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话剧团的那年、那人、那事

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贵州省话剧团，也将随着改革进程而及将消弭。

在那儿，我度过了40个年头。为了它我带着“救生圈”下过海、“假巴一二”读过书、当过所谓的“冒皮皮”干部，又到过“私人承包”的新闻单位去拼搏，不过，都是干些临时工的活路，哪里有事干往哪里走，不是闲不住啊，而是为了生存!40年来沧桑变迁，人生磨砺，性格习惯、行为方式有了很多的改变。然而，骨子里还是当初在话剧团时所留下的烙印，说话大大咧咧，不藏不揶。曾爱过、恨过、吵过嘴、打过架，这种人生的所谓基本色就是在那里涂抹上的，以后无论添加上什么颜色，这个基本色调总是在的。从我的性格和脾气来看，我一定得罪过不少人，尤其是小人，因为疾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身上保留得非常清澈，依然故我。为此，就有了一生都抹不掉的“话剧情结”。

一

贵州省话剧团，原来在贵阳市河东路1号，城市改造后就变成了省府西路8号。

我刚在话剧团当学员的时候，我所在的舞台美术队装置组有8个人，这已经相当于别的剧团整个舞美队了。装置组有两位老师——赵培忠老师和吴培元老师，技术特好，木工技能应该相当于专业的七、八级工；除赵培忠老师较为传统外，其他的人都很“乐教（仗义）”，我们学员都尊重他们。

当时的贵州省话剧团，隶属于省文化局（后改为厅）。自从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的呵护下，日益壮大，演职人员达到百余人，舞美设计、灯光（设计）、化妆、服装、音响、绘景、装置，各种舞台美术部门配置在贵州省文艺界中最好最全。

那个年代的贵阳，上些规模挡次的文艺团体屈指可数，而既专业又有一定规模的话剧表演文艺团体，则独此一家。于是，只要在文化界提起“贵州省话剧团”，没有不知道的，其实这些都是来源于文革前老同事们的不懈努力。直到后来我们进单位时，话剧团在贵阳乃至全国，都是很“牛”的，不过，现在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文革”期间，贵州省话剧团同样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据说话剧团派系林立，争斗不断，光是舞美队就有两.三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整个演出完全陷于瘫痪之中。那些年头，话剧团还因为响应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为造反派的夺权造势排演大型文艺演出《西南的春雷》竭尽全力，这在全国“造反派”中名声大噪，确实风光了一把。

文革中期，中国的混乱局面有所收敛，当权者意识到，剧团再不恢复演出，就连文革能不能进行到底了都很难说。于是下去进行“斗批改”的文艺团体纷纷返城。“军宣队”也进驻话剧团，督促剧团“斗批改”。

由于普及革命样板戏的需要和让工农兵子女占领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1972年下半年，话剧团开始招生，从8月初到9月中旬，上千人经过多次的考核，陆续招进20个学员，舞台美术4人，演员训练班l6人（有2人因生活安排无着落而告辞）。

学员中有来自贵阳一中、贵阳六中、师院附中和贵阳廿中的学生，还有来自县份上的，我就在其中。以后实行顶替政策，又陆续进了一些老职工子女。我们这批1972年的学员，最大的25岁，高三毕业；最小的14岁，初中肄业。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逐渐登上了话剧团的舞台，成了话剧事业一支不可欠缺的重要力量。

左：和老同学世界著名音乐家瞿小松在一起；右：给贫困山区赠书。

二

当年的贵州省话剧团，简陋舞台美术制作部门和筒子楼职工宿舍都是五十年代的建筑，十分陈旧，特别是筒子楼职工宿舍，两夫妻说话都不能大声，否则就无隐私可保。至于排练厅是共享的，如果要排演大戏，舞美队就要在排练厅与演员队争地盘了。

当年，随着一批新鲜血液的注入，剧团充满了活力（用当时的话讲是革命性和战斗性），为了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话剧团加紧排演“斗批改”后贵州的第一台大型话戏《艳阳天》，向国庆周年献礼。刚进单位的我们就遇到了这次“政治会战”，我被分到装置组实习。白天8小时连轴转；晚上，加班加点接着干，各个部门灯火通明，装置组电锯轰鸣，排练厅人声鼎沸，一派热火朝天的战斗景象。

尽管有文革的干扰，但话剧团老师们的干劲真是顶呱呱，硬是拼死拼活在国庆前排演出了献礼的大戏《艳阳天》《枫树湾》，这真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在当时的贵州，这可是件大事，时任省革委主任李葆华还专程到人民剧场来观看。沾这两台话剧的光，接下来两年的时间，话剧团都在演出这个拿手好戏。那时，全省好多厂矿都是我们话剧团演出的根据地，因为慰问演出的伙食比家里好多啦。

国庆过后，我们两个分到装置（木工）组，按过去的规矩，拜师是要烧香点烛磕头拜师傅的，但文革都把这些作为“封资修的恶习”给废了，装置组的老师们本着“革命不分先后”的“认领”了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工作的徒弟。

我本想跟了马文清老师学布景制作绘图，可是团领导却让我们去接受劳动锻炼，要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于是只好听从领导的安排了。还有我也很想分到道具组，该组的杜老师他对我们学员很友好，我们的私交也很好，可领导不同意，原因就是他的成份有问题，说他家曾经是有名的大盐商，可他为了话剧团的演出，把家里的许多古玩都无偿地充当了演出道具。说人家什么成份不成份的肯定是借口，主要是对不合理的事情，他敢直说。成份问题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失落和不公；对我们来说，没有学习到技术却是巨大的遗憾和缺失。

当然，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不光我们，就是其他同事，在工作中、技术上遇到什么难事总爱找他帮助解决，从来没有对他另眼相看。这就是中国人的可贵之处——不能公开自己的真实意愿，就从行动上表达自己已经确立的是非标准。

其中一块进单位两位同事就很幸运了，一个进了舞台灯光部门：另一个进了绘景组，还有一个和我进了装置组。一分定终身，几家欢乐几家愁。我因为凭借着小聪明，干了两天自己就可以独立工作了；可这给以后的诸多不愉快留下了伏笔。随着时间的延伸，刚进单位的新鲜感和亢奋很快就被进入学员角色的严峻生活所取代了，漫长的学员生涯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它斑驳陆离的色彩。

三

那些年，话剧团舞美队的工作艰辛而危险，每周只休一天（休息天固定在星期天，从没变过），平时工作就是把旧景片拆散，把钉子拔出来敲直，节约闹革命，留着以后使用，或者就是把旧的幕布在宋可兼老师的带领下，拿到河边去洗干净，这种既省钱又干了工作更落得游泳的美事，学员都很乐意，真是一举三得。如要演出，每天就得干足八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在话剧团，劳动强度和危险度又首推装置部门，有时一蹲就是一天，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是家常便饭；如在露天制景，天睛则面临上太阳的灼烤；下雨得有成落汤鸡，特别是推刨子，天长日久人的上下肢发育都会不协调；在装置车间改锯木料的粉末和噪音也可能让操作者患上职业病……实际上，剧团的任何工种都具有危险性，灯光组有被电击的危险，音响效果组也发生过自制烟火时被炸伤人的事故，装置组也有多位被木工机械“咬”掉了手指。我还亲眼目睹另一个帮忙的木工被电刨刨去手指，血淋淋的，惨不忍睹，于是我拉起他就直奔市一医；舞美队的老师也纷纷为他向领导求情，说是为了工作才受伤的。虽然惨剧已经发生，还好，他却因祸得福，从临时工变化成了正式工，听说这小子以后不太地道，所以我就与他很少交往。

而我，也因凿子打滑而划破手腕，差点触及动脉血管而造成恶果。

另外，演出时爬天桥装滑轮吊布景，更是危险多多，象省级的剧场，天桥上多少还有点防护措施，而县里的剧场，就不敢恭维了，演出装台时全靠自己小心，不然命都贴进去，老婆都娶不上，那才冤枉呢！

相比之下绘制布景、绘制作图算是贵族工种了，整天跟着舞美设计外出写生或拿着尺子在坐标图纸上精雕细琢，优雅而轻松。

那些年，工人的物质条件相当匮乏。进单位当学员，第一年月工资20.5元钱（领工资那天永远忘不了：每月9号），第二年22.5元，第三年32元，第四年评个文艺17级，工资36.7元就到顶了。就是老师们，月工资也才60多元。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粮食定量，按工种的不同，每月27斤到36斤不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搭有杂粮，我之选择在装置组，因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6斤，咱在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和1968年当知青时饿饭饿怕了，害怕回到那个年代。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我，乃至当时中国现实的经济状况。

当时，单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学员期间，学员是不能谈恋爱和买单车手表的——主要是倡导艰苦朴素。实际上，这点收入也真得让我们攒够了3年的钱才买得起。装置组几位老师，都是六七级工，家里孩子多，生活特艰难，一年四季总是那一身工作服，从未见他们穿过新衣服。当然，也有他们苦日子过惯了的因素，就像我的老师，每天两趟上下班，，年复一年，乐此不疲。话剧团哪家有个婚丧嫁娶，同事们凑的份子钱是1块，也有5毛的；送到5块的，那关系就是铁哥们了。哪象现在，一甩手就是几百上千元的。那时晚上加班有一碗热腾腾的肉沫面或两三个包子就很福利啦，加班很烦很累人，但一想起那碗令人垂涎的肉沫面，就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如果是包子，就省下来带回家去母亲吃。

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话剧团政治虽然学习天天都有，但老师们对学员的技能提高很是重视，要求很是严格，当学员的我也真心地认可和接受这种方法。大家都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做事情就得把技术学好，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在那样一个年代，有饭吃就等于有了生存权，“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嘛。

除了“抓革命”，当时话剧团也将“促生产”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于是，那些年我们很多东西都被荒废了，唯有技术没有被荒废。这也是后来这批1972年学员大多成了话剧团的技术骨干的重要原因。

学员2年满师了，话剧团正规而隆重地进行了转正考核，全学员都要参加。考核内容是什么，只有当天考核开始后才宣布。我们都很紧张，学员们怕考不好转不了正，老师们怕徒弟给自己丢面子。装置组也不例外，在老师们的提示下，考核头一天就把所有的工具：锯子、凿子、刨子、斧子……磨得飞快，那场景真可用“磨刀霍霍问猪羊”来形容了。

装置组的考核在第二天开始了，每人一张图纸，照图施工（这是一台大戏上的一个景片或道具，由欧阳劳汗老师设计），下午6点结束。平心而论，2年的专心学习，老师的用心指教，考核对大家来说都过得了。考的就是心理素质，排除紧张，按平常的方式去做就好。那天发挥得最好的居然是我，下午4点就第一个“交卷”了，我颇为得意。写到这里，非得说上这么一句：凭欧阳老师的水平，完全可以当话剧团的领导，不过他后来也当成了。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以后用于演出的，既然是我的考试“作品”，这次该我得意了，原因是话剧团每周的生活民主会，因为组织纪律性观念不强，在生活民主会被提名批评的总少不了本人。

那些年，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其枯燥，没有书读，没有电影看，文革前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毒草”，都在禁忌之列。但私下很多学员都在开辟自己的精神空间，最普遍的就是相互借阅书籍。在几位师兄的那里，我读到了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卢梭、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在他们那里，还看到了手抄本的《基督山恩仇记》。从此，就和他们以书交友了。书籍的地下传播，就连我们装置组，也藏龙卧虎。有一天，竟然在师兄的寝室发现了一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还有一天中午，看见大师兄曹柳生捧着一本《卓别林传》在排练厅一隅的小房间读的津津有味。当然，也有一些学员在更隐蔽的范围内传看“大逆不道”的黄色书籍《处女的梦》。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他们是怎样弄到这些“禁书”的。

就这样，在那些精神生活异常贫乏的年代，通过和话剧团师兄们的交往，我读了若干部外国名著，饶有兴趣地作了一些书摘和笔记。渐渐地，苍白的精神世界有了寄托和希望。后来，我成人高考想选择文科，选择中文专业，可天不随人愿，却阴差阳错的读了社会学专业，我以后所取得的成绩，应都源于当年在话剧团得到的文学启蒙。

书籍带来的愉悦和眼界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精神欲望了，因当知青时就喜欢小提琴，我就开始恢复音乐爱好。

有一天，师弟李舒（现电视剧《军歌嘹亮》导演）悄悄告诉我们，他搞到了几张文革前的黑胶唱片，问我听不听，我也告诉他，我那里也有一此类似的唱片。于是，某天晚上，他们鬼鬼祟祟前后来到我家，关紧门窗，熄灯；然后躺在床上，边吃边听“黄歌”。第一次听到《鸽子》，听到低沉浑厚的男中音，听到“我的小鸽子啊，请你快到我身边……”拨人心扉的歌词，让我们如痴如醉、浮想联翩，连放3、4遍都还不过瘾。后来，这种地下“裴多菲俱乐部”活动还搞了好几次。

那些年，话剧团同事分外团结，从领导到群众，从老师到学员都特讲义气。经常是老师带着徒弟到处帮忙。曾记得贵阳市京剧团的《苗岭风雷》、省京剧团的《杜鹃山》《智取威虎山》，O276部队宣传队的《沙家浜》片段等处，我们特喜欢到O276部队宣传队去帮忙，除了伙食特别好外，有时候还有一些小小的礼品。

特别是我在装置部门，大约是粗犷的工种造就了我粗犷的性格，话剧团里哪位职工家有了事，就有我的身影：后来又和其他单位的年轻人一起在外“打搓搓”（找外水）。

以后我身后少不了一帮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办丧事是他们最擅长的，从遗体的装殓到灵柩的下葬，非常专业。好些人都把我们认作是社会上地地道道的“土公子”，他们哪里知道带队的还是个专业的无产阶级文艺阵地团队的呢。

为朋友情义帮忙，我也出去干过几次，那是抬棺上山：龙杆架起十六抬，分“打尖（抬前面）”和“烧火（抬后面）”，这两个人在抬棺中是绝对的主力。任凭再陡的山，再重的棺材；管它有路还是没路，管它天晴还是下雨，杠子上肩棺材就不能落地，不到目的地就不能停下来。只听一声令下，大家高喊着“喂喂嚎”的号子，抬的、推的、拉的簇拥着棺材呼啦啦就往上冲……那阵势，就像一场攻坚战。

当然，我跟得最多的还是我们去帮人打家具盖房屋，甚至做棺材。那时，外出做木工活没有机械，全凭手工一刨子、一凿子、一锯子地做出来，打个三开柜或写字台，三五个人要干上三五天。盖房屋，木工活就是上大梁，高空作业，即使两腿发软，头晕眼花，也得干完了才能下来。遇到做棺材，就没这么简单了，通常是晚上下了班到丧家，人已经摆在那儿了，天亮前必须装棺！那就一个累啊，抢时间，一分钟都不能停，挥舞着家什老师徒弟轮流上。棺材出来了，我们差不多也要摆在那儿了。

以后觉得自己学到了技术，就“毛干翅膀硬”了，我也牵头出去帮忙了。记得给**家打一套沙发，每天下班后就到他家“上班”，干完活自然是吃饭，他家待我们特好，倾尽家中好饭好菜（也就三菜一汤，少许猪肉。在那个豆腐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已经非常难得了。在我下面提到的“大碗酒大块肉”、“海吃海喝”也都不过如此），且每顿都有酒喝。沙发打完了，从来都不胜酒力的我，那一段时间酒量见长！就这样，那几年帮不少难兄难弟打了不少家具。其中工程量最大时间最紧的一次，是为另一个朋友家打全套结婚家具。这家伙让女友未婚先孕了，那个年代，这种事弄不好会上纲上线成“流氓事件”，搞不好还得丢掉工作，得赶在生小孩之前举行婚礼啊！于是，约起好朋友们，没日没夜地给他赶结婚家具。好在那时话剧团上班已经很不正常，有多余的时间来干这事，虽然不图报酬，可《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江湖义气第一桩。”我还是记得的。

为了帮忙（做事），朋友们有时候还调侃我：“哪个让你是王义呢？”

当年我们做的这一切，无论办丧事还是做家具，都是无偿的！丝毫没有金钱交易的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忙。这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对资产阶级金钱主义的彻底否定。撇去政治上的说教，就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收入，一般的人是很难掏出足够的钱来办这些事的。而当时大家最大的奢望，就是吃饱饭。想吃饱饭，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帮忙。在那些艰苦的岁月，大家就这样互相帮衬着，共度艰难时光。你家有事我帮忙，我家有事你帮忙，干完活，就图一顿好菜好饭，别无它求。面对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真是十分怀念过去那种人与人之间单纯的关系和无私的情谊。

那些年，文革各个阶段的政治运动基本上都是以“学习、开大会、出墙报”的形式体现在剧团，话剧团当然也不例外。

班组学习，时间是在下班后，内容不外乎读毛著、读梁效社论、读批判文章。这种学习，“成份差的”是不能参加的，于是，这些老师下班就回家。想不到“成份差的”还有这种“特权”，心里羡慕他们却因祸得福，省得浪费时间。

学习中，有些大块头文章，通常要读一两个小时，天长日久，大家僦不厌其烦，也有了应对的诀窍。于是，读的人大段大段跳着读，从第一段跳到第四段，从第五页跳到第七页……；待读文章的人三下五除二读完，宣布学习结束，我们就下班回家。

全团大会，就是大家闭目养神、抽烟打瞌睡的难得时光，有些要求上进的人一副聚精会神、专心学习的摸样，而我却在用木刻刀雕琢一些小玩意。至于台上讲些什么，鬼知道。

还有一次全团“忆苦思甜”大会，团部厨房让每人先来一碗豆渣煮野菜，装置组体弱多病的师弟实在咽不下去，偷偷地倒掉，一位老师看在眼里，愤怒地冲上主席台，义愤填膺地说：“有些年轻人，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吃不下豆渣？要在六○年，连豆渣都没得吃！列宁同志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千万不能忘本啊!”此言一出，大家面面相觑，于是领导赶紧收场。

后我就教他在“忆苦饭”里放点糖精就不那么难咽了，免得让别人拿来当“典型”。可却有人去打了小报名，说我没有阶级感情，其实我家的工人成份却比他家硬啊!

四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世沧桑，岁月有痕，在话剧团的那些年月，我的喜怒哀乐有谁知晓？

因自由散漫惯了，话剧团的每周民主生活会上被提名批评的总少不了我。但在工作上却无可指责，有时候还时不时的玩玩小聪明，搞什么技术革新。话说白了，就是想偷懒，要不，人们为了偷懒不爬楼梯，还不是发明了电梯，为了偷懒和节省时间，还不是发明了飞机火车汽车……

在贵州省话剧团漫长的岁月里，所有的“最”构成了我们最初的人生。

最快乐的事——团内外三五好友凑在一起到朋友家帮忙，踩煤巴、刷墙壁、打家具、盖厨房……然后“划拳打马”“牛皮哄哄”，海吃海喝，尽兴方休。

最得意的事——学员期满买了一辆自行车，一到下班，犹如宇宙飞船驾驶员，耀武扬威的在大街上呼啸而过。春游花溪，更是将自行车打扮得花枝招展，搭着女友，争先恐后，前呼后拥，十几辆车首尾相连一路招摇，犹如现在的私家车结伴自驾游。

最惆怅的事——进单位几年后，十几岁的少男跨进了青春发情期，眼睛开始扫描话剧团的漂亮女孩，并私下评选“团花”：不幸的是，她们早就被比我们大得多的几个“师哥”死死盯住了。幸好，**“差点搞定”了***，也为我们挽回了点面子，还有另外一个更是了不起，他居然还把贵州省歌舞团的美女搞定了。

最愤懑的事——工资永远不涨。2年学员满师，4年评定文艺l7级，此后就再也不动了。当偶尔偷偷看到老师们60多元的月工资，心里那个羡慕就别提了。哪象现在，一个月3～4000余元都捉襟见肘。

最失落的事——每年看见有些门路的学员走了，心头酸酸的；特别是本部门的劳令耳经过考试去读大学，那颗心啊，就在肚子里跌宕起伏，舞美队最好的灯光部门都不呆了，唉，真是不可思意。他都走了，我的前途何在？

最困惑的事——日复一日、枯燥、单调的时光侵蚀着我们的青春岁月；已经从少年走进了青年，还要从青年走进中年？看不见生活的彼岸，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就这样在话剧团一直走到老年？不过，我内心有种不服输的感觉，“张果老骑毛驴看书——走着瞧”？

怕见的人是领导，特别是有些不懂业务的领导一出现，我就像老鼠见到猫，能躲就躲，实在躲避不了就绕道而行；

最喜欢的是晚上加班时，剧组的导演就会自己花钱买上酒菜来装置组犒劳犒劳。

最爱找的人是道具组的***，有事无事就去同他们套近乎，因为装病外出时有人愿意替你打“掩护”；

最大的享受是晚上床头有一本世界名著，走进书中的世界就忘掉了眼前的一切；

最小的希望是食堂打菜时，打菜人的手不要再抖动，让那些肥肉从勺上滑落太让人心痛！

最美好的日子当然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又成了朋友聚会海吃海喝聚众吹牛的盛大节日；

最轻松的时光是进入1976年，国内形势被“批林批孔批周公”搅得一团糟，剧团又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时间，剧团门可罗雀，部门悄然无声，这正好让我去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并小有建树；

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全套舞台美术装置技艺和绘画艺术并成文刊登；

最高兴的是初恋时就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并让她成为了我的妻子，为此还即兴填词作曲创作了《永恒的爱》；

最划算的是在学员班第一个分到了青云路省文化厅的宿舍，那份高兴就别提啦；

最得意的是第一篇处女作登上了“人民日报”《瞭望周刊》（海外版）；

最自豪的是话剧小品《中秋月》和大型话剧《兵临贵阳》已经发表；

最无奈的蜕变是文化体制改革后的几年，计划经济的色彩在逐渐减弱，话剧团演出逐渐减少，其昔日的辉煌地位开始动摇；

最遗憾的是某些领导的不作为，投资了几十万元演出，连本钱都收不回；

最愤慨的是新领导最喜欢吹牛拍马的人，让这些庸人在话剧团胡作非为；

最满意的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添了一对小孙子；

是欣慰的是从“少木匠到老阴阳”还是有所作为；

最……

我在这里领悟了最真实的生活，认识了最基层的社会；留下了人之初的纯粹，收获了一辈子的友情，但也抛洒了不复返的年华，但并未浪费磨难中的生命。

话剧团的岁月，那么难忘，又是那么不堪回首。

在话剧团待了40余年，每天上班下班，从这个城市的中心到南面无休止的往返，好在当时贵阳城区太小，但走下来也就3公里多。从步行、乘车、骑自行车、私家车周而复始，在话剧团出来的路上，两排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从寒冬的光枝秃丫，到枝头星星点点的嫩绿；从街两旁延伸到远处的浅色绿带，渐变到初春和盛夏的翠绿、深绿……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而后，在秋风的吹拂下，树叶褪变为浅黄、褐黄……飘飘荡荡堆满一地；最后，又回到寒冬的光枝秃丫。它们的生命轮回，看了N次。我们的生命也这样年复一年地消磨在梧桐的一岁一枯荣之中？每当沿着这排梧桐树走进剧团的大门，触景生情，不由得一阵恐慌袭上心头。

1988年，因为职称评定不公平，作为回应，愤而去读书，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暂时离开了贵州省话剧团，既急于脱离它，又眷念它，后由于许多方方面面的原因，又不得不回来。唉！就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发展啊！

话剧团曾是我的社会生活启蒙之处，我的命运转折之地，从这里，我迈进了人生，留下了最早踏入社会的蹒跚足迹：在这里开启了朦胧的青春岁月，在这里结交了一生一世的朋友，在这里学到了令人羡慕的文化艺术，在这里体验到了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在这里经历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巨变……。

在这里，也给我留下了人生的梦魇——如果没有几进几出，一直老老实实待在话剧团，其结局就成为文化体制改革后的“4050人员”，然后……真不敢想象，目前虽小有建树，却让人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在外打拼时，几度梦回话剧团，仍然是那么一颗复杂的心，既怀念，且恐惧，既恨又爱……

五

退休后离开话剧团，我仍然在关注着它的命运和前途，关注着与我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师们。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火车头缺乏动力的原因，老牌的贵州省话剧团开始了它悲壮的衰落。

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话剧团，话剧团一些技术骨干纷纷“下海”——从当时还是铁饭碗的话剧团挣脱出去，或读书、或跳槽到党政机关……。如今他们大多成了成功的艺术家，其中就有芮启华（电影《毕升》的扮演者，后听说己于5015年病逝），赵秀丽（电影《黄金梦》《湘西剿匪记》等的扮演者），张海玲（参加近1000部外国电影的配音工作，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为林黛玉配音，曾担任20多部获国家级、省级奖项的广播剧的主要角色，在几十台贵州省内大型晚会上担任主持人）；李舒（全国十佳导演，导演代表作《军歌嘹亮》《和平年代》《情满珠江》《最高特赦》《旗袍》等），游前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摄像）。他们也有了自己经营的一块小天地，成为著名的艺术家。劳**、申**读书后离开话剧团，成了国家的高校教授和机关公务员。

而留在话剧团剩余的学员，也成了话剧团的栋梁，从部门主任到演员，从干部到技术员工。然而他们却生不逢时，计划经济孵化出的事业单位遭遇商品经济的阻击，其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体制机制的制约，逐使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真为他们感到惋惜。

当年剧团装置组的老师，健在的所剩无几；师弟李明华、也离我而去；同一天到舞美队报到的学员们，也先后离开话剧团另辟蹊径……。

这些年代，贵州省话剧团改名“贵州省话剧演出有限公司”，牌子大了，但改变不了它日益走向颓势的命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同所有文艺团体一样，经济效益江河日下，一些人员提前退休……人才“胜利大逃亡”这种逃不出的宿命终结。从此，贵州又一家知名的剧种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消失了。

我们的话剧团，彻底的物非人非了。

生活还在延续，城市还在扩张。如今，省府西路8号的话剧团的旧址已经被林顿酒吧所替代。来到这里，看着接踵擦肩的路人和喧嚣嘈杂的街景；目睹被若干办公、住宅楼挤在闹市边，破旧不堪的职工宿舍和仍然居住在里面的同事们，恍若隔世。

昔日的贵州省话剧团，在我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可总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