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王铎对王羲之的取法与变法
在早年写给董其昌（1555—1636）的一封信中，王铎（1593—1652）曾说：“书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陂而已。”他认为唐宋以后书家皆自二王发源，故终其一生从未停止对王羲之的学习，几部重要的范本如《兰亭序》《圣教序》以及一半为二王书法的《淳化阁帖》，更是寝处与共。
王铎对于《兰亭序》的仙趣最为倾心。1636年，在一件《兰亭序》临作的跋文中，王铎对于唐代以来的各种摹本与临本进行了一番评论：“《兰亭》褚、薛、虞最胜，得其仙气。皆绢本。颍州玉刻大类褚河南笔趣。赵文敏、米元章皆自家居多，文敏缩小《兰亭》，则其优者也。”“仙气”是他对唐模善本的评价，也是他心目中的《兰亭》真面目。跋文中提到的褚摹本，学界认为可能是米芾临本，也可能是黄绢本。虞摹本曾由董其昌收藏，刻入《戏鸿堂帖》卷三。薛稷本则是一件较自由的临本。颍上本董其昌定为米芾临本，它可能与领字从山本有着渊源。王铎曾拥有一件褚摹《兰亭序》的宋拓本，1645至1646年之交，他在友人李化熙那里见到真迹：“山东五弦李君得善书《兰亭》，纸故墨劳，似数百年物，或以为双钩廓填，予观之曰：其不然乎，斯褚登善之为乎？临昭陵原书，世不易有也。予迹江南北，几遍天下，惟此与颍州为第一腕，所书飞越无心，别有仙趣，若一母之子而孪焉，超定武刻、汴中本而上之。”在这则跋文中，他再一次以“仙”来评价《兰亭》。
（明）王铎行书立轴绢本墨笔 安徽省博物馆藏（左）
（明）王铎临唐太宗帖绢本墨笔 辽宁省博物馆藏（右）
即使到了晚年，与友人谈论《兰亭》或是二王，王铎仍津津有味。1650年左右，在写给郭一章的信中，王铎写道：“每遇于姜、开吾与足下，俱不嫌仆潦倒老态，谈《兰亭》，商议江右梨园九宫十三调，于姜咸曰，足佐砗磲琖，开笑口。足下何日共评骘，秤其音律锱铢。”邀请友人一起讨论《兰亭》与当日流行的昆曲。而王铎作书，也始终以二王作为参照，不断检点自己的不足，在1647年《临阁帖》册“拟汉张芝帖”标题下，王铎写道：“古人学书，池水毕兹，其劼力亦云劬矣。予此道亦四十年，尚未兹乎汪池，可知书法一难事也。……吾家逸少有迹有室，渊深窥之未能臻，展册以觌，奥窔如何。假如再懃恁三十载，遂能汪乎染翰而升其堂也，然欤？不欤？”书虽小道，殊非易事，王铎相信再济以三十年的勤学，或可升羲之之堂。
在诗作中，王铎常常提起自己对《兰亭序》的临写，如《六月六日便热，为画江上销夏小障子》云：“稧帖微风闲更写，奇门五垒在何方。”又《投一章兵曹》云：“奁中无别物，稧帖仿遗文。”王铎临《兰亭序》传至今日者，有四件作品：1.为杨金通（蜀亭）《临兰亭序并律诗册》，书于天启乙丑（1625）仲冬十三日。跋文中虽有腕中有鬼之恨，但也透露出他强烈的自信。2.为黄元功（伯谦）《临定武兰亭卷》，书于崇祯辛未（1631）十一月初六日。此作清末为裴景福购得，著录于《壮陶阁书画录》。景福亦字伯谦，故裴氏跋有云：“（此作）孟津老人二百年前为余书者。”此卷曾刻入《玉虹鉴真续帖》第十三卷。3.《临褚遂良兰亭序卷》，崇祯九年（1636）八月书。前题云：“王羲之兰亭前序，褚遂良奉敕摹绢本。”临本与宋拓《褚摹兰亭序》合装，墨拓钤白文印章“王铎之印”与“烟潭渔叟”。4.《临薛绍彭摹兰亭卷》，崇祯十年（1637）夏书，绢本。美国观远山庄藏，为《王文安公临晋唐人书法册》中的一件。在题跋中，王铎感叹道：“余酷爱兰亭本，摹之半生，极力揣摩，瞠乎其后。嗟乎！一艺之难精且如此，况竭力于大著作大经济，更有进于此者乎？”
(明）王铎王铎致郭一章纸本墨笔上海图书馆藏
王铎为黄元功临定武兰亭卷（局部）
绢本墨笔绍兴市博物馆藏
《圣教序》是另一王铎最为重视的王书范本。自15岁开始，他就开始“钻精学之”。顺治丁亥（1647）八月，王铎在这件拓本的题跋中写道：“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诗，口之晓泠，不可单也。即强形容，他人未必喻。故曰：可为知者道。”这一年的十月二十日，王铎再次题识，云：“冬十月，倏失此，遍搜床褥匦笥不得，如割如燔，似洛重鼎沦没汭汜，偶一婢持来睹，出煤炕暗地隙也，喜欲舞讴。天下事嗜一艺犹若此，况仁贤为左右手乎？”善本如故友，失而复得的喜悦情见乎词。在另一本二弟王镛收藏的《圣教序》之后，王铎于顺治丙戌（1646）春二月的一则题之为“宋拓《圣教序》第一神品”。
王铎见到的善本不止于此。日本三井文库所藏《圣教》宋拓本也有王铎的题跋，写于崇祯庚辰（1640）立冬，其时他正在打算前往南礼部任职。这件拓本为他的友人黄培所藏。跋云：“兹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执圭趋拜其下，譬之王会天子，垂裳于明堂之上，万国诸侯咸为臣伏。”这件拓本后来亦归王铎二弟所有，第一页钤盖着他的收藏印。钱谦益、宋之普、高弘图、戴明说等人所藏《圣教序》佳拓，也都有王铎的题跋。戴明说所藏《圣教序》拓本本为内府收藏，在1644年春天的动乱中流出人间。次年三月一日，王铎题跋云：“焚香静坐，观其开阖、转折变化，归之乎藏，藏之道，为诗、为文、为人，皆可以蔽之，即此足证道矣。”用一个“藏”字，揭橥了《圣教》佳拓开阖、转折的奥妙。在另一则《圣教序》题跋中，王铎也指出：“羲之书如龙，变化深藏，匪夷可测。”可知含蓄乃是王铎透过《圣教》刻本对王羲之书法不测之妙的总结。对于学书者而言，《圣教》是不可多得的范本，在为钱谦益所藏《圣教序》的题跋中，王铎指出从此帖入手，可想见落墨初意，入王羲之之堂。
王铎临《圣教序》今日可知者有三件：1.为韩琳（景圭）《临圣教序册》，天启五年（1625）八月书。2.为谢启光（苎萝）《临圣教序中堂》，绫本，书于天启丙寅（1626）闰六月。3.《临圣教序》扇，金笺本，书于顺治己丑（1649）八月。
《圣教序》立于咸亨三年（672），由沙门怀仁集王书而成，历来被视为经典范本。除《圣教序》之外，王铎对于其他集王字碑也相当留意。如顺治庚寅（1650）九月初一日为程淓临《集王荐福寺碑》；崇祯丁丑（1637）临《集王大圣寺碑》，此碑历来未见他人临学。王铎还有一些作品，虽非直接临摹集王字碑，却声称运用了集字碑中的字样。如崇祯十三年（1640）冬十月为袁恺所书《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题跋中称“用《圣教序》《兴福寺》《金刚寺》三体”。在另一件癸酉（1633）九月夜为袁枢所书《五言律诗八首册》的跋尾，王铎也明言用《圣教》《兴福》与《绛州夫子碑》三碑之法。
（明）王铎为程淓临集王荐福寺碑
纸本墨笔辽宁省博物馆藏
对于王羲之书法，王铎的学习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据刘荣嗣《题王太史书卷》记载：“丙寅（1626）三月，归自秦，余从索《圣教碑》，乃出此卷曰：'是 未刻《 圣教帖》也。’余留案头月余，从容晤对，盖神与法相御而行，规矩周折中奔轶之气不减，益信名公事业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阴背水，武穆野战，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刘荣嗣为王铎精深的学古功力所折服，故称其“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而将己作比为“未刻《圣教帖》”，正可视为王铎的自我预期。钱谦益在为王铎志墓时，也曾赞扬他的书学之功：“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在这里，无论是刘荣嗣，还是钱谦益，他们所描述的不过是一种修辞。事实上，王铎的《兰亭序》临作根本谈不上不失毫发，不仅牵丝引带甚少，有强烈的楷书化的倾向，即使是文字字样亦有所改动。前举王铎临习王羲之《兰亭》《圣教》，大多遵照原作大小，但还是可以见出与范本显著的差异。一方面，在王铎看来，《兰亭》与篆隶的关系，正如米芾与董源以上山水画的关系，1649年冬，在为傅叔甘所作《夏景山水图》的跋文中，王铎说：“董源根矩荆关，米家加以散逸，变北宋严密繁重之法，篆隶衍为《兰亭》，亦犹是也。”《兰亭》与篆籀的关系，有如二米与荆关董巨的关系，一散逸一严密。具体到书法而言，王羲之是俗字的推行者，但王铎认为晚明时期字法将亡，必须鼓吹正体，所以他所临摹的《兰亭》，将不少他所认为的俗字一一改正：如“暎”改“映”、“稧”改“禊”、“嵗”改“嵗”、“弦”改“絃”、“由”改“繇”等，避讳字“攬”亦改“覽”。另一方面，王铎学书反对亦步亦趋。《论书札》有云：“书太拟议，便少《兰亭》羽化登仙之意趣，不模拟又易离畔准绳。若棋子，操之纵之，不即不离，若有意又若无意，鹤之在空虚，鱼之在水中，一也。操纵即虚实也。以熟为主，熟之数万遍，不求合自合。”主张临帖在有意无意之间，亦即在操纵中产生虚实，一旦熟中生巧，自可得右军“仙气”。在另一则论述文字中，他再次反对形求，而将“神机”作为目标：“书法皆以羲献为榘，若按形求肖，恐神机不流畅。得其意趣，以神符不以迹。譬诸观马，舍力论德，骊黄之外，非议骥之肥瘠也。”
(明) 王铎论书札纸本墨笔上海图书馆藏
正因为这样的临古观念，米芾成为王铎心目中“解散二王”最成功的典范。王铎有很多机会见到米芾的墨迹，如他曾向李元鼎借观米芾《韩马帖》，在回信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弟昨为米《韩马》墨迹，夜怀不能寐，天明即繇泥泞访年兄，欲一快也。不意年兄今遣苍头持来，谓恐为燕石，弟展观方二行，辄欣喜欢爱，若对海岳，亲见其运腕走毫也。”在米芾《吴江舟中诗》的跋文中，王铎曾说：“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在临《英光堂帖》册跋中又说：“海岳根矩二王，顿挫变化自成一家，宋一代独迈者，世鲜能深知本乎晋也。”跋《天衣禅师碑》又云：“书如飞仙御风，于晋有功，得《兰亭》《圣教》天趣，迈宋一代。……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蜨，玩之令人醉心如此。”米芾的成功在于他既能以二王植根，却又不随其脚踵，而正在“不规规摹拟”中，他获得了王羲之书法的“天趣”。
王铎倾心于米芾的另一原因，是王羲之没有大字作品传世，而米芾却有不少“橘形大字”可供借鉴。崇祯癸未（1643）秋天，王铎寓居辉县时，就在友人郭世栋家中看到米芾大字行书手卷《吴江舟中诗》墨迹。入清以后，他也能从朋友那里借观一些大字刻帖，如《致戴明说札》云：“闻足下得《绍兴帖》米黻橘形大字，足下刻下检发仆，取床头酒咀味观之。”需索迫切，似乎刻不容缓。
（明）王铎米芾《吴江舟中诗》跋文
〔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 王铎临米芾英光堂帖册
纸本墨笔 〔日〕藤井有邻馆藏
王铎虽力学王羲之，但大字创作中，米芾的示范作用似乎更为重要。我们注意到，王铎从未放大临写《兰亭》。《圣教序》放大临写的作品，今天可见的只有前文提到的1625年闰六月一轴，这件临作除字的形态略有收放之外，主要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调节行气。王羲之行书行列齐整，放大之后，在视觉上缺乏紧张感，而视觉性却是立轴观看中的核心旨趣。也许觉得并不成功，总之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王铎再也没有将《兰亭》《圣教》放大临写的尝试。
近代学者王潜刚曾说王铎书法熟于二王，深于《阁帖》，又深于《圣教序》。但他也强调王铎中年以后乃以米芾为本，“而会通古今，极力变化，自成一家。”揭示了二王之外，米芾对于王铎的重要意义。弘光乙酉（1645）二月，黄祜跋王铎临《兰亭序》也指出：“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室也。”除了不少临摹米芾的行书册，王铎还多次放大临写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书法，如顺治庚寅（1650）六月所临米芾《昨日帖》，临米芾《赞谢安帖》，临米芾《跋、赞欧阳询帖》，为袁枢临米友仁《蒙勤帖》等。
米芾字势的奇险，对于王铎高卷大轴的创作启发甚多。崇祯庚辰（1640）九月为刘光旸米芾作品鉴定时，王铎曾经说：“元章书气雄度旷，其佳处若拠泰山，观沧海，涛光漭荡，眼界一拓。”1649年跋米芾帖又说：“米书古雅超迈，不受榘缚。”正是对米字恢廓气度与自由挥洒的肯定。与王羲之相比，米芾的行书跳荡腾挪，欹侧爽利，更具有视觉上的变动感与刺激感，尤其在一件立轴作品中，取势的不断变动往往能够制造更为激烈、紧张的视觉效果。即使是临写其他书家的行书作品时，王铎也总是或多或少将米芾的行书风格植入其中。比如并不起眼的王筠《至节帖》，经过王铎的改造，成了类似米芾的行书，显得神采焕发。
字径的展大，除结构的变动之外，也要求着相对沉着厚重的点画形态与之相适应。小行书中点画的跳荡、起笔与收笔的锋芒，在大件作品中都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造。在小字展大的过程中，王铎从颜真卿那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对于颜体楷书，王铎并不陌生，他的一些大楷作品体势皆在颜柳之间。他曾经在商丘观城外颜真卿《八关斋八面碑》，又于句容茅山观颜真卿《李玄靖碑》。对于颜氏行书名作如《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则更为倾心。1634年，他曾为宋权所藏《争座位帖》三次作跋，称之为“书家龙象”，并说：“如龙戏海，出没变化，莫知所至，观止矣。二王、颜清臣皆升堂入室，后无继者，宇宙内不可易得也。”1636年，王铎任职南京时曾临写《祭侄文稿》，当然这绝非他第一次临写，早在1630年清明，柳寺僧契玄求书，王铎为仿颜真卿《祭侄稿》意书《秋日居拟山园用回文体》，就声称“笔乃羊毫，便仿颜鲁公《祭侄帖》意”。在这里，他以羊毫这样的工具（相对柔软）匹配颜字的厚重宽博，这样的经验或许在早年为陈仁锡所书立轴诗作《内柳》中已经开始积累。除《祭侄稿》可能的影响之外，颜真卿的一些行书尺牍王铎也曾多次临为大轴，如1639年临《刘中使帖》轴，1645年、1647年临《鹿脯帖》《一行帖》等。
（明）王铎为宋权所藏《争座位帖》作跋
〔日〕藤井有邻馆藏
（明）王铎临祭侄文稿纸本墨笔〔美〕观远山庄藏
至于草书与行草的小字拓大，王铎还深受张芝、王献 之与唐名家的影响。顺治丙戌（1646）三月王铎行草《杜甫诗卷》题跋云：“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在另一件草书《杜甫诗卷》的题跋中，他再一次声称：“吾学献之、伯英、诚悬，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诼矣。”这两件大卷的创作，王铎丝毫没有提到他对王羲之的学习，或许并非一时的疏忽。王羲之的草书极少大段落的连绵，而张芝、王献之“一笔书”却能帮助王铎提升书作的气势；柳公权、虞世南非行非草的作品，则启发了王铎对大轴篇章的虚实处理，行草字体的变换，使王铎的书作获得了独特的节奏变化。
本文从论述王铎对王羲之《兰亭序》与集王《圣教序》的品鉴与临摹入手，指出他小卷册临摹从未如钱谦益所说的“如灯取影”，不仅字形有相当程度的楷化，而且对范本的字样有所改动。王铎认为《兰亭》的仙气，需要不即不离、若有意若无意才能获得，而王羲之即使字有姿态，但篆籀之学阙如，因此需要用篆籀古体对其字样加以改造，从而去俗从正。在后代书家中，王铎认为米芾取法《兰亭》最为成功，不仅解散二王，亦且气象闳阔，米芾的实践方式及其书作恰恰成为王铎小字展大最重要的启示。在这一创造的过程中，颜真卿的行书，张芝、王献之的草书，虞世南、柳公权的行草对于王铎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唯独王羲之，却是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