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姓氏落籍探究益相文化之源流

何谓姓氏？《通鉴外纪》：“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国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可见，姓出自祖考，由同一姓氏的集合成为族，而将一族之历史记载下来便成了族谱。朱熹说：“谱牒所以序昭穆、别长幼、摄人心、厚风俗，使人不忘本也”，这只是说明族谱对本族人的意义，她承载着一个家族发展历史。而从一个家族的历史演变，可以窥探到一个地方的历史演变。所以，从姓氏落籍探究益相文化之源流，不失为一条捷径。龙市本地族人对益相文化的影响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允，南宋吉州庐陵人，布衣时游学安仁玉峰书院，后中进士，入朝为相，封益国公。为了纪念周必大，当地将玉峰之地取名为“益相里”，这便是益相文化之起源。《益相史话》记载龙市乡53个姓氏，对其中族人较多的谭、伍、虞、龙、欧阳、贺、张、段、蔡等九大姓氏始祖落籍时间作了详细记载（附后）。从各姓氏落籍的前后时间来看，欧阳兖公是宋徽宗时以上将军镇守安仁，最早落籍龙市的。也就是说，欧阳兖是有文字记载的龙市最早原住民。那么，欧阳兖与周必大究竟谁先来龙市？《欧阳氏八修族谱》记载：“兖，字启茂，宋擢武举封金吾上将军，偕弟抟镇守湖南安仁场，见益相玉峰水秀山环因卜籍焉”；“奎，兖长子，字舒白，宋高宗（在位：1127-1162）封龙虎将军上护军”。而周必大生于1126年，于1151年中进士，应当在1146年（20岁）前后游历过玉峰书院。虽然族谱记载欧阳兖公镇守安仁场（965年升场为县）可能有误，但从其长子奎在宋高宗时“封龙虎将军上护军”，以及后来重修族谱，以兖公之十四世孙元代玉溪公（1281-1349）为一世祖来看，可以肯定欧阳兖是先于周必大来龙市的。作为先于周必大来龙市的欧阳族人，对益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兵祸，“自兖公以及先祖累朝官诰著述赠遗简帙皆被燹”，导致无据可查的结果，不能不令人惋惜。附：龙市乡九大姓氏落籍年代表龙市乡九大姓氏落籍年代表序号姓氏落籍情况1谭氏玄泗公（1379-1464）从安仁上四里的松林迁居益相，为益相谭氏开基祖。2伍氏溥泉公（生于1272年）卜居造福冲，为益相伍氏开基祖。3虞氏虞允文公（1110-1172）之七世孙泽公次子则忠公荣恕定居虞家湾，为益相虞氏开基祖。4龙氏明洪武三年（1370）由文伟之孙子昌从江西永新迁居龙家湾，为益相龙氏开基祖。5欧阳氏兖公字启茂，宋擢武举封金吾镇国上将军，偕弟抟镇守湖南安仁场，见益相玉峰水秀山环，因卜籍焉。为益相欧阳氏开基祖。因兵祸，旧谱失传，具体时间不详。而县志载，安仁于965年升场为县。6贺氏城南贺氏鼻祖以次子居义，来安仁开派距今700多年。7张氏性遗子文贞于1380年左右徒居益相造福冲，为益相张氏开基祖。8段氏义暄公于明宣德三年（1427）偕其三、四子定居段家湾，为益相段氏开基祖。9蔡氏蔡朝端于明洪武年间（1368-1372）落籍攸县渌田，为蔡氏开基祖。在安仁县府任职，后代散居渌田、龙市。备注：以上资料主要来源于《益相史话》当然，在欧阳兖公落籍龙市之前，肯定还有其他原住地人氏，可能由于温疫、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原居地人氏逃离或灭绝。从龙市的地势来讲，东南西三面高，北方一面低，属马蹄形，没有外来水流，而发源于王毛岭的最大的支流蛇形江都流向大源水库，水灾影响较小，不可能导致人口流离失所；本地山青水秀，植被丰富，水源充足，旱灾影响的可能性很小；由于地势的特殊性，与外界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温疫的可能性也很小。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战乱。据《欧阳氏八修族谱》记载：自宋徽宗时兖公落籍龙市以来，到元至正十一年（1351）修谱时止，人丁达到5000余口。可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由于红巾兵祸，吾族流离逃难十无二三，导致原来的谱牒也失去了意义。在明永乐十三年（1415）修谱时，便以兖公之十四世孙元代玉溪公（1281-1349）为一世祖。这样，欧阳族谱在龙市详细记载的历史相应地减少了300年，这就是战乱的佐证。周必大为何来龙市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了解我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和周必大的家世。1、我国书院发展的历程我国最早的书院是唐玄宗开元六年设的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书院），是朝庭修编史书、起草文诰之处所，并非学子读书的地方。清代袁枚《随园笔记》记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此后，各地兴起官办书院，也仅是官方藏书和修史的地方，还不是教学机构。北宋实施抑武重文国策，各种思潮涌现，特别是周敦颐（1017-1073）创立“理学”，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继之，书院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开创了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传统；同时，书院融合儒道释三家文化，形成了博取众长而又有特殊的书院制度，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私学、书院并行的时代。各地掀起了建设书院的热潮，其中：应天、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等书院闻名于世，安仁县的“玉峰书院”也应时而生。南宋因金人入侵而偏安一隅，书院由凋落到逐渐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朱熹（1130-1200）集理学之大成，不仅亲自创办书院，还到各地巡回讲学，宣扬理学思想，书院建设盛况空前，且得到统一规范。元代由于异族主宰，加强了政府对书院的控制，专讲“程朱”之学。明代初期的官学被科举控制，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都要进官学学习，否则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因此，学校教育受到重视，而书院受到冷落。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1472-1529）创立了心学，而这一学说不能在官学上讲，只有在非官方的书院传播，这使书院得以复兴。清代书院有两个特点：一是直接受官府控制，书院主持人由原来的“山长”改为院长，直接由地方官担任；院长再聘任教师，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二是与科举结合，趋向学校化；直到清代末年，废书院建学堂，书院也就成了历史。2、周必大的家世周必大家族北宋时为河南郑州人，祖父周诜（1070-1128）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及第，累官至庐陵郡通判。靖康之难（1127）后，南宋迁都临安（浙江杭州），周诜也举家迁入庐陵。伯父利见（1088-1151）进士，累官列赠金紫光禄大夫；父利健（1092-1128）进士及第，大学博士，累官赠太师、秦国公；叔利谦（1106-1146）官至通判；母亲为监察御史王葆之女。由上可见，周必大的祖父、外祖父、伯父、父亲、叔父都是官府中人，周必大自然属于官后代，且“少英特”。只是家门不幸，4岁时父亲去逝，便寄养在外祖母家，由母亲王氏督促学业。12岁时母亲去逝，只好跟随伯父利见去了广东，14岁时又回到庐陵。不久，随伯父辗转各地，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及第。3、周必大来龙市的目的和时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求知模式，亦是古人自我修养的途径。孔子年轻时读书极其勤奋，有“十室之邑，不如丘之好学”的记载，年长时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司马迁十年苦读之后，背起行囊遍游天下，竟依依不思归；后编写《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周必大同时期的诗人陆游（1125-1210）在《冬夜读书示子聿》（注：子聿是陆游的小儿子）的诗中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以上事例，充分地说明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个人的成就影响巨大。作为官后代的周必大，少时才智超群，自然被灌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重要性，并按照这一模式付诸实施。4岁时由母亲亲自督课；12岁时又跟随伯父读了两年书，到14岁时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读万卷书”的任务；此时，南宋除了北方与金兵作战外，南方进入相对稳定期，开始随伯父周游各地。周游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游学！从14岁起，在完成第一阶段的“读万卷书”后，便开始第二阶段“行万里路”的历程。初期随伯父出游，弱冠后便独自出游。通过遍游各地，亲历躬行，参证精思，将知识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也为后来中进士，入朝为相，储备了海量的知识库。既然如此，他选择周游的地点自然是各地书院。那时，书院仅仅提供给大儒大贤讲学、聚会、交流的场所，可谓“群贤集聚”，并不是普通的教学机构。聆听大儒大贤讲学并与之交流，学业定会有质的飞跃。北宋末年，安仁县属荆湖南路衡州衡阳郡。受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的影响，县内在距县城十公里的玉峰岭上建起了玉峰书院，延请各地大儒入院讲学。安仁县与江西吉安临近，周必大在周游过程中来到安仁，自然进入玉峰书院学习和交流。可见，其来安仁的目的就是“游学”，而玉峰书院也只是他周游的一个站而已。那么，是什么时候来安仁的？安仁县志第516页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境内建立玉峰书院、清溪书院。宋丞相周必大布衣时曾游学于此”；而在第8页的大事记载：“嘉定元年（1208）江西吉安周必大游学于安仁县排山乡之宝塔、龙市之玉峰。后入朝为宰相，知县王槐为纪念周必大，分别在宝塔、玉峰建清溪、玉峰二书院，并将玉峰之里改名益相里。”上面的两段文字，同出一部县志，竟然矛盾重重，不足为据。根据“游学安仁，后中进士”之语，结合宋金于1141年议和、南宋于1145年开科取士之时局，可以推断周必大应当在20岁（1146）前后来过安仁。至于林泉共鸣与琅琅书声相应和之“玉峰琴韵”，应当是后人想象出来的，是为了突出玉峰书院的特色而作的艺术夸张。既然玉峰书院不是普通人读书的地方，而是大儒大贤讲学、聚会、交流的场所，便不可能听到“琅琅书声”。当然，“林泉共鸣”倒是实实在在的。益相文化的真实性《安仁县志》第8页的大事记载：嘉定元年（1208）知县王槐为纪念周必大，将玉峰之地改名“益相里”，这是“益相”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因县志是后人所编，且矛盾重重，不能作为佐证。从明洪武年间修的第一部县志到清末，共修了八部县志，“益相”一词究竟最早出现在哪部县志上？也因掌握的资料不够，亦无法查证，只得转向族谱。《欧阳氏八修族谱》第42页，由元代圭斋（1283-1357）于1351年撰写的《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辛卯修欧阳氏族谱序》中载：“盖茂文派祖兖公当徽钦之际……镇守湖南，观兵熊耳，睹安仁益相水秀山奇落籍焉”（注：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湖南浏阳人。主持修编辽、宋、金三史，以“实”著称）。这就说明至少在1351年之前就出现“益相”两字，也充分证明了“益相文化”是真实存在的。周必大退休后，是否回到玉峰书院讲学？笔者持否定意见。据记载，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周必大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当时已是70岁高龄。作为这么大年纪的老人远离故土，还要爬上这偏辟的山顶上讲学，这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自己愿意，其家人也不会允许；况且，这么大的高官下来，肯定会惊动省、市、县，自然会有记载，他自己的日记里也会记下一条，而事实上没有查到任何记载。即便出来讲学，凭他的身份和地位，也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而不是安仁玉峰书院！《欧阳氏八修族谱》第40页刊载周必大于1200年写的《宋宁宗庆元六年庚申永和谱序》，而永和镇在江西吉安，说明他74岁时在老家吉安关注欧阳族人修族谱之事。四年后，一代贤相周必大在吉安去逝，享年78岁。至于龙市地方特殊方言，与周边乡镇存在明显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周必大退休后回到玉峰书院教书的结果，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那时的书院还不是普通人读书的地方（清代后才趋于学校化），而是高层讲学的场所，如同现在的经济论坛、文化论坛一样，対当地语言影响很小；其次，一个老师不能改变地方方言，即便是现在推广普通话多年，各地仍然是普通话与地方方言并存的局面。笔者推测，为了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后人借岀了益国公宰相之名，将里取名为“益相里”，并聘请专门老师进行教学，推广“普通话”，将一个里的里民进行语言包装而成，如同现在给一个村镇刷墙一样，致使语言特质与周边乡镇明显差异。只不过那是语言，而刷墙则是物质形态而已。总之，益相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她是历史的产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益相，并影响一代又一代益相人。探究益相文化之源流，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益相文化，赋予益相文化新的内涵，以推动益相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让益相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编辑：李素娜  监审：谭如斌 肖拾全https://mp.weixin.qq.com/s/BwfKJ7sKQ39JVVL4wrFL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