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教条主义，是因为彭总对刘帅和萧克有意见吗？这种看法太狭隘

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2517期。建国后，我军曾发生过“反教条主义”批判，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有多位将帅被批，其中官职最高的两人当属刘帅和萧克。老帅自不必说，萧克当时是训练总监部部长，而熟悉历史的朋友也清楚，萧克的资历达到什么程度，明显超出了一般的上将。

有朋友认为，发起这次批判运动的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彭老总。刘帅和彭总，在元帅中一个第四一个第三，看似差别不大，但1958年彭总的职权和威望要超过大部分开国元帅。彭总在历史上和刘帅有过一些过节，有人揣测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将一批在军队训练和教学体系工作的将帅进行了批判和打压，并且撤职。实际上这贬低了彭老总的心胸，是一种工作庸俗化的看法。当年的教条主义批判自然是错误的、过火的，但是出发点却根本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有比较深的时代背景。

先来看看所谓的“恩怨”。刘帅曾经在红军时期，要求彭总率军攻打南丰城（实际为佯攻），三军团伤亡较大，引起后者不满。而抗战中刘帅批评过百团大战的一些弊端，使得打了胜仗的彭老总反而被迫做了一些总结，这些事情确实是两人的历史过节，有误会也有争执，但完全是是围绕工作本身的，并非什么个人恩怨。至于萧克上将，他在历史上和彭总的交集其实不多，谈不上有什么深层次的矛盾。只是在建国后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问题上产生过争论，两人通过书信交换看法，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这当然不至于引起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条主义批判。

问题的关键其实是两个字：苏联。建国之后，苏联作为我国的北方强邻，对于新中国的意义和影响是很显著的。两国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密，我国建国后的“一五”计划能顺利完成，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苏联的客观帮助很大。但也正是因为苏化程度较高，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其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尤其是斯大林去世后，接其他的赫鲁晓夫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而更多的是一个实用主义者。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往往是从苏联的狭隘利益角度出发，在于我国的交往中体现着利己主义，损害我国利益。而新中国是尤其讲主权、讲尊严、讲究民族独立的，苏联无疑碰了红线。

军队当中的反应是比较明显的。彭老总、刘帅、萧克等人都是解放军的高层领导，其中刘帅和萧克是教学、训练体系的负责人。当时的军队苏化到什么程度呢？用的教学内容、作战战例、甚至军服、礼服、军衔形式、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苏联的。这当然有不久前抗美援朝的客观原因，但是对于苏联的学习已经到了方方面面，利弊兼有。甚至有信件投诉到国防部，称南京军事学院有人苏联作风严重，官僚气息明显。虽然是有些以偏概全，但是也让军队高层察觉到了这些不好的变化，对于军事教学体系有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估计，才逐步掀起了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运动。

我们现在看这些批判是错误的，但是局限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其实很难在第一时间进行辨别。举一个例子：就在反教条主义运动当年，主席愤怒驳回了苏联方面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建队的提案，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所以很明显，反教条主义批判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国家整体政策、对苏关系的变化基础上的一个表现方面，而不是建立于个人恩怨上的、庸俗化的针对某一些开国将帅进行的运动。我们了解这一事件，要充分了解和结合历史背景，单纯地把原因归结到某些具体的人和点上，都是不负责任的，也难以看清事件全貌。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批判虽然是错误的，但批判是对阶段形势的一种分析和估计，并不仅仅是彭总提出的，也是中央曾经肯定过的。就我国当时领导人的实际态度而言，对于苏联的元素有排斥，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尤其是不满的，因此才在国内有了一系列的反应。反教条主义是一种估计错误，把军队中好的、不好的方面都进行了批判，才使得刘帅等一批将帅蒙冤。好在八十年代这些受牵连的干部全部恢复了名誉，问题得到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