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三）元明清时期
第五展厅 元明清时期（公元1234年——1840年）
第一单元 划省而治 蒙元一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蒙古族以其特有的进取精神推进了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与中华民族族体镕铸的新进程。辽宁地区虽饱受战争的创伤，但在元政府劝农政策的推动下，通过辽阳行省的管辖，以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农耕、商贸及手工业等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疆域的扩大和驿站的开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与交流，使得辽宁地区的文化展现出独特风采。
元朝政府在全国共设十一个行省，其中与辽宁有关的辽阳行省在元初曾几设几废，直至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才得以确立，辽阳行省管辖七路二道一府，辖区包括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一部及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
辽阳行省省治变迁表。
左：后：八思巴文“沈阳等处军民屯田使司分司印”铜印；前：八思巴文“隆镇卫百户印”铜印、八思巴文“左卫阿速亲军千户印”铜印 、“万户之印”铜印。（元 阜新塔营子乡等地出土）
中：后：铁马镫 ；前：铁马衔（元 新民前当铺金元遗址采集）。
右：铁铧、铁镰、铁铡刀、铁鱼叉（元 新民前当铺金元遗址采集）。
左：后：“南京皇甫”铜权、“黄甫南京”铜权、“至正六年”铜权、“至元廿五年”铜权；前：“大德十年大都路造”铜权、“至正十二年”铜权 、“保定路官造”铜权、“至正十一年大宁路造”铜权、“元统二年懿州承造”铜权。
权，即秤锤，又叫秤铊，与衡（秤杆）相佐，用以称重。权作为衡器，最早统一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元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唐宋的度量衡制度并加以完善和发展。辽宁地区发现的元权见证了这一过程。权有椭圆形、六面塔形等，权身常铸、刻有文字。材质以铜为多，铁质较少。
右：八思巴文铜钱（元，建平沙海乡四龙沟屯，辽宁省博物馆藏）、延祐通宝、至正通宝、“元至十四年”银锭（元，内蒙古昭乌达盟地区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
陶瓷器
辽宁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除本地生产的一些民用粗瓷外，有很多来自中原和南方名窑，最常见的是磁州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产品。另外，还有少量来自海外的高丽青瓷。大量名瓷的输入，反映了元代辽宁与国内外地区之间有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
高丽青瓷
通常是指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918 -1392年）统治时期所生产的青瓷，大约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前期生产的翡色青瓷，质量较高，但其纹样及造型大都仿效中国宋瓷风格。从I2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生产出独具民族风格的镶嵌青瓷，即在青瓷釉下有黑白两色作裝饰的镶嵌图纹。其装饰方法是先在胎上刻划出纹样，然后将黑白两色土填入所刻槽内，入窑初烧后，再在素烧的半成品器物上施青釉经高温烧成。辽宁多地出土的高丽青瓷，是当时两国交往密切的历史见证。
左：后：黑釉剔刻花玉壶春瓶（元）、兔毫斑大碗（元，辽宁锦州市义县奉国寺石街元朝窖藏出土）；前：黑泥陶盆（元，辽喀左大城子元墓出土）、磁州窑白地黑花“风花雪月”大碗。
中：后：茶末绿釉小口瓶（元，辽喀左大城子元墓出土） 、 青花云龙纹高足碗、青花玉壶春瓶、青瓷印花盘（元，辽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元墓出土）（元，义县奉国寺石街元代窑藏出土）；前：青花白瓷印胎碟、 青瓷印花双鱼盘（元，义县奉国寺石街元代窑藏）、青瓷菊花盘（元，义县奉国寺石街元代窑藏出土）、青白釉多穆壶。
右：后：高丽青瓷镶嵌敛口碗2件、高丽青瓷镶嵌八方钵（元，辽宁沈阳市小南门元墓出土）、绿釉黑花瓶（元）；前：蓝青釉钧窑碗2件、龙泉小瓷碟、绿釉双耳三足炉。
三道岗元代沉船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南铺村南约 5.5公里的三道岗海域。1992—1997年夏，进行5次正式的水下调查与发掘。该船船体已基本朽烂无存，出水遗物613件，其中瓷器599件，品种有白地黑花、白釉、黑釉、孔雀蓝釉等，器形有盆、罐、坛、梅瓶、碗、碟、器盖等。此次发掘成果，为我们研究元代北方的船舶技术、海洋交通，以及商品贸易、陶瓷工艺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左：白釉鱼藻盆（元，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元朝沉船遗址出水）。
中：白釉黑花婴戏纹罐、白釉黑花龙凤纹罐（元，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元朝沉船遗址出水）
右：白釉鱼藻盆（元，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元朝沉船遗址出水）。
自左至右：白釉黑花小碗、黑釉兔毫纹碗、花卉深腹盆、黑白釉花纹碗。（元，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元朝沉船遗址出水）。
第二组 多元文化
随着历史上规模空前统一局面的形成和蒙古、汉、女真、高丽、回回等民族间密切的交流，辽宁地区的文化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墓室壁画，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与生活习俗。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辽宁境内各教派呈现兴盛的景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佛教影响日益深广，道教全真派势力则在辽西迅猛发展。
八思巴字
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根据当时的吐蕃文字改制而成，是一种有音无义的拼音文字，称作“蒙古新字”或“蒙古字”。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全国。作为元朝官方文字，其应用范围较广，时间较长，但在表示音值、构制字体等方面仍存在缺陷，因此，在元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
花押
又称“押字”，始于唐，兴于宋，盛于元，故又称“元押”。元花押印多为长方形，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作为个人任意书写，变化出来的“押字”，难以摹仿从而达到防伪的效果，因而这种押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
左： 铜脸盆（元 沈阳小南边门出土）。
中：后： 仿汉“家常富贵”镜、鎏金银耳饰、仿唐海兽纹镜；中：绿松石刻牡丹花饰品、铜象棋子；前：力士像铜带具、八思巴文花押铜印、兔形铜镇纸。
右：后：铜瓶、三足铜炉；前：有流厂把小勺、铜箸、铜匕、 铜盖盒。
左：后： 八卦镜；前： 梵文镜、小银钵。
中：释迦牟尼佛像（元 铁岭有色金属熔炼厂拣选）。
右： 文官陶俑、侍女陶俑（元，辽宁朝阳市建平地区出土）。
张三丰像。道教兴起，张三丰是辽宁懿州人，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距阜新县城55公里，距阜新市区70公里。
第二单元 关东风雨 大明气象
随着明朝的建立，辽宁结束了自辽金元以来游牧、渔猎民族统治达四百余年的历史，重新纳入到以汉人为主体的大一统政权之下。对辽宁而言，这是一个边患日甚却又相对安宁的时期。塞外蒙古、女真势力的威胁，促使明朝的军事重心逐渐向东北转移。明政府通过“筑城关、辟马市”等措施，使辽宁成为中央政府抵御北方民族南进的重要屏障和控制东北亚地区的经略中心。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开发，辽宁地区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宗教兴旺、文化多元的局面，为女真的再次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一组 边备重镇
辽宁地处燕京东北，以其山川形胜，成为中原地区“北防蒙古，东控女真”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居九边重镇之首。明政府在辽宁采取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制度实施管理，先后设置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以羁縻的方式将长城外面的蒙古、女真各族置于帝国的管控之下。随着奴儿干都司的内迁和撤销，辽东逐渐向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演进。
辽东都指挥使司
洪武四年（1371年）设定辽都卫，八年（1375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治所设在定辽中卫（今辽阳），隶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至宣德五年（1430年）辽东都司共领二十五卫、二州、一百二十七所。
展柜后壁：广宁（今北镇）分司城（图片）、辽阳都司城（图片）、项链、开原路城、宁远卫城、广宁前屯卫中前千户所城（今绥中前所）、凤凰堡城（图片）
左一：后：银冥币、金冥币 、“天下太平”划纹图形金冥币、锡盘（明，鞍山倪家台崔源家族墓出土 鞍山市博物馆藏）；前：银钗（明，辽宁辽阳市375工厂明墓出土）、鎏金压制花朵银簪（明，辽宁辽阳市鹅房村南出土）、金簪（明，辽宁鞍山市倪家台崔源家族墓出土）、缠丝葫芦形金耳饰（明，辽宁辽阳市鹅房村南出土）。
左二：后：褐釉罐（明 辽阳375工厂明墓）、茶色釉高足瓷盖罐（明 阳造纸机械厂明墓出土）；前：
左三：后：瓷盖罐、瓷罐（明 鞍山倪家台崔源家族墓出土 鞍山市博物馆藏）；前：永乐七年铜铳（明 辽阳小南门外护城河内出土）、石弹丸（明 辽阳小南门）、石弹丸（明 北镇罗罗堡李英母陈氏墓出土）
中：后：白玉琉璃带饰（明 北镇明墓出土）二十一块，白玉质地，带钩为龙首，高浮雕和透雕制作精美。；前：铜镜（明 北镇明墓出土）、四子探花纹花式铜镜（明 北镇罗罗堡李英母陈氏墓出土）。
右三：后：白瓷大碗（明 铁岭银州区喜庄子女真墓出土 铁岭市博物馆藏）；前：“定辽中卫后千户所百户之印”铜印 、“广宁右卫后千户所百户之印”铜印 、“沈阳中卫中左千户所百户印”铜印。
右二：后：琉璃手串、青花小盅（明 铁岭银州区喜庄子女真墓出土 铁岭市博物馆藏）；前：青花蟠螭纹碗 、青花狮球纹碗 、青花花卉纹碗 、青花蔬菜图盘（明 旅顺水师营东沟出土 旅顺市博物馆藏）。
右一：义州卫守军铜令牌（明，辽宁锦州市义县头遵河乡马三沟村明墓出土）。 紫铜，正面“令”“洪武二十三年造”“义字九号”背面“夜禁严肃巡辑奸邪”“义州”，为明洪武年间义县军用令牌。
王治道墓石像生（明，锦州东郊紫荆山西麓出土 锦州市博物馆藏）。
王治道系今锦州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为辽东副总兵，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死后，赠少保左都督谥忠愍王、立祠赐祭。墓穴封土已不可见，墓前的石像生仅此翁、仲两像保存完好，另存两通墓碑（一通残）。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永乐九年（1411年），明政府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治所位于黑龙江下游的庙街（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至宣德九年（1434年）奴儿干都司正式废弃，原奴尔干都司境内的蒙古、女真各部由辽东都司划以“边务”形式控带，直至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各部。
展柜后壁：辽宁及周边地区蒙古女真各部分分布图。恒仁建州女真遗迹、开原哈达女真遗迹（图片）。
左：建州纪程图记（复制品）。万历十三年，1895年，朝鲜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归国后将路线绘成长卷，成为研究十六世纪末建州女真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努尔哈赤，苏克哈齐等人物的珍贵资料。
中：铁盔（明 恒仁洼子沟遗址出土 恒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博物馆藏）。
右：后：铁刀、铁矛；前：铁镞、 铁蒺、铁弹丸（明 恒仁洼子沟遗址出土 恒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博物馆藏）。
崔源墓志、崔源墓券（明 鞍山倪家台崔源家族墓出土）
崔源墓志为一方形石，篆书“昭勇将军崔公墓志铭”，另有楷书28行，记载崔源的祖父崔孝先曾任元朝“沈阳安抚司镇抚”，在明朝廷的招谕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率众来归”。崔源的父亲曾任东宁卫左所昭信校尉,累功升为千户。而崔源应明朝之召多次招抚“海西、奴儿干”等地区。
明故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复制）（明 辽阳鹅房子出土）。宋国忠墓志志石二块，方形，由州进士吴国宾（所立）。此墓志是继崔源家族墓志之后，发现的又一有关奴儿干都司历史的重要出土文献。志盖刻篆书“明故明威将军宋公墓志铭”，志文追记了宋国忠“高祖宋卜花袭招谕奴儿干，征进三叉路有功，历升明威将军”的史实。文献中虽未见有宋卜花记载，但《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末尾题名的随行官员中，有辽东“所镇抚宋不花”的名字，宋不花即宋卜花的音转。
吉林阿什哈达摩崖石刻
位于吉林市阿什哈达屯松花江北岸山上，为明代两块摩崖文字碑。 碑文记述了辽东都指挥使刘清分别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洪熙元年（1425年）、宣德七年（1432年）三次率军至此，第一次捐建龙王庙，第三次兼任造船总兵官又重修龙王庙。摩崖碑文印证了吉林造船的悠久历史，也反映了辽东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力在不断加深。
展柜后壁：左：长城结构名称示意图。右：辽宁长城防御体系分布全图。以及其它为与长城有关的图片。
竹节铁炮（明 绥中九门口一片石遗址出土 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万里长城东端起点
辽宁境内的明长城，是辽东镇和蓟镇边防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东起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全长近1000公里，为万里长城的最东端。辽宁的这段长城可分为西段丘陵边墙、中段平原边墙和东段山地边墙。三段长城迁回曲折，在辽宁大地上形成一个“凹”字。
展柜后壁：左：长城结构名称示意图。右：辽宁长城防御体系分布全图。以及其它为与长城有关的图片。竹节铁炮（明 绥中九门口一片石遗址出土 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后：酱釉瓷雷（明 铁岭大甸子英树沟村 铁岭市博物馆 ）、酱釉瓷雷（明 阜新伊马图七家子村出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藏）、射孔砖（明 绥中锥子山长城遗址出土 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前：铁铳（明 绥中永安大毛山长城出土 锦州市博物馆藏）、筒瓦（明 绥中锥子山长城遗址出土 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帽砖（明 绥中锥子山长城遗址出土 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德州秋班营造”铭文砖（明 绥中锥子山长城遗址出土 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位于辽宁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的绥中县境内，距“天下第一关”山海关17.5公里，素有“京东首关”之称。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是明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也是万里长城中唯一一段水上长城，九江河水从长城下的水关直流而过，形成“城在山上走，水在城下流”的独特景观。因其关门有九，故而又称“九门口”。
左：水槽砖（明 绥中锥子山长城遗址出土 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中：后：铁榫、前：铁镞、铁弹丸（明，辽宁葫芦岛市绥中九门口一片石遗址出土，锦州市博物馆藏）。
右：单孔石雷（明，辽宁葫芦岛市绥中九门口一片石遗址出土，绥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锥子山长城（模型）
锥子山长城位于绥中县永安堡乡，是蓟镇和辽东镇长城的“三龙”交汇之地。它向南经九门口可直抵山海关，向西越大毛山经北京终达嘉峪关，向东沿蔓枝草跨辽河至鸭绿江边的虎山。锥子山长城蜿蜒于燕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之上，敌台林立，雄壮威武，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体系——明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辽大将军铁炮（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宁远古城征集）
炮身呈竹节式，中有三道隆起的铜箍。炮身中部有凸出的圆柱状耳，炮尾如螺。炮口与炮底部正上方各置有准星、照门及放孔。炮身前部有宋体书阴刻铭文：“钦差提督军务镇守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捐资铸造”、“定辽大将军”、“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吉旦”、“督造掌印都司孙如激”、“总委参将王邦文”、“打造干总石君显”等6行59字。
定辽大将军铁炮铭文拓片。
明成化三年（1467年）以后至隆庆、万历年间，沉寂百余年的建州女真再度强大，井经常入侵辽东。为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明政府采纳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建议，移建军事城堡，筑墩台、障栅，将隔离线向东北推进数十公里，形成一道新的边墙。万历二年（1574年）开始部署实施，至万历六年（1578年）建成孤山、宽奠、长奠、永奠、新奠、大奠等六堡。《创筑孤山新堡记》是一通建城碑，具有较好的史料价值，是明朝展边拓土的历史见证。
古代火炮操作方法
第二组 东北通衢
洪武中叶，明政府实行“寓兵于农”政策，大兴军屯，促进了辽宁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辽东防御体系建立后，大批戍边官兵聚集于此，巨大的物质需求带动了冶铁、烧瓷、制盐等手工业生产的繁荣。辽宁是明政府同蒙古、女真、朝鲜贸易的主要地区，沿边广设马市或木市，商品交流广泛。在白山黑水、朔漠草原与中原内陆之间，海陆运输网络密集，货物辐辏，四通八达，奠定了辽宁成为东北亚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
展柜后壁：本溪威宁营铁场所遗址（照片）、辽东各卫屯田及粮额情况（图表）、东北亚地区海陆交通路线图。
左：后：铁锹、铁镢、铁斧、铁牵引钩、铁蹚头、 铁犁镜、铁铧（明，本溪草河掌胡堡出土，本溪市博物馆藏）；前：黑釉印花盖罐、黑褐釉弦纹瓶、青花缠枝花纹小碗、青花串枝花纹碗、青花小碗 、青花小碗、青花兔纹碟、青花猴戏碟（明，鞍山甘泉黄家堡村出土）。
中：后：永乐青花赤壁赋碗、青花人物纹碗、 青花人物纹碗（明，东港孤山大鹿岛海域沉船出水，东港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前：青花花鸟小碗 、 青花寿字纹碟、青花弦纹碟（明，东港孤山大鹿岛海域沉船出水，东港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右：青花荷塘水禽纹盖罐（明，抚顺章党八宝沟出土，抚顺市博物馆藏）。
辽东马市（模拟场景）
明政府修筑辽东边墙后，为满足汉、女真、蒙古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于永乐四年（1406年）始沿边墙一线先后开设马市（含木市）14处，其中广宁、开原、抚顺三处并称“辽东三大马市”。马市贸易促进了长城内外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满足了辽宁地区各民族自身的经济需求，客观上也为女真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第三组 兼容并蓄
明朝统治者实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辽宁地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佛教和道教在教义与教团上虽无太多发展，但对民间的影响很大，已日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伊斯兰教在元代传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传播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在统治阶层与广大信徒的热忱支持、信仰之下，大小寺庙宫观遍布辽宁各地，成为官方祈求边疆稳定、民间渴望安居乐业的精神寄托。
展柜后壁：千山寺庙图片（祖越寺、大安寺、龙泉寺、中会寺。）、 辽阳白塔图片。
左：“正德三年”铁风铎、“信士承升”铜风铎 、“隆庆五年”铁风铎（明，辽阳白塔采集，辽阳市博物馆藏）。
右：陶戗兽（明，辽阳白塔采集，辽阳市博物馆藏）。
展柜后壁：北镇清真寺、盖州玄贞观、兴城城隍庙。
左一：后：铜牌饰、铜带环；前： 铜带扣、铜带沟 、女真萨满教法器链式铜坠饰 （明，铁岭银州区喜庄子女真墓出土，铁岭市博物馆藏）。
左二：后：道教符录印、 “道经师宝”铜印；前：铜符牌 。
右二：铁磬（明，义县奉国寺征集，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右一： 千佛铜版（明，辽阳新城永寿寺出土，辽阳市博物馆藏）。
第四组 尊儒循风
明朝建立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受到尊崇，并成为辽宁地域文化的主体。随着儒学、书院、社学、医学及阴阳学等机构相继设立，辽宁培养和汇聚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学者，涌现出许多记述地方特色的文史著作。在大量内陆人士被流放到关外充军的同时，新的文化也随之而来，促进了本地民风从尚武向崇文转变。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辽宁与中原之间的文化差异在逐步缩小，出现了“礼乐文物彬彬然”的景象。
展柜后壁：明代辽宁祠堂一览表、熊廷弼及其《按辽疏稿》、一组大殿、石坊图片。
左：后：“状元及第”铜镜；前：“五子登科”铜镜、“连进三元”铜镜。
中：香柏雕金漆圣贤。
右：后：马上乐俑、三彩乐人俑；前：仪仗俑。
三彩神龛
道教女官铜像
铜鎏金接引佛（阿弥陀佛）像
第三单元 紫气东来 清皇祖地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在辽宁东部山区不断发展壮大，拉开了明清鼎革的序幕。女真杰出首领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经过五十余年的奋战，由辽左一隅，长驱西进，开创出大清王朝三百年基业。康雍乾时期，清政府灭南明、平三藩、收台湾、定新疆，成功抵制沙俄的入侵，迎来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有清一代，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繁荣富庶程度远超前代。康熙、乾隆等皇帝先后数次东巡祭祖，其间，盛京城又几经重修扩建，更加雄伟壮观，彰显陪都的繁华与皇家气派。
第一组 满族崛起
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民族，沉寂近四百年后再度崛起。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抚顺关外的苏子河畔登基称汗，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其子皇太极继位后，改族称为满洲（简称满），改国号为大清，厉行改革，使满族走向强大。顺治元年（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专制帝国。作为清王朝开国肇基之地，辽宁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逐步向全国第二大政治中心过渡。
清太宗皇太极吉服画像、清太祖努尔哈赤吉服画像、清之祖先世系表、辽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分水岭的苏子河畔，是努尔哈赤及皇太极二位帝王的出生地，也是大清王朝的开疆扩土发源地。
八旗制度
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女真狩猎时采用的“牛录”组织形式加以改组扩大而成、类似金代女真的猛安谋克制度。初设黄、白、蓝、红四旗，后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八旗。平时狩猎，是生产单位；战时出征，是军事组织。入关后，八旗的社会、生产职能逐渐缩小，军事成为其主要职能。
兴王肇基
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启了统一女真的历史征程。四年后，在呼兰哈达岗（即烟筒山）筑费阿拉城，颁法制，创满文，发展农业生产。1603年，迁都赫图阿拉，修武备，定国政，建立八旗制度。1616年，建国称汗，建元天命。两年后，又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开始与明王朝对峙。“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潆洄千曲水，盘迭百重山”，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老城成为努尔哈赤的“兴王肇基”之地。
展柜后壁：萨尔浒战役形势图、八旗制度、费阿拉城遗址与赫图阿拉城遗址、兴王肇基。
左一：明军铜炮（明，抚顺萨尔浒古战场遗址出土，抚顺市博物馆藏）
左二：后：铁刀；中：铁马绊、铁马镫；前：铁镢、铁铲、铁铧。
右二：后：铁镞 、生铁锭；前：铁殳 （后金，新宾赫图阿拉城遗址出土，新宾满族自治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右一：后：莲花纹砖'前：虎头筒瓦（后金，新宾赫图阿拉城遗址出土，新宾满族自治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八旗礼服甲胄
统一关东
努尔哈赤占领辽沈地区后，天命六年（1621年）迁都辽阳，十年（1625年）再迁沈阳，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继位后的皇太极继续以沈阳为根据地，北联蒙古,西进宁锦，最终占据了山海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沈阳也从明朝一个卫城，一跃成为清初两代帝王的政治统治中心。
展柜后壁：辽东城与东京城位置示意图、辽阳东京城（图片）、沈阳盛京城（图片）。
左一：后：花纹砖；前：黄釉卷云纹琉璃砖、 满文天命汗钱陶范、汉文天命钱陶范、满文天聪汗钱陶范（后金 辽阳东京城遗址、辽阳东京陵乡新城村出土或征集 辽阳市博物馆藏）。
左二：后：绿釉罐（后金 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前：绿釉盘、绿釉盆（后金 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
右二：后： 双蓝圈小碟、豆青雕花白里小碗、 青花鱼藻杯、 单描青花鱼藻杯（后金 沈阳文庙小学）；前：骨牌、骨镞（后金 沈阳文庙小学）、平头铁镞（后金 沈阳第七中学西墙外工地）、 铁马衔（后金 沈阳电车修配厂出土）。
右一： 抚近门额（后金 沈阳盛京城遗址采集）。后金（公元1616-1636年），是原明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政权，也是大清王朝的前身
旗民分治
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后，以沈阳为陪都，置内务府及户、礼、兵、刑、工五部，分理盛京各项事务。在“首崇满洲”政策的影响下，清政府对辽宁地区实行“一地两制”的旗民分治制度，设置了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清康熙四年（1665年），又增设锦州府尹。
展柜后壁 ： 盛京建制表。
左一：后： 脂玉扳指 、石勒子、石勒子、烧蓝铜簪、浮雕蟠螭纹玉镯；前：银扁方、簪。
左二：后：白玉素面坠、螭虎龙首玉带钩、白玉蝠钱坠、白玉莲花坠 、白玉蝴蝶双喜坠、白玉螭虎坠；前：玛瑙鼻烟壶、翡翠扳指、玉指环（清 抚顺李石寨清墓出土）。
右二：后：黑缎帽；前：头簪、嵌珠金簪、镶银虎爪、头簪、寿字金帽正（清 锦州营盘董家沟村尹继善家族墓地出土 锦州市博物馆藏）。
右一：荷包腰带（清 锦州营盘董家沟村尹继善家族墓地出土 锦州市博物馆藏）
柳条边墙，高三尺、宽三尺，墙上栽种三行柳树，株距五尺，树与树之间再用两根柳条横连起来，即“插柳结绳”。满族崇拜柳树，以柳树视为始祖神，称佛多妈妈。柳条边是清廷为保护“祖宗发祥地”而设立的禁封线，分为老边和新边两段。老边自风凰城以南的海边起，经开原东北的威远堡，至山海关止，总长约975公里。新边南起开原老城附近，北至船厂（今吉林市）北亮甲山，总长约345公里。
清全盛时疆域图
第二组 天眷盛京
清政府重视农业生产，劝民务农，鼓励关里汉人出关开垦。在“招垦令”的推动下，大批移民来到关外开荒种田，奠定了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加，皇家宫苑的大规模兴建，关内外手工艺人汇聚，加之西方某些技术的传入，推动了辽宁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在沈阳钟鼓楼之间，形成了大型商业街区，商号鳞次栉比，人流熙攘，百货云集。辽宁地区以其特殊的地位和便利的交通，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商业中心。
喇嘛教坛城与盛京（今沈阳）城平面图。
盛京沙盘模型。
上：城墙。中：堂子正门及堂子享殿。下：堂子八角殿及延寿寺。
上：抚近门、内治门、德胜门、外攘（小西）边门
下：东塔、南塔、西塔、北塔、太庙
上：钟楼、鼓楼。下：天坛遗址、地坛遗址。
清太宗鹿角椅。
展柜后壁：寿字荷包。文武官员官服补子（清）。“补子”源于宋、元时期的动物织锦，为明、清两朝绣于官员常服胸、背部的禽兽图案，是以文禽武兽来区分官员品级的标志，常以金丝彩线绣制，装饰有补子的官服，明朝称为常服，清朝称为补服
左一：后：天命汗钱、天聪汗钱、天命通宝；前：大清宝钞、大清铜币、宣统元宝、银锞、骨环、骨戒指。
左二：红缎地钉彩绫荷花活计。
中：后：满汉文“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之宝”玉印（清）；前：满蒙文哲里木盟长银印（清）。
右二：后：汉、满、蒙文“宽温仁圣皇帝信牌”（清）。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今沈阳故宫）大政殿正式祭告天地后称帝，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并将女真族改为满洲，把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政权改为大清，统治全中国长达268年，跨古代、近代两个历史时期的名副其实大清王朝由此诞生，而“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即为皇太极派遣使臣时的专用信物，属于17世纪清朝回鹘式蒙文牌符的珍贵文献；前：满蒙文哲里木盟长银印 / 乌喇满洲索尔多氏满汉文铜印、（佐领）图记等。
右一： 朝冠（冬季）。
黄瓦窑遗址
黄瓦窑遗址位于海城市析木镇缸窑岭村北沟山下，占地1.5万平方米左右，遗址内由窑址、官厅、琉璃影壁、老井、泥浆池、红土场、白土场、晾坯场、颜料房、帐房、伙房、水井、瓦桌、伯灵庙、胡仙堂、五神庙等组成，由侯氏家族世代督造。窑炉的形制很特别，前圆后方，不像一般窑炉那样不是长方形就是圆形。黄瓦窑遗址及缸窑岭村内征集到100多件瓦当、大脊、垂脊、大吻、琉璃砖等建筑构件，这些构件多为烧窑时的废品，有的划有“永陵”、“福陵”、“昭陵”、“北镇庙”等铭文。
自左至右：“李小小四”龙纹垂脊（清，辽宁省鞍山市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鞍山市博物馆藏）、永陵脊兽（清，辽宁省鞍山市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鞍山市博物馆藏）、卷云纹垂脊（清，辽宁省鞍山市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鞍山市博物馆藏）。
自左至右：绿釉龙纹琉璃滴水（清，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鞍山市博物馆藏）、黄釉龙纹琉璃滴水（清，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鞍山市博物馆藏）、黄釉龙纹瓦当、“福陵角楼”脊兽（清，海城析木黄瓦窑遗址采集，鞍山市博物馆藏）。
展柜后壁：乾隆白玉把涂金装仪刀
自左至右：螺钿游春图帽盒、青玉十二生肖、镶珐琅黑漆马驼鞍 、 错银饰铁马镫。
第三组 崇教维治
清政府从维护政权统治出发，对各种宗教均予大力扶持，辽宁地区依然是多种宗教并存。为了“恩养”蒙古诸部，“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清朝对于蒙人所信仰的喇嘛教格外推崇。有清一代，辽宁兴建了为数众多的喇嘛庙塔，成为喇嘛教的东方圣地。清朝以宗教思想构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彻底改变了渔猎民族、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立的格局。
左一：后：七星神剑；前：萨满神冠。
左二：详见下图。
中：后：鎏金送子观音铜像；前：白铜龙号角
右二：后：铜金刚镢、粉彩花卉描金瓷塔；中：铜金刚铃、 铜金刚杵、 鎏金铜塔、噶巴拉碗；前：鱼龙纹铜锣、鎏金法轮番草纹扁葫芦形铜执壶、高足铜碗、鎏金铜钵。
右一：阿拉伯文三足铜炉、梵文三足炉。
后：鎏金释迦牟尼铜坐像、 鎏金文殊菩萨铜像、鎏金大持金刚铜像、鎏金无量寿佛铜像、鎏金四臂观音菩萨铜像；
中：鎏金白度母铜像、鎏金绿度母铜像、鎏金十一面观音铜像 、鎏金八臂文殊菩萨铜像、鎏金章嘉若必多吉铜像、鎏金宗喀巴铜；
前：鎏金弟子立像、 鎏金大黑天铜像、 鎏金护法铜像 、 鎏金吉祥天母铜像、鎏金猪面空行母铜像。
鎏金送子观音铜像
第四组 满风华韵
清朝统治者积极吸纳汉文化，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即于赫图阿拉、沈阳等地建文庙、祭孔子，在研读经史、寻求治国之道的同时，也意在消弭文化上的隔膜。此外，新老满文的创制以及满文翻译与著作的出现，都极大地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清朝统治全国奠定了文化基础。康乾时期，大批文化流人的到来，使辽宁出现了边塞诗、地方志与纪行笔记的创作高潮。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满汉文明相互影响，民族间融合日益加深。
左：后：蓝碧玺朝珠、碧玉朝珠、雕花如意（清，辽宁朝阳市喀左南公营子丹巴多尔济墓出土）；前：荷包、银簪、镀金嵌珠宝石带头（清，辽宁朝阳市喀左南公营子丹巴多尔济墓出土）。
右：后左：松绿石串珠、玛瑙串珠、香木手串（清，辽宁朝阳市喀左南公营子丹巴多尔济墓出土）、后中：金镶玉领约、后右：上：扁圆玉石镯一对，中：白玉透雕桃梅花活环佩、白玉鱼龙连环佩，下：白玉巧做蘑菇佩、白玉椭圆形带板。；前：翡翠翎管、翡翠扳指二件、白玉鼻烟壶二件、景泰蓝小烟壶、掐丝展翅金凤、洋金壳怀表二件、花玛瑙小龟、吉祥语镀金银钱、白玉雕花小如意。
满族祖先曾创制女真文字，十五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废弃。明万历二十七年（1500年），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奉努尔哈赤之命，据蒙古字母创制满文，后人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奉皇太极之命对老满文进行修订，增加圈点并细致地区别语音，成为有圈点满文，即新满文，是有清一代的重要文字。
王尔烈
字君武，号瑶峰，奉天府辽阳人，为官宦世家，自幼喜好读书，曾在千山龙泉寺读书。为官多年，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王尔烈能文善诗，书法承袭王羲之神韵，是乾隆、嘉庆年间有名的“关东才子”，被誉为“词翰书法著名当世者，清代第一人。”
《满洲实录》（复制品）、《瑶峰博陵诗稿》。
第五组 清帝东巡
清朝历代皇帝均非常重视祖宗的发祥之地，在入关后的二百多年里，先后有四帝十次东巡盛京。清帝每次东巡，不仅拜谒山陵、瞻仰旧宫遗物以展孝思，而且举行筵宴、赏赐等庆典活动，还要体察地方风土人情、巡防边疆、安抚蒙古诸部。清帝东巡稳固了国防，促进了辽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乾隆粉彩黄地红龙大“五供”瓷器（清）。“五供”即祭祀器皿，含香炉一只、香筒（瓶）与烛台各一对，合计五件，为神龛常设器物。
清帝东巡路线图。
清帝东巡（画）
石蓝缎地绣五爪金龙袍。
清代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是皇帝在重大吉庆节日、筵宴以及祭祀活动时穿着的礼服。清代龙袍以明黄色为主，有时帝后也会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定制其喜欢的龙袍颜色，有酱色、香色、红色、蓝色、米黄、藕荷等二十多色。龙炮上不仅有龙纹这一具有强烈专属色彩的纹饰，还绣有以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等吉祥图案。这件龙袍石蓝缎地，领、袖片边缘绣金线，肩前后心正龙各一，襟有行龙四，间绣五彩云蝠八宝纹，下摆加立水纹，集织绣工艺之大成，反映了封建集权社会的正统审美取向。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