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亦 | 我的电影梦
原创 穆亦 随笔1979 昨天
“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1年第5期
看电影是多数中国人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浓浓的电影情、一个柔柔的电影梦……
01
儿时电影梦
02
常思电影问
县城有口老井叫铁箍井，离井不远有家破旧电影院，墙上石灰已斑驳脱落，那里每天都放电影。
母亲知我和兄妹爱看电影，每月给每人五分钱买学生票，许我们看一场电影，并一再叮嘱，表哥在电影院负责检票，你们一定要买票进，不准走后门。此后数年，我们兄妹谨遵母亲嘱咐，每月买票看一场电影。遗憾的是，那时可看电影不多，看的最多是八部样板戏电影和《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电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陆续进入中国。大约是一九七七年，县电影院上映南斯拉夫电影《桥》，告示说只放两天。我从未看过南斯拉夫电影，觉得很神秘，很想去看，但当月的五分钱已用完了，便一人跑去电影院找机会。远远看见表哥柳生站在门口检票，我不好意思叫他，就在附近走来走去，装作寻找丢失的东西一样，想引起他的注意。表哥专注检票，一点也没朝我这边看，我有些失望。直到所有观众进完场了，突然听见表哥叫我的声音：“早看见你了，想看电影吗？”我羞涩地点点头，他招招手让我进去，说“没有空位了，就站后面看吧”。我说“好呀”，欢快地进去了。这件事几天后还是让母亲知道了，她狠狠地剋了我一顿，罚我两个月不准看电影。但我并不后悔，每天把电影《桥》里优美豪放的主题曲哼个不停：“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上了大学，因中文系教学需要，我有幸看到了一批苏联电影，其中最喜欢的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连看了两遍。这部电影透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让我感知了俄罗斯式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又在美好与残酷的强烈对比中，带给我生命毁灭的极大震撼和深刻启示。
大学毕业，我终究没有进入电影行业，而是做了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因新闻报道的关系，认识的第一位电影人是中国首位独立制片人、著名喜剧电影导演张刚，他先后拍摄了25部“阿满”系列喜剧电影，这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电影系列，他也因此被称作“阿满之父”。
在南昌工作的16年里，因为新闻工作非常忙，几乎从早到晚地采访、写稿，我较少进电影院，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九十年代初去庐山采访时，在东谷电影院看了一场《庐山恋》。这家电影院每天从早到晚只放映《庐山恋》。游庐山，看《庐山恋》，成为庐山的一个固定旅游项目。后来我看到报道，《庐山恋》放映二十周年时，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给该片“在同一影院放映场次最多的单片”称号。这部电影创造了“放映场次最多”“用坏拷贝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同年，这家电影院装修一新，正式更名为“庐山恋电影院”。
电影《庐山恋》剧照
二〇〇〇年，我因工作调动到了广州。再次走进电影院是在二〇〇四年。同事推荐我去天河城的飞扬影城看一场电影，他用非常夸张的语言对我说：“太高级了、太震撼了、太享受了！”令我心痒不已。
几天后，我与家人第一次去飞扬影城看张艺谋导演的故事片《十面埋伏》。走进影城，我这个八九年未进影院的影迷，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眼都是惊奇和诧异：开阔的售票厅、舒适的休息区、滚动片花的超大屏幕、琳琅满目的时令饮品和特色小吃。进入观影厅，眼前更是一亮：优雅温馨的室内环境，顶天立地的弧形巨幕，国际先进的数码环音系统，高坡度、宽排距、低视点、无遮挡的人性化设计。这部电影带给我一场在家中看DVD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刺激，享受了一次跌宕起伏的视听盛宴。以后，我又多次走进这座号称是中国第一影城的五星级影院，体验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大片神奇之旅。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业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拍电影由胶片到数字，盖影院由单厅到多厅，进影城由看电影到享受电影。我进入影院看电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常思考一个问题，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何以如此魅力巨大、广受欢迎？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电影是所有艺术种类中语汇最丰富、形式最生动的特殊艺术形式。可以说，没有哪种艺术形式使用了如此之多的语言元素：表演、对白、音乐、音响、场景、照明、色彩、化装、服饰、特效等，多种电影语汇同时为银幕形象创造发挥重要作用。一部耳目一新的优秀电影，往往在几分钟之内，便以其变化莫测的电影语言和直观、具体、生动、鲜明的形象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带给人们强烈的视听冲击力和层出不穷的轻松、愉悦、紧张、亢奋、激动的美感。
正如苏联电影导演安德烈·阿尔谢尼耶维奇·塔尔科夫斯基所说：“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03
我的电影缘
岭南春早，熏风拂面。二〇〇七年三月，我在粤北一个山区县采访。当晚有闲，我对同行的两位记者说：“去看场电影吧！”他俩欣然答应。
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走了几条街也没找到一家影院，停步问街边商场店员，她摆摆手说：“电影院早没了！”
“关了么？”
“拆了，盖商品房了。”
我们一时愕然。
人生总在不期而遇间发生角色转换，观赏者、追捧者、局外人眨眼间就可能变为参与者、实践者、局中人。当年十月，我的工作第一次真正与电影发生了关联：我调入了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工作。我很欣慰，终于可以为电影干点事了。
二〇〇八年初，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了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二〇〇七年，美国电影银幕数近4万块，而中国电影银幕数3527块，不到美国的1/10；美国人平均每年走进影院5次，而中国人平均5年走进影院1次，为美国的1/25。
南粤情况如何呢？返穗后，我们做了一次调研，数据显示，广东全省仅剩影院89家，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一二线中心城市；多数县区原有影院或挪作他用或被拆除开发为地产；粤东粤西粤北县级影院仅存不到10家，且建筑陈旧不堪，设备落后老化……打造县级影院，发展电影产业，成了我和同事的共识。
我们制定影院发展规划、签订影院建设责任状、推出“以奖带补”鼓励政策……随着工作迅速展开，至二〇一六年底，全省影院总数由89家激增至930家，银幕数5065块，均比二〇〇七年增长10倍以上；全省电影票房增长了近16倍；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次也由二〇〇七年的3.2万场增至28.17万场。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凝聚着无数电影工作者奋斗的心血和汗水。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罗大佑的这首歌无数次在我耳畔响起，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二〇一三年五月我有机会来到香港工作。这是我的又一次电影缘，让我得以走近香港电影、走近香港电影人。
香港曾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年产电影四五百部，电影总产值超越亚洲电影强国印度的宝莱坞，跃居世界第二位。“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香港电影”，港产片曾经风靡全球，成为华人文化的一大标记。但近十年来，随着内陆电影的崛起，香港电影产业开始衰落，近几年香港上映的港产电影每年仅四五十部。这种萧条没有持续多久。“合拍片”等一系列国家鼓励政策出台后，香港电影人大举进入内陆创业，香港电影又迎来一次发展大机遇。
二〇一七年九月，我随香港电影代表团参加了在呼和浩特举办的第26届金鸡百花节，令我们格外开心的是，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电影《湄公河行动》获评最佳故事片。
我看了不少好莱坞大片，但看得更多的是国产电影。虽然好莱坞大片的故事悬念更多，视觉冲击更大，更让人紧张、刺激、兴奋，但不得不说，国产电影带给人的回味更久，引发人的思考更多，触动人的心灵更深，留给人的记忆更长。也许这就是审美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亲近性吧。
可以说，电影是永不褪色的民族文化记忆。国产电影以卓尔不凡的声光影呈现展示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跌宕起伏的民族命运、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丰富细腻的民族情感。观众可以从电影中发现生活的投影、找到情感的宣泄、获得历史的记忆。那些由国产电影塑造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染色体，生生不息地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04
可敬电影人
在香港，我有机会结识不少电影界的领袖和著名影星。他们为电影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不懈奋斗，都是我所敬重的人。
五年前一个夏日，我在湾仔参加一场演艺界活动，见到成龙、汪明荃、曾志伟、谭咏麟等人，他们都是在内陆影迷中影响较大的几位香港艺人。
成龙穿一套休闲运动衫，头发有些零乱，神色有点憔悴，一见面就快人快语道：“我在澳洲拍电影，刚回香港。”
坐下喝茶聊天时，我问成龙最近在拍什么电影。他说已在拍和正筹划的电影有五部，随即伸出手指数起来：《铁道飞虎》《功夫瑜伽》《机器之血》《中国人》（后改名为《英伦对决》）和《巴格达》（后改名为《狂怒沙暴》）。
我非常吃惊：“这么高产忙得过来吗？”曾志伟在一旁替他答道：“他太投入了，电影就是他的一切！”又感慨地说，“为了电影他完全不顾自己安危，出道以来不知道受了多少次伤，摔断过多少根骨头，他能活到今天就是个奇迹！”
我看过一篇报道，成龙从影以来拍了200多部电影，从替身演员到功夫巨星，爬、跳、吊、打，他都亲力亲为，以致头破血流、折手断脚，历险无数、重伤无数，其中极严重的伤20多次。
谭咏麟回忆道：“记得是一九八六年在南斯拉夫拍《龙兄虎弟》，成龙高空坠落，受了重伤，颅骨和耳骨碎裂，动了大手术，我和志伟去医院看他，透过病房玻璃见他在床上昏睡，叫了几声没答应，我灵机一动吹起了口哨 ，吹的是我为这部电影演唱的插曲《朋友》，他果然醒了，但看了我们一眼又昏睡过去。”
谭咏麟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再次吹起那段音乐，声如莺啼、洋洋盈耳，舒缓悠扬、情深动人。现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被吸引了，仿佛透过口哨声听到了那段感人至深的歌词：“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看到了那段片尾花絮里成龙飞跃高墙不慎坠落十多米脑袋破裂、血流一地的震撼画面。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日，《建军大业》盛大首映式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制作方之一的寰亚电影公司老板林建岳邀请我出席首映礼。这是寰亚电影继《建国大业》后与中影集团合作的又一部重磅电影作品。
林建岳于二〇〇〇年入股寰亚电影公司成为大股东。二十年来，他推动寰亚电影制作了100多部口碑票房俱佳的华语电影，如二〇〇二年的《无间道》、二〇〇五年的《头文字D》、二〇〇七年的《投名状》、二〇一四年的《救火英雄》、二〇一五年的《冲上云霄》、二〇一六年的《赌城风云Ⅲ》等，致力于保持在亚洲电影制作和华语电影发行上的领先地位，为全球观众提供多元化的观影体验，为振兴香港电影做出了巨大努力。
近年，作为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旅发局主席（现为香港贸发局主席）的他，面对香港影院逐年减少之势，大力推动“区区有戏院”计划，并带头投资新影院，翻新改造旧影院。目前寰亚集团属下公司MCL的14间戏院遍布全港，拥有74块大银幕，票房占有率不断上升。
香港影视界每年的国庆晚宴我必参加，在这里见到不少香港电影人，也认识了被网民称为“慈善超人”的古天乐。古天乐电影成就斐然，但更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慈善奉献。二〇〇九年，古天乐成立慈善基金，开始在贵州习水、遵义等地捐建学校、医疗所和水窖，至二〇二一年，共捐建135所学校、20多所医疗所和50多口爱心水窖。难能可贵的是，他行善不张扬，低调做好事，被赞为“明星中的明星，偶像中的榜样”。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宣布古天乐担任新一届总会会长。
在港期间，我观看了创下国产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及全球单一市场单片最高票房纪录的《战狼2》，并在首映式前见到了吴京、卢靖姗等主创团队成员。
我对吴京赞道：“这部电影将电影工业与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相融合，成功塑造了有家国情怀的中国式英雄，让人看到了一种永不服输、永不言败、永不趴下的中国精神。电影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演出了中国人的气质，拍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吴京眯起眼睛笑了。
我又笑着分享了一个网帖，称赞了香港演员卢靖姗：“前不久从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跟帖，说为什么我们时至今日才看到如此棒的国产大片，那是因为'姗姗’来迟。”大家都开心地笑了。我对卢靖姗说：“网民这个风趣的评价也许还证明不了你的影响力，但足以说明你在内陆涨了不少粉丝，愿你不断进步！”她马上看了吴京说：“谢谢京哥！”
这部电影后，卢靖姗获邀参加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Kineo Anica国际艺人奖，又连续在内陆参演电影、参加综艺，果然越来越红了。
05
与儿约电影
我在香港的娱乐方式主要是看电影，这也是了解香港社情民意和青年文化生活的一个窗口。看电影多是和儿子一起去。儿子长大后有自己的朋友圈，与父母沟通就少了，但我俩有个共同爱好就是看电影。我们平均每月至少相约看一场电影，好莱坞的科幻片、灾难片，国产的谍战片、喜剧片，香港的枪战片、功夫片都是我们的最爱。
香港有60余家影院，我俩去的最多是铜锣湾时代广场12至14层的UA影院，这是UA的旗舰影院。UA的影厅都配置了超高分辨率的索尼4K放映系统，声画效果极佳。影厅天花上布满黑色LED射灯，每支射灯的方向和角度不一，营造出光与影的多个组合，令观众如置身于摄影棚般被牵引到电影情节之中，化身片中角色而喜怒哀乐。这是UA影厅的神奇效果。
在UA看电影，观影前我们总爱去9层的星巴克小坐一会儿，喝上一杯咖啡、聊聊天，随后到13层的小卖部排队买上2包爆米花和水，观影时，边欣赏影片边享用小食，此时的感觉放松、惬意、爽！夜间散场后乘电梯下到街面，常有不同的街头乐队在广场上演奏，我们往往伫立片刻，静静听上一两支动听的粤语歌再乘地铁或公交离开。
在UA看过的电影中，《银翼杀手2049》让我记忆犹新。说实话，看科幻片很喜欢，但又非我这个年龄所长，这类电影知识新、悬念多、转换快，常常逻辑关系还没弄清已跳到别的场景。
那天好在儿子在旁，便每每侧头轻声问他。他一会儿小声回答：“K震惊的原因是万万没想到那个秘密与他之间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一会儿又侧过身子对我咬耳朵：“K一路追寻遇见的这个人是失踪三十年的前银翼杀手瑞克·戴克，这是找到所有真相的关键人物。”但我还是有许多不明，缠住他问个不休，他见问得多了，便用眼神斜斜观众，示意别影响人家观影，我左右望望，只好无奈作罢。
返家路上，乘坐的23路双层巴士顶层空无一人，我们讨论了一路科幻片和好莱坞电影。
百老汇戏院也是我俩常去的地方。百老汇是香港最大的院线，管理百老汇、PALACE、AMC和My Cinema 四个影院品牌，共有12个影院、63块银幕，分布在港岛、九龙和新界各地。
最初关注到百老汇是与著名编剧何冀平的一次聊天。我在呼和浩特参加第26届金鸡百花奖颁奖典礼时，与何老师同车前往颁奖现场，一路上聊起看过的电影。她说常去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那里能看到一些欧美电影和偏小众的外国文艺片。问她是否住在附近，她说不是，所以每次去都连看两场。她的话引起我的兴趣。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与儿子一起乘地铁去了油麻地。出地铁站问了多人才找到位于众坊街骏发花园的百老汇电影中心。
这家影院是香港少数播映小众电影的商业戏院，定期举行特别放映、电影节、影展等。影院G层右侧是一间面积不大的DVD店，出售或出租各国电影影碟，小店实行会员制，会员缴纳120元可免费租借DVD一年，一次2张，限7天归还。左侧是以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斯坦利·库布里克命名的书店。这家书店售卖电影、文化类书籍并提供咖啡食品服务。
当晚这家影院正在上映的电影有韩国电影《逆权司机》、美国电影《冰峰逃生》和《风河谷谋杀案》等。买票时问儿子看哪部，他选了8点10分的《风河谷谋杀案》，我笑笑说：“行，反正你付钱！”他二话没说刷了卡。这部电影聚焦的是印第安原住民的命运。导演试图透过电影让公众关注弱势群体权益，减少冤案发生。走出电影院时，儿子感慨地说：“看完挺压抑的，美国自己处处不公，还成天管别人事。”
我们还去过坐落在旺角西洋菜街的另一家百老汇戏院，看过一部美国片《间谍联盟》。看这部电影不容易，去时先乘电梯上5楼，再一层层步行到9楼。影厅很小，又窄又矮，但观众坐得满满的。看完电影已近午夜11点，西洋菜街依然灯火通明、灿如白昼，人流不断、熙熙攘攘，让人真切体会到旺角之旺。
我和儿子在香港观看的影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看李安导演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部未上映先轰动的新作，李安用上了120祯3D的新技术拍摄，全球只有5家影院可达最高标准放映。虽然香港影院只有最高60祯的放映规格，仍然刮起了一股不小的观影潮。戴上3D眼镜，一幅幅景深极强的画面，一道道灿若火焰的阳光，一个个如立眼前的军人，一张张清晰至极的面孔，还有那战场上血红的眼睛、惊恐的眼神、濒死的特写，电影的清晰度、真实感给人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
06
寻梦清水湾
香港清水湾有一处占地约60亩环境优美的地方，这里远离都市，四面环山，树木葱郁，幽雅寂静。这是银都机构所在地。它的前身是长城、凤凰、新联三家电影制片厂，儿时观看的香港影片大都出自这三家片场。
是什么样的制片厂拍出了一批批生动有趣、健康有益的影片？是什么样的电影人铸就了当年香港电影的辉煌？带着儿时的梦、带着萦绕心头数十年的问题，我来到了清水湾，仿佛走进儿时村头高高悬挂的那块神秘银幕。
银都机构总经理陈一奇、时任副总经理任月向我介绍了银都机构的前世今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电影导演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从上海来到香港创业，揭开了左翼电影发展的序幕。
一九五〇年，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首个爱国电影公司正式在港创立；一九五二年，新兴粤语片公司新联影业公司和凤凰影业公司先后宣告成立。至此，香港爱国电影制片体系——“长凤新”电影体系在港形成。
长城初创，公司负责人袁仰安在其主编的《长城画报》创刊号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所谓进步电影，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立场站稳了，再在内容和形式上求进步；要避免过往泛滥银幕的神怪、武侠、色情、迷信，减少对荷里活（好莱坞）低级趣味胡闹作风的一味模仿。这种方针和理念后来亦为凤凰和新联公司所采纳。为了求得一个好故事，凤凰独创了“卫星绕地球”的编剧方式，即某一位编导提出一个故事梗概，大家认为不错，就坐下来各抒己见，添枝加叶，甚至天马行空、任意发挥。
一部部好片正是在这种集体讨论、碰撞中产生并成为票房保证。长城的开山之作、李萍倩导演的讽刺喜剧《说谎世界》推出后大受欢迎，连续公映82场；一九五一年出品的《血海仇》上座率压倒同期上映的西片；夏梦初试啼声的《禁婚配》（一九五一）成为全年港产国语片卖座冠军。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三家电影公司共拍摄电影262部。
五十年代开始，一大批长凤新的电影陆续输入内陆。这些电影题材丰富，或是反映小人物家庭生活的写实文艺片，或是充满娱乐性、讽刺性的喜剧片，或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古装戏曲片，如一九五三年的《绝代佳人》，一九五五年的《一年之计》，一九五六年的《新寡》，一九五七年的《男大当婚》，一九五八年的《柳暗花明》，一九五九年的《王老五添丁》，一九六〇年的《王老虎抢亲》，一九六一年的《雷雨》等。
这些电影在“寓教于乐，导人向上，导人向善”的基础上，表现了城市现实生活，发挥了励志和劝诫作用，受到内陆观众的欢迎，有的影片还引发狂热的观影浪潮。第一部被引进的香港影片是袁仰安导演的《孽海花》（一九五二），至一九六〇年底共放映16347场。六十年代初，上海街头有句流行语“千方百计为一计（《美人计》），三日三夜为一夜（《新婚第一夜》）”，连续数天昼夜排队买票的景象足见当年上海市民对长凤新影片的如痴如狂。一九五七年，《绝代佳人》《一板之隔》《家》等五部优秀香港影片被文化部授予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度优秀影片荣誉奖。
陈一奇告诉我，由于“文革”原因，从一九六四年开始，长凤新影片输入内陆的合作模式中断，直到15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才开始恢复。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长城、凤凰、新联三家老牌电影公司合并成立银都机构，长凤新体系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我在银都机构的园区内漫步，这里没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只有一栋低矮老旧的办公楼和五个大摄影棚。当年，这里是香港著名的梦工厂，每日灯火璀璨，人流穿梭；这里诞生了一大批电影明星，夏梦、石慧、陈思思、白茵、朱虹、高远、傅奇、江汉、周骢等。如今，这里依然是香港重要的电影生产基地。
我在香港见到许多当年长凤新的著名艺人，周骢、李嫱、朱虹、白茵等。其中最开心的是见到了童年时的偶像夏梦女士。
其实，夏梦是许多不同年龄人的偶像，因为夏梦之美不仅美在沉鱼落雁的外表，更美在心若芷萱的品质，美在她对待工作、生活和家庭的严谨态度。夏梦自出道以来始终洁身自好，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为人剪彩、不应邀吃饭、不拍内容不健康的戏。她戏里戏外界限分明，在家中不挂一张剧照，专心做好妻子和母亲，是当时电影界难得一见的“标准的女人”。
夏梦的家布置得十分雅致温馨。她已82岁高龄，虽青春已去、美貌不复，但优雅如故、气质犹存。她很开心我们去探望她，头天便嘱咐照顾了她几十年的彩姐做了茶叶蛋。夏梦给我和同事每人用碗盛了一个金黄色的剥壳茶叶蛋，并说：“这在我们家乡上海叫金元宝，吃了它，寓意来年大发、财源滚滚！”我接过她的话说：“预祝内陆电影、香港电影都财源滚滚！”她乐呵呵地笑了。那天，我们边吃边聊，相谈甚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初，我打算抽时间再去看望夏梦女士时，竟传来她因病去世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十一月二十日，我出席在香港赤柱举行的夏梦追思会。低回的音乐、洁白的鲜花、美丽的照片、滚动的图像，无不让人心生感慨，嗟叹红颜易老、生命短暂。突然，我抬头望见了前方银幕上投影定格的夏梦桃李之年的巨幅肖像，姿艳绝代，清丽卓伦，尤其是那双黑珍珠般的眼睛闪闪发亮，像要开口告诉你什么。我顿时想起了夏梦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的一生圆了电影梦，我为曾经是中国电影的一员而自豪！”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夏梦是幸福的，因为她圆了自己的梦；夏梦值得自豪，因为她一直在为电影梦坚持不懈、脚踏实地地奋斗。
有时我想，虽然我未直接从事电影生产的工作，但作为一名电影的欣赏者、热爱者，作为一名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的参与者、服务者，我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为电影尽了绵薄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在一步步实现儿时的电影梦。为此，我时有几分欣喜。
写于二〇二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