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坚：知青时代的“瞒产私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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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坚：知青时代的“瞒产私分”往事

作者：王力坚

四十多年前，我作为知青到广西博白县龙潭公社白树大队大路塘生产队插队四年（1973-1977）。该生产队主要由邹、张、李三姓组成，生产队的干部职位队长、会计、记分员由三姓人轮任，他们在生产与分配方面的协调合作颇为妥当，有时候还采取“非常规”手段，为农民争取更多的利益。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关“瞒产私分”的往事。

生产队长（左二）领着我们知青组在田间劳动

“瞒产私分”是中国农村实施集体化与统购统销政策时期，产生于农民及农村基层干部（主要是生产队干部）中的普遍行为。所谓“瞒产”，为政府部门高估产额，认为基层所报实际产量之所以低于估产数额，是由于农民隐瞒粮食；而所谓“私分”，即政府指责农民将隐瞒下来的粮食私下瓜分，实际上，那是合情合理分配给农民的劳动所得。

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前期（即“三年困难”时期）的“瞒产私分”，主要是表现为高夸、浮夸超额征购粮食，致使农民陷入饥馑危机而产生的抗争手段；而1970年代的“瞒产私分”（即文革时期），则是在常规年景下，通过集体方式进行的常态性行为——将集体经济产品分发给农民，作为农民从集体经济下受惠不足的补充。

由于政府征购的主要是稻谷（尤其在南方），于是私分的农产品便更多的是杂粮（番薯、芋头、木薯等）、经济作物（花生、甘蔗、烟草等），以及其他副产品（酒、糖、砖、瓦等）。如我下乡所在地区，除了稻谷，主要的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等，因此，生产队便将自产或交换来的甘蔗、花生瞒产私分给农民，由农民自行运到集市（自由市场）贩卖。

我在1975年7月25日的日记中载称：“今天生产队竟敢大收花生——三百斤谷换一百斤花生。这是违法的，可谁敢干涉？！社员也不少意见。（合浦县）山口、河浪坡的农民源源不断地担来，直到落夜了还有十担左右未收，因谷子少了，只好不收了。一天共换了四千几（多）斤花生，换去一万多斤稻谷！”

可见，生产队是以“瞒产私分”由稻谷换花生，再分发给农民，一来避免作为主粮的稻谷被强制征购，二来非主粮的花生较容易进入自由市场出售。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民间互利，却也是“非法交换”性质的“瞒产私分”。看来那时候我蛮“政治正确”的，在日记中不无愤慨地表示：“竟敢……这是违法的，可谁敢干涉？！”我日记中称“社员也不少意见”，其实社员是很开心的，还婉转告诫我们不要让带队干部知道（带队干部是公社党委委员）。这说明“瞒产私分”对农民是有利的，基层干部与农民齐心协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并且抵制、抗衡外来的压力。

当时，广西正进行“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的口粮分配，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许进入集市贸易。但管制时严时松。严时，一旦抓到，货物没收，人则被批斗关押；松时，一般只没收财物，对人的处理较为宽容。我1976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生产队的农民用手扶拖拉机私运甘蔗往广东贩卖，途中被拦截，甘蔗悉数（共八百斤）被没收，人则无事放回。可见这种现象已然为常态化，又畏于农民的团结，政府有关部门有时候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现象当时在全国都是蛮普遍的。邻村的知青（陈X）告称：“插队时，生产队有很多事情都瞒着外来知青，因知青高X雄是大队副支书。在你们走后（返城后），队里保管员才讲出：每年都分一百几十斤的二口榖，美名饲料粮，实际上分为两种：出米率为60%，接近好谷，出米率仅15~30%，只能煮粥及蒸鸡窝籺。”这里所显示的常态性每年“瞒产私分”的操作还是颇为谨慎、有节制的。首先，尽量瞒着外来知青；其次，以饲料粮的名义分发，仍供人食用；再次，分发的是品级不良的稻谷。

此类“瞒产私分”虽不无可指责处，但更应该指责的恐怕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令农民丧失自主性的集体化体制。到1980年代中期，随着农村经济改革落实，人民公社全面解体，生产收益主要归于家庭，“瞒产私分”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于中国农村了。

【作者简介】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广州暨南大学学士与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广西大学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