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如何重视孩子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5年6月23日第15版（基础教育版），题目为《美国社会怎样重视孩子》。《教师博览》2015年第10期同题转载；《基础教育论坛》2015年第26期同题转载。
来美国以后，我们给女儿定下了通过工作赚零花钱的规矩：帮妈妈洗一次衣服可以获得1美元，倒一次垃圾可以获得50美分，擦一次餐桌可以获得25美分，等等。慢慢的，她的小猪存钱罐里也有不少“私房钱”了。为了锻炼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我们允许她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上个周末，女儿在超市里看上了一个毛绒玩具，问我们可不可以买。我们说当然可以，你不是有自己的零花钱吗？但前提是只能由你自己去买，爸爸妈妈不会帮忙。她拿了钱，连蹦带跳地跑到收款台，对收款员说了一通我们听不懂的英文。收款员居然很有耐心地和她聊天，用对待大人的方式和她说话，完全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三岁的孩子，当然语气要轻柔得多。那天，我们自己也买了一些日用品。在付账的时候，收款员一边大赞女儿的可爱，一边把女儿刚才递给她的钱悄悄还给了我们——她当然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她在还钱的时候有意识地避开了女儿的视线，不让她发现还钱的动作，小心翼翼地保护独立付账带给女儿的成就感。这样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细节，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美国社会对孩子的感受是多么重视！
在美国人看来，孩子并非家庭和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未来的社会公民。父母只是给予了孩子生命。除了这一层血缘关系的意义之外，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他（她）就具有了社会属性，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不仅是家庭和学校，全社会都要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负有责任。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和重视，没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她）将来可能就会给社会带来麻烦；反之，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全社会的关心下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公民，那么，他（她）将来就会给社会带来福利，许多人会因此而受益。这正是2001年布什总统签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文化极度多元化的美国，对孩子的重视和保护却出奇得统一，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种保护几乎无处不在。最强有力的保护来自联邦和州的法律。在美国，如果一个孩子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无论侵害者是谁——周围的任何一个公民、社会福利机构和司法系统都会立即高效运转起来，确保这个孩子不会受到虐待和忽视。也就是说，不要说虐待和伤害孩子，就是忽视了他（她）们也意味着是犯罪。
例如，法律禁止将儿童放置在可能对他们的健康和福利造成伤害的环境里；或者发现这种情况，有能力制止而不去制止。后一句话实际上规定了，一个即使和孩子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如果发现了可能危害儿童的情况而没有制止的话，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不要说这是人家的家事因而不干你的事，在关涉保护孩子的问题上，这就是你的社会责任。再比如，法律规定，年龄在12周岁以下的儿童乘车必须要坐安全座椅。刚到美国时，朋友到机场接我们，车上专门安了安全座椅。我夸他想得真周到，其实用不着那么麻烦。朋友正色道，这不是客气。你们带着孩子，如果我不开着装有安全座椅的车来接你们，你们是没办法走出机场的——没有车会载你们。又比如，美国所有靠近学校的区域，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告知驾驶员已经驶入校园区域，时速限制是20英里，有的地方甚至不得超过15英里。许多人受罚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学校区域的时速限制，而学校往往也是警察重点监测的地方。还比如，法律禁止将12岁以下的儿童独自留在车中。这属于“重罪”。至于对儿童的性侵和性虐待，那简直是罪大恶极，一旦触碰了这一条高压线，那是永世不得翻身的。
有些法律规定往往令来自中国的家庭难以适应。也许是因为中国的“狼爸”、“虎妈”闻名世界，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朋友们叮嘱我们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不能打孩子——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众场所——甚至批评孩子都要十分小心，如果声音过大很可能会被邻居或周围的人报警。至于我们在国内时有耳闻的孩子被父母打死的事情在美国几乎不可能发生——刚一出现就会被无数“多管闲事”的人制止了。
如果说，法律只是被动体现了对儿童保护的底线的话，对孩子的爱和耐心则体现了社会主动性的一面。在孩子面前，美国人一向很有耐心。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带女儿参加聚会，女儿偶尔会耍耍脾气，我们是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好言相劝她反而哭闹得更厉害，我们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那些美国教授们——越是大牌教授越是如此——从来都微笑着对我们说，没关系。有的教授还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女儿转移注意力，逗她开心。他（她）们似乎习惯了在各种场合下的孩子哭闹。
美国社会对孩子的关心往往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上。就拿日常生活来说，超市里的推车，专门设计了儿童可以坐在车里的装置，有坐垫，有安全带，还详细列出了危险的和正确的乘坐方式；有些超市还提供孩子可以坐在里面玩的较大的推车，或者是孩子自己可以推的小型购物车。女儿每次去超市都高兴的不得了：她既可以自己推车，还可以向收款员索要色彩绚丽的贴纸。但是，孩子要贴纸是有条件的，“NoPlease, NoStickers！”（“不说请就没有贴纸！”）女儿自此学会了怎样有礼貌地和别人说话。到餐厅吃饭，有孩子专用的菜单；等餐的时候，餐厅都会给孩子提供纸笔，让孩子在上面涂涂画画；商场里的亲子洗手间里，还会有孩子专用的小型冲水马桶；等等。这些点点滴滴的小心思，折射出美国社会尊重和保护孩子的独立意识，将其视为社会中平等一员的文化，从而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心教育孩子成长的良好氛围。
其实，不光是美国，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对孩子的重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和细节上。比如，在德国，所有给小孩子穿的衣服背面，都会有一个明显的荧光标识，目的是防止在夜间没有灯光的时候车辆会撞到孩子。任何提供给孩子玩的区域或玩具，都不允许存在对儿童可能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我们经常说国外的父母不管孩子，其实并不是这样，父母怎么可能真的不管孩子？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她）们已经在安全性上做了充分准备而已。
在中国人看来，大人的事情要比孩子重要得多。大人经常忙于工作不管孩子。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这似乎还是一个值得发扬光大的美德。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孩子发烧到了40度，也顾不上送医院。我们很少能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亲生骨肉都可以不管不顾，他（她）的心肠该是何等的冷酷？这样的人，值得被他人信任吗？在西方人看来，这样的事情非但不可思议，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儿童福利局和社工会立即介入，以防止孩子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如果大人的确因为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孩子，那么，他（她）就有可能被剥夺作为父母的权利。大人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决不能因此而给孩子带来伤害。你可以选择工作，那你就要选择不要孩子；你如果生了孩子，你就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而忽视孩子。
去年，一个朋友带着孩子回国探亲。她有一些业务需要拜访相关部门的官员。起初，她打算带着孩子一起去谈工作。我们听了吓了一跳，赶紧告诉她绝对不可以。哪有带着孩子去进行工作会谈的？要是孩子哭闹了怎么办？她听了以后大惑不解。在德国，这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所有的母亲都是这么做的，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为什么回到了中国反而不行？我们听了哭笑不得，但也回答不了她的问题，只好解释为文化差异了。但仔细想想，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似乎还是没有的好。
从小我们就知道，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这样的口号出现在讲话里、文件中、标语上，我们天天说，却很少从行动上真正重视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关心他（她）们的成长。事实上，我们对孩子的重视不能只体现在“六一”那天放假上——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孩子，有没有“六一”或者“六一”放不放假都不重要。我们必须要从全方位给孩子建立一个安全、祥和、友善、温暖、真诚和美好的教育环境。也许是因为有了孩子的缘故，我现在特别不能容忍那些伤害孩子的事情，听到就受不了。对于那些拐卖、性侵、残害儿童的罪行，不能从一般性的法理出发定罪，而要从孩子一生成长的角度，去执行最严厉的惩罚，即使看上去违反了所谓“法理”也在所不惜——在这个世界上，大人是有力量侵犯他人和保护自己的，但孩子没有任何力量，他（她）们只能被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有力震慑。否则的话，真不知道还要再出多少这类天理不容的事件。而失去了孩子，也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