的丰富的经历、勤奋的学习和不懈的追求,使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白鹿原》这座巍巍高峰,足以说明他的辉煌的成就,也是对他的丰厚回报。

陈忠实对我们民族历史的反省之所以如此的深刻和透彻,得益于他的丰富的经历、不懈的学习和长久的思考,得益于他信仰的真诚和强烈的使命感。陈忠实生长在农村基层,对基层生活很熟悉、很了解,尤其熟悉白鹿原地区的风土人情、人物掌故、历史变迁。为了写好《白鹿原》,他曾认真地研读过《咸宁县志》(白鹿原地区在解放前归咸宁县管辖),他说他读后很震撼。他也曾阅读大量的史学、美学、心理学专著,仔细研读王蒙、张玮等国内著名作家的作品,尤其是精心研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诺奖作品《百年孤独》,以及戴维.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世界名著。他经历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目睹了历次运动的折腾和对老百姓的伤害。因此,他在多次座谈会上,慷慨陈词,为农民的苦难呐喊。当记者采访他,问他如何看待“文革”时,他斩钉截铁的说:那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颠倒的时代!他真情的感谢今天这个时代。他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天能过上这样好的生活。他是一个知足和感恩的人。

他又是一个永不自满,具有不懈的追求精神的人。在他已经成名成家,发表了200多万字,获得多个文学大奖,著作等身,成为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年近50岁的时候,他毅然放弃城市的生活,背着铺盖回到了白鹿原下的家乡老屋里,独自一人创作《白鹿原》。从写作准备到写成,前后六年的时光,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这是在透支健康,用生命而写作。这是他推崇的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他又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他写的《白鹿原》的艺术形象都是新中国文坛所没有的形象,而且是具有颠覆性的形象。他的写作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搞不好,可能不能发表。如果审查部门认为有政治方面的错误,有可能毁了他的大好前程。这些风险,他不可能想不到的。据说,陈忠实先生在回老家写作时,临行给他的妻子说:写成了,没说的。若写不成,我跟你回乡下养鸡。事实是他成功了,值得庆幸!

他无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九十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下,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的浪潮,搞市场经济、破除姓资姓社的魔咒,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期。陈忠实的《白鹿原》生逢其时,得到出版社的青睐,首先在《当代》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石破天惊,一时好评如潮,洛阳纸贵。

但也有杂音和阻力。有关部门认为《白鹿原》的政治倾向还是有问题,禁止拍电影和电视剧,陈忠实先生受到了来自高层的压力和批评。后来,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从延安走出来的鲁迅研究专家、文学评论家陈涌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白鹿原》得茅盾文学奖,当之无愧,但要求作者改动几处文字。那时候,80多岁高龄的陈涌抱病从医院里出来,关心《白鹿原》的参评,陈忠实内心很是感激。据《白鹿原》组稿人、终审人、首版责编之一何启治说:这个过程也很曲折,当时评委会负责人打电话给陈忠实,转述了一些评委要求他进一步修订的意见,看能不能修订一下,“当时是一人一票,三分之二通过才算获奖,陈忠实答应了修订,修订后的版本最终通过评委会意见。”

随着《白鹿原》的获奖,一些不同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有人说这么获奖没什么意思,没有品质了。对于这些评论,何启治称:他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我支持陈忠实做修订,能不能获这个奖,关系到当代文学能不能很好地发展的问题。何启治说:“文艺报曾经披露了两条修改意见,关于容易引起误读和情节关系不大的性描写要适当删改,陈忠实做了妥协,这个妥协有多大?有人研究做了对比,修订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这对于50万字的长篇来说,不是伤筋动骨的。如果它是美丽的牡丹,它的美丽和华贵都还在,只是去了枝叶上的污点。”如今,《白鹿原》成了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何启治先生功不可没。

今天来看,当时的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尤其是陈涌老先生,还是有良知有担当的。如果当时没有评《白鹿原》,那将是一个历史错误,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的一个耻辱,所幸他们没有犯这个错误。

小说 《白鹿原》出版发行已经整整24年了,好评如潮。著名画家、学者范增说:“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有文学评论家认为,《白鹿原》毫无疑问是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诺贝尔获奖小说,毫不逊色。截至目前,《白鹿原》多次再版,畅销发行近200百万册。当《白鹿原》电视连续剧热播之际,又掀起了一个阅读小说《白鹿原》的热潮。书店里的《白鹿原》一来,就被抢购一空。有的读者连续读《白鹿原》5遍,爱不释手。伟大的作品总是动人心魄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其诱人的魅力来。《白鹿原》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观,影响了几代人,影响了数百万读者。电视连续剧《白鹿原》的播出,观众已是以亿万数计,它会激励许多未曾阅读过《白鹿原》的人去购它、读它、评它。如此产生的滚雪球的效应,毕竟会使《白鹿原》家喻户晓,影响倍增。他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反思历史,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正面的东西,端正民风民俗,净化道德人心,促使人心向善,学做好人,都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大概就是《白鹿原》的价值意义和陈忠实的历史贡献。这些也是有人害怕《白鹿原》、否定《白鹿原》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一部文艺作品的影响,又是有限的。我在这里无意夸大《白鹿原》的作用,也无意美化中华传统文化,毕竟传统文化有其糟粕的一面。《白鹿原》也是客观的对其进行了描写和批判,是批判的继承。当然,传统文化和乡绅治理也并非都是田园牧歌。鹿子霖和田福贤这两个艺术形象,就表现了人性中的自私、好色、损人利己等丑陋的一面,以及传统文化中虚伪和糟粕的一面。但这不是主流,它非但不能否定传统文化和乡绅治理的正面作用,更证明了它对于中国发展的珍贵和不可或缺的现实作用。

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被工业明文明所代替,乡绅文明和乡绅治理已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不可能恢复了。乡绅治理依据的价值观念有与今天的价值观念的吻合之处,例如“仁义礼智信”,也有与今天宪法和法律相悖的地方,例如依靠里老族长、祖宗家法为准则的治理。但是,在我们建设农村文化和基层民主的时候,乡绅文明和乡绅治理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我们借鉴和吸取,例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以及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乡规民约等,能够引领广大农民积极向上,学做好人。例如发展基层民主,发挥农村能人的作用,改变农村一味依赖政府官员管理的现行体制。可以裁汰乡村的冗官,大胆利用乡村能人,把村民自治落到实处。这个话题不是本文能够说清楚的,仅仅提出来,抛砖引玉。本文不再赘述。

还是回到文学上来。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来看,一部伟大的著作的诞生,同时也伴随着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诞生。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和如此天才创造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总是不多见的,甚至是凤毛麟角的。因此,我们应该向这样的作品和作家致敬,珍爱、敬仰他和他的作品,呵护好我们民族的瑰宝。我们欢迎和尊重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尊重不同的意见,因为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我们坚决反对那种粗暴的、简单的否定。反对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式的无耻的左棍行为!

文章写到最后,我提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世道人心和社会风气,正直的人是不会满意的。充斥在社会上的贪污腐败、自私、粗俗、流氓、痞子习气,哪一个能跟知书达理、温良恭俭让的儒士和乡绅可比拟呢?就连我国的高等院校、最高学府,培养的大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到这样的现状,难道我们不应该深刻的反思吗?唯有深刻的反思,才能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正面的东西扶起来,才能重塑中华传统文化的神圣和尊严。这就是《白鹿原》给我们的警示和启迪。

作者简介:高增荣,中学特级教师。发表杂文、散文、诗歌等900余篇。参与编写教学辅导书籍和《趣味哲学》,出有个人教育随笔集《会思考的芦苇》。获全国百名优秀政治教师称号,曾任彩虹学校副校长、咸阳市德育教育学会理事长、咸阳市文综专家组负责人等职务。事迹曾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政治教育》《咸阳日报》等刊物报道,并有书法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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