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玉器生产的“酋长”陪葬很壕！“最早中国”或现“里坊制”雏形！五项“考古中国”重大考古新成果，河南...
▲嵌绿松石铜牌饰
距今3800~3500年 二里头文化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
11月25日
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
会议发布了5项重大考古新成果，
其中河南占4项，
分别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周口淮阳时庄遗址、
平顶山叶县余庄遗址、南阳黄山遗址。
另外1项是：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
此次工作会，
聚焦夏文化及新石器晚期重要考古发现。
5项考古新成果，
从都城布局、宫城建筑、粮仓储备、
礼仪制度、手工作坊、墓葬等级等方面，
为探寻早期中国文明起源提供有力佐证。
而在9月24日，
同样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
发布了五项考古工作新成果，
其中包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其余四项分别是：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陕西石峁及寨山石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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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相隔两个月，
“考古中国”再次发布重大项目。
那么，
这次发布的五个项目有什么奥秘和玄机？
▲会议现场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最早的中国”或已出现“里坊制”雏形
二里头遗址经过61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重要发现，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都源于此。
▲二里头都城中心区的多网格式布局示意
近几年，二里头工作队持续探索二里头都城布局和结构，遗址中心区“九宫格”式布局、“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面貌愈来愈清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当前，新发现的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历年在其中多个区域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显示出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结构布局，为研究二里头遗址城市规划、社会分层、礼仪制度等提供重要资料。
▲二里头都城宫城南墙西段平面
▲二里头都城宫西一区南墙垣平面
向前探索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二里头遗址是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
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最新发现极大丰富了二里头遗址的内涵，突破了许多原来的认识。他说，多个网格内既有墓葬又有建筑基址，跟后来的“里坊制”极为相似，说明当时都城具有高度细致的规划。此外居葬合一的格局是否跟血缘有关，可以对人骨进行DNA鉴定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建议围绕其中一个网格像解剖麻雀一样搞清楚它的内涵，这对研究夏王朝规划思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二里头都城宫北路西延及道路南侧的夯土墙
时庄遗址：
中国最早的“粮食仓城”很智慧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距今4000年-3700年前，中原先民就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时庄遗址遗迹分布图
位于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的时庄遗址发掘出土了28座夏代早期“粮仓”遗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食仓城”。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粮食仓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记载的“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夏王朝早期。专家认为，这对于早期夏文化的研究，重新认识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早期国家治理能力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夯土大墙南部剖面（由西向东）
“从粮仓的建筑形制看，可以分为地上建筑和地面建筑两类，其中，地上建筑类似‘吊脚楼’结构，底部有多个“土墩”立柱，其上铺垫木板作为仓底，而且粮仓周边有相互连通的水沟，形成了非常好的排水系统，对仓储粮食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潮作用，凸显了古人建筑粮仓的智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时庄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曹艳明说，我们从仓储遗迹堆积中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颖壳以及芦苇类植物类，推测是粮仓底部直接铺垫或其他编制物。
时庄遗址发现以粮仓遗迹最多，极少见灰坑、水井、陶窑、房址、墓葬等其它类型的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遗址现场只发现有一座具有居住功能的连间房，说明粮仓跟居住区是分离的，它是作为公共设施为某一集团或社会组织服务，很可能出现了早期国家的特征。
▲“土墩”型仓储建筑俯拍图
（上为北，东半部解剖发掘至活动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说，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时庄遗址发现的粮仓年代最早、最为集中、功能和结构最为清晰，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和赋税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材料。
河南叶县余庄遗址：
龙山时期有了“礼制”的萌芽
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的平顶山叶县余庄遗址，给了河南省考古人员极大的惊喜，发现了面积超百万平方米、文化内涵较单纯的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目前，该遗址发现墓葬、房址、窖穴等各类遗迹50余处，出土器物200多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丰富的出土遗存让河南在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发掘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在遗址清理出的10余座龙山墓葬中，编号M10墓葬最为重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余庄遗址发掘负责人吴伟华介绍，这是一处单棺仰身直肢葬，棺外北侧还陪葬一人，亦为仰身直肢葬。墓内随葬器物有33件，均为陶器。这组陶器不具有实用性，形体较小，制作精良，属于明器，而且随葬陶器包括食器、酒器两大类，排列有序，器类成组，呈现出鲜明的礼制色彩。这是目前中原地区随葬器物最丰富、等级最高、礼制色彩最明确的龙山文化墓葬。
▲M10
▲M10内二层台上随葬器物
此外，在另一探方内还发现一组陶器20多件器类，包括鼎、豆、觚、碗，且摆放有序，豆与觚依次摆放，其数量均为7件，这与M10内随葬的主要器物的数量相同，反映出相同的礼制观念。
众所周知，商周时期在祭祀、宴请、随葬等方面都有等级森严的礼制，比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等。专家认为，余庄遗址龙山文化墓地具有礼制色彩器物的重要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礼制起源、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余庄遗址发掘区域航拍图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400块猪下颌骨的“豪华”陪葬，
墓主人是谁？
双玉钺、象牙梳、玉璜、大量猪下颌骨……5000多年前，如此“豪华”的陪葬，墓主人到底拥有怎样的权力和财富？在距离南阳独山玉产地独山直线距离仅3.5公里的黄山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屈家岭文化墓地，其等级森严、人骨保存之好国内罕见。
▲仰韶大型房址F2局部
“梯形独木棺、双玉钺、单弓、成捆骨簇、少量陶器、大量猪下颌骨成为‘酋长’类墓的标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马俊才说，M77大墓最令人震撼，陪葬品中，作为财富象征的猪下颌骨就有400多块，远远超出了其他墓地，墓主人应该是聚落“酋长”，掌管着这区域的玉器生产和加工。
▲屈家岭文化M77全景
在遗址现场，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前坊后居式”大型房址建筑，出土了丰富的玉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再现古人制造玉石器的原始场景，堪称考古奇观。被专家确定为这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玉器石器生产“基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遗存的空白。
专家认为，黄山遗址成为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南北两大文化交汇的玉石器加工中心，独山玉作为优质的战略资源被南北双方氏族集团反复争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是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核心研究对象之一。
▲黄山遗址系列石钻
▲屈家岭M77中象牙弓饰玉钺骨樽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
发现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
龙山文化城址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因“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历史记载而得名。考古发现双墩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遗址规模达到200万平方米。
▲禹会村龙山文化北城垣内壕沟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垣进行了解剖发掘，揭示了北、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东介绍，城垣内外壕沟出土的陶器标本均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测年范围为距今4400年-4100年之间。北城墙现存长度约300米，东城墙现存长度约600米，西、南城墙已被淮河冲毁，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应是东城墙的一部分。根据已发现的城垣走向，复原城址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
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内分布有密集的人类生活遗存，外围还发现有大量龙山文化遗迹。城垣及内外壕沟环绕的城址结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外壕浅而平缓，内壕深而狭窄，推测不仅与堆筑城墙的取土行为有关，还应该是城垣特殊的防水、排水功能的体现。《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本纪》记录了大禹的自述“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经历史地理学家考证涂山地望即在此处。
“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是迄今考古发现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是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古史传说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专家认为。
▲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局部堆筑剖面图
文｜河南日报客户端 国家文物局
图｜国家文物局 动脉影
视频｜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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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实习生 权娇阳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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