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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名词术语有时代性,监当官的名称或许是宋代独有的,至少在其他朝代都不如在宋代更流行。它是许多官职的合称。有人认为,监当是监管勾当的缩略语。宋代的监当官数量众多,这与宋代官方的财经设施繁多直接相关。《宋史·职官七》载: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凡课利所入,日具数以申于州。(〔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三五《职官部·监当官》引《四朝志》、元富大用等《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四《路官部遗》引《哲宗正史职官志》均作“监当官,掌场务库藏出纳之事”,无“茶盐酒税”之限定,有其合理性)此处讲得很不周全,实际设监当官的机构还有很多。可以说,在官营生产机构,官营金融机构,官方重要的征收钱财、储藏钱财和支用钱财的处所,往往设有相应的场、务、院、监、仓、库,这些机构都由朝廷委任的具体监当官掌管。这种情况是前代没有的。一,宋代有数量众多的官营农牧业手工业生产机构:官庄、屯田务、营田务、牧声马场、文思院、都作坊、坑冶场监务,这些机构的长官都是监当官。二,宋朝的官营金融机构:榷货务、市易、抵当务(当铺)、交子务、会子务、钱引务、抄纸务、铸钱监,它们的长官也都是监当官。三,宋朝有许多官营商业机构:市易务、堆垛场、石炭场等,它们的长官也是监当官。四,宋朝漕运发达,与之相关的造船场、转般仓的长官,也是监当官。此外,宋朝从京师到地方,官方都经营房地产,于是设置许多楼店务(店宅务)、砖瓦窖等,其长官也是监当官。宋代商业兴盛,官方财政依赖商税,征收商税的场务遍布全国,而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的一种。宋朝禁榷兴盛,官方财政也依赖禁榷收入,官方设置的盐场、酒务、茶场、矾坊遍布全国,这些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还有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务、负责与辽金西夏蒙古贸易的榷场,官方设置的各种大的库藏仓场等,其长官一般属监当官。当然,这些监当官具体称呼各异,通常为某场某务监官,或监某场某务等。监当官负责的既然是财经事务,其考核就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监当官的考核往往是有明确量化标准的。其中禁榷和税收方面的监当官,都是有收入钱财数额的,特别是酒场和商税税务,都是有定额的。生产单位的监当官都用产量考核,如铸钱监有每年铸造钱币的数额、坑冶场有每年产矿的定额等。监当官的定额有长期的,称“祖额”,有近阶段的,称“递年”,还有用于横向比较的,称“比较额”。官方对是否完成定额十分重视,直接同官员的升黜奖惩挂钩。设监当官的机构往往具有相当规模。如官作坊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名工匠,特别是生产军器的作坊更是分工明确、工种齐全。每个铸钱监一般也有数百人。酒务、造船场、楼店务一般也有上百名工匠和工人。每个收税机构、禁榷机构,每年收入的钱财少则数万贯,多则数十万贯。设监当官的机构既多,监当官的数量也就大,全宋监当官的总数当时无人统计,算下来应有数千员。监当官对当时国家的贡献是显著的,朝廷的建筑、礼器、皇宫享用的服饰等,往往是由监当官的机构提供的。前线需要的粮食、马匹、武器中有不少是由监当官的机构生产的。甚至可以讲,朝廷花的钱,有约半数是经过监当官之手获得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监当官的努力。百姓的生活也与监当官息息相关。监当官既有文臣,也有武臣。监当官是一种差遣官,与官员的本官阶不同,是与实际执掌联系的。差遣官也是有高低贵贱的,监当官是较低贱的、被人轻视的。监当官被人看不起,首先是因为监当差遣是最低级的差遣。就地方官差遣而言,宋朝官方将其区分为两类,即亲民官和理务官,而理务官就是监当官。官方明文规定:监当官作二任,有足够多的长官推荐,才能升亲民官。说到官小,人们往往联想到一句话,即“小小七品芝麻官”,即县令。监当官通常比县令还要低,往往是八品、九品。也就是说,大多数监当官要想升为县令,还要经过数年的持续努力才有希望。文臣最低的是选人,武臣最低的是小使臣,多数监当官是这两种人。当然,监当官中也有品阶较高的,那就是监管重要机构的监当官,如京师左藏库、京师都商院、京师榷货务等,这毕竟是少数。还有一类监当官品阶较高,那就是因犯有过失被罚降级使用做监当官的。同样是差遣,在官阶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在当时人心目中,做监当官也往往不如担任其他差遣者。宋朝重文,馆阁官被认为是国家储存人才之地。台谏官有上书或上朝议政的机会,有展示个人才华的机会,容易得到皇帝的赏识。所以,品阶较低的文臣都希望做这两种官(指基层的校勘、正字、检法官等)。武臣以担任阁职为荣,而要想得到阁职,除上前线获取战功外,在京师任职也是重要渠道。下级文臣还愿给高官做幕僚,这样可以较早地经营人脉,编织出有利升迁的关系网。相比之下,很少有人愿做监当官。监当官远离政治中心,工作内容繁杂辛苦,得到迅速提升的机会很少。特别是京师以外的监当官,或隶属于县,或隶属于州,往往还身居穷乡僻壤、公务繁杂缠身,官员们大多不乐充任。如前所述,设监当官的机构是场、务、监、仓、库等,其具体负责的事务形形色色。既然是在基层,那么往往是较为艰苦的。例如,酒务的监官就难免要到造酒的酒坊和卖酒的酒店巡察,同浑身酒糟气的造酒工匠打交道。苏辙受哥哥苏轼乌台诗案的影响,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监当官)。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栾城集》九集卷二四《东轩记》)又于诗中咏道:“微官终日守糟缸,风雨凄凉夜渡江。”(《栾城集》卷一〇《雨中宿酒务》)“朝蒙曲尘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麦熟,眼乱瓶罂过。”(《栾城集》卷一〇《饮酒过量肺疾复作》)元丰七年(1084),苏轼被解除编管,调汝州任职,途经筠州,想与苏辙同游真如,不料苏辙公务缠身,苏轼在诗中写道:“宁知是官身,糟曲困熏煮。”(《东坡集》卷一三《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铸钱监的监官则同铜、锡、铅打交道,要到脏兮兮的铸钱作坊中巡视,接近熔炉、沙模。苏轼友人王颐被任命为建州钱监监官,苏轼写诗送别他,其中讲:“河车挽水灌脑黑,丹砂伏火入颊红”“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锡与铜。”诗文虽美,工作之艰苦可以想见。坑冶、铸钱方面的监当官,工作地点偏远,服役的人除工匠、兵士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罪犯,担任此种监当官,除辛苦外,还有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养马监一般设在气候寒冷的荒野地区,远离都市,做马监的监官整天同马、兽医、牧民打交道,想来也不是轻松的差事。试想就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这类职务是多么不容易适应。
宋朝还流行一种做法,即处罚犯有过错的官员,让他们去担任监当官。这些人的官阶较高,通常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被提拔。这批人的加入改变了监当官的构成。但是,做监当官成为一种惩罚,这更使人轻贱监当官。监当官虽然卑微,但却有不少人在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韩琦参加科举考试,得了较高的名次,人们本以为他由此可以得到好的差遣,进而飞黄腾达,不想他却被安排做监当官,当然,他是受到照顾的,被任命为京城内的监左藏库。一般科举中得到较高名次的人,对这种安排是可以提出异议的,韩琦却安然接受。赴任后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件事。皇帝常常派宦官来左藏库取走钱财、宝物,有时只凭白条,文书上不加盖印章,韩琦就拒绝支付,因此得罪了不少宦官。在韩琦的执意要求下,恢复了专门管理皇宫从左藏库提取钱物的官司——合同凭由司,杜绝了凭白条取钱物的现象,堵住了钱财流失的漏洞。按当时规定,左藏库收受金银等贵重物品,必须有宦官监视。宦官常常因故迟迟不来,上缴物品的人就只好一天天等待,使不少事情被耽搁。韩琦为此专门写了奏折,请求取消宦官监视收纳的制度,得到批准,从而去除了收纳贵重物品方面的一个大弊病。受灾地区往往不能按时缴纳税输,所缴税物质量较差,韩琦拟出对灾区赋税放宽要求的方案,缓和了官民矛盾,事实上减少了国家与百姓两方面的损失(参《宋名臣言行录》、宋张镃《仕学规范》卷二二《涖官》)。监交子务是普通监当官,因级别低,通常不参与纸币发行的重大决策。但北宋仁宗时期却发生了一次例外事件。当时交子发行时间不长,却出现了严重的假钞泛滥的现象,这使宋仁宗很恼火,下令大臣开会讨论是否停止发行的事。发行交子是个新鲜事,人们都没有经验,于是大臣的意见多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于是久议不决。这时,有大臣转述了监交子务孙甫的话:“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铸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宋史·孙甫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九、《琬琰集》中集卷七欧阳修《孙待制甫墓志铭》《元丰类稿》卷四七《行状》)这番话讲得有说服力,被当权者接受,于是交子得以继续发行。铁钱监是最脏最苦的地方,做铁钱监监官是文臣们不乐意接受的。但有位名叫舒彦升的人却先后做了同安监、汉阳监两铁钱监的监官,共做了十年。舒彦升对这种安排没有过多埋怨,而是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这两钱监铸的铁钱光洁完整,质量上乘,同时又降低了成本。他制订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得到朝廷赞扬,被后任们继承(参叶适《水心集》卷二二《舒彦升墓志铭》)。
被贬做监当官,是一种不幸的遭遇。但其中有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卑贱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刘挚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官,自监察御史里行外任监衡州盐仓。他并没有因被贬而垂头丧气,而是努力完成新的使命。他很快发现本仓官吏与运盐官吏互相勾结,往盐里掺入杂物,窃取所馀盐,偷卖牟利,从而坑害买盐者,同时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刘挚很快就拟定出防范措施,制止了犯罪行为,使衡州盐仓的盐变得洁白无杂质。百姓高兴地称这种高质量的盐为“学士盐”,以表示赞扬刘挚付出的努力(参《宋史·刘挚传》)。傅尧俞在担任了同知谏院、盐铁副使、知江宁府等要职后,改任知徐州。他在知徐州任上遇到一件意外事:一个落拓文人利用天象私下散布反对朝廷的言论,朝廷追究傅尧俞失察之罪,将他贬为监卫州黎阳仓草场。卫州知州到黎阳巡视,看到迎接他的下属中有傅尧俞,颇惊讶,赶忙下令说:“傅大人是贵人,他的仓草场事务一律由本县官员代他打理,傅大人不必每天上岗。”但是傅尧俞拒绝了知州的美意,他说:“居其官不可以不尽其责。”此后,他每天按时到岗,不管刮风下雨,从不缺勤,从不懈怠,做好仓草场监官应做的各种工作。后来,皇帝认识到对傅尧俞的惩处过重,看到他在仓草场监官任上成绩优秀,重又把他调回京城,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当然,监当官中也不乏贪官污吏,特别是收税的监当官中,这种人颇为不少。有些收商税的税场监官,纵容手下人敲骨吸髓般地压榨勒索过往商人和百姓,人们把他们把持的税场称为“法场”(即行刑之所)。有些收粮税的仓库监官,大斗进小斗出,引起百姓的痛恨。这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是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存在的。
本文原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9期。经公众号“文史知识” (微信ID:wszs1981)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