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斯在她1938年《续西行漫记》一书中曾这样形容红军：

'他们正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为创造革命而奋斗，为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死气沉沉的中国民族的净化而战争。他们是为主义而战的英勇的中国人，每一迈步都带着历史性。'

在那个混乱而贫穷的年代，诞生出了无数英雄儿女，终他们一生，都在为着一个信仰而坚持，而条件愈艰苦，愈能体现出他们品质的可贵。

邱一涵，参加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之一，她出生于1907年湖南省的一个小山村，因父兄都是党员，她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我党。

在新中国成立前，她致力于解放国家解放人民的党的伟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她依旧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第一线。

她于1956年逝世，年仅49岁。在她安葬时，有唐亮、宋时轮、钟期光三名开国上将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参加，南京上万名群众送行。

并且江苏省委常委会决定：将她17岁的儿子袁振威交由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代为抚养。

如梅坚韧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女性是不少的，她们叛逆、坚决而又勇敢。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是屈指可数的。

正如朱德曾说过：

'有许多妇女非常渴望加入正规军，但我们不能收容她们。这主要是训练的问题。其次，红军是非常流动的，而她们在战斗动员上，却应付不了这迅速的行军，亦不能胜任地携带必须的用品，又因为生活困苦，她们得病的机会总比男人来得多。无论如何，她们的战斗精神倒是挺好的。'

这三十个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组成了一个工作团，被编成两个班，邱一涵就是二班的班长。她们主要做伤病员工作，随卫生部行动。

当战争和面临其他困难时，这群女子并不会获得特别的优待，她们和男同志一样，一边行军、一边打仗，一样地忍饥挨饿，一样地用双脚丈量二万五千里的距离。

邱一涵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为救队友右手便负伤致残了，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在长征开始时，当她攀爬雷公岩一座悬崖时，眼镜摔在岩石上，此后再没有配眼镜的机会，眼力不济的她只能牵着前面人的衣角或是行李紧跟着。

在泥泞不堪的雨天、在漆黑的夜晚，跌几十次跤都是常有的事。由于她们要负责照顾伤员，邱一涵所在的队伍常常在整支队伍的后面部分。

这意味着她们常常要面对紧咬着的敌军的围追堵截，总在枪林弹雨中急行军。每当夜晚，前面的队伍已经到达休息营地时，她们往往还在黑夜里摸索，到达以后休息的时间也极为有限，需要看护伤员。

即便如此，邱一涵却始终不服输。在长征路上休息时，她还要给部队上课，右手不能写字，拿筷子，她便硬练左手。子弹'嗖嗖'从身边擦过也不能影响她蹒跚而又坚定地用那'裹过'的小脚和男同志们一样向前走去。

当邱一涵艰难翻越大雪山夹金山时，有一次栽倒在地，无论如何都爬不起来，幸好丈夫袁国平恰好路过将她扶了起来，并让她牵着马尾巴才走过了大雪山。

雪山气候恶劣，草原也不遑多让。由于没有牲畜运输，一切的粮食、枪械以及谷物都必须有人背着。

黄黑的沼泽不仅松动还有毒性，通过时尤其需要快速行动，避免沉下去，晚上还必须洗脚，不然第二天脚便中毒，不能行走。

邱一涵她们那时候每天都得在雨中走七八十里，蹚过几条河，不仅如此，连续七天，她们都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草为生。

邱一涵误吃了毒草，以至于双手肿胀如馒头，终生都没治好。之后邱一涵忆起长征说道：

'在平常看起来是难以忍受的，但当时我们并不以为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是党所领导的武装，是有崇高理想和阶级觉悟的战士。'

邱一涵与其丈夫袁国平都具有着崇高的信仰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夫妻俩琴瑟和鸣，一起办过《红军日报》、一起去红军大学二校任职、一起写过诗、一起创作过军歌，甚至被评为红军的三对'模范夫妻'之首。

然而在皖南事变发生时，袁国平为了保护部下不幸壮烈牺牲，此时的邱一涵才34岁，她强忍悲痛继续投入革命事业，之后一直随身带着丈夫的照片，以供怀念。

如水博爱

尽管邱一涵对自己和儿子都要求严格、遵守纪律，在对待别人时却是宽厚甚至慈爱的。在她担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时，由于党委决定，还要负责江淮大学支部工作。

她既关切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强调为适应同学们不同的心理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方法，鼓励他们积极开展各种群众活动，如办板报、排练戏剧等。

她还关注同学们的物质生活，生怕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有的来自城市不能适应，提高了同学们的菜金标准，给同学们加餐，冬天给同学们发棉袄。

当时任江淮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徐秉渊，每次去找邱一涵汇报工作，总会被留下住一宿，邱一涵会与她谈长征、谈革命。

由于徐秉渊同家里断绝了联系，邱一涵总在她离开时送她点东西，也许是一双布鞋，也许是一块肥皂。苦难生活将她锻造，却没磨去她的温和和仁爱。

身为后人，我们常常难以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我党人和红军战士面临的千难万险，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能够一一克服那些困难与挫折，实现不朽的创举。

面对那样的苦难，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揣测他们的苦闷与悲伤，殊不知，他们是当时全中国最快乐的人。

尽管他们过着'几近一无所有之境的世界上最苦的苦力生活'。在满是压迫和剥削的沉沉黑暗的中国，向往民主和解放的精神一如心中的火种，点亮了他们对未来和美好的向往。

仅仅是身处在为了这信仰而不懈奋斗的队伍中，便值得他们始终快乐和满足，纵然自己死亡，那'坟墓都是胜利的标志'。

每一个人都相信他的牺牲使'革命更走进最后的胜利一步'，因此纵然战死他也快乐。邱一涵便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走完了她的一生。

张震在《怀念邱一涵同志》一文中说：

'革命战争的烈火考验、锤炼了邱一涵一颗坚强妻子的心，一颗伟大母亲的心，一颗真正的我党人的心。她默默地把悲痛埋在心底，把困难置之度外，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