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第一宴上使用的酒，是汾酒还是茅台？

“无酒不成宴”。新春佳节的宴会上，酒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70多年前的开国第一宴也是如此。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举行后的当晚，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共600多人来到北京饭店参加晚宴。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宴，人称“开国第一宴”。

开国第一宴使用的菜品为淮扬菜，这一点很明确。为此，北京饭店从坐落在锡拉胡同的玉华台饭庄聘请了朱殿荣、王杜堃、孙久富、李福连、杨啓荣、王斌、李世忠、杨啓富、景德旺9位淮扬菜大厨前来掌勺。晚宴结束后，9位淮扬菜大厨分别领取了100多斤小米作为报酬。

开国第一宴使用的酒类，则众说纷纭。

有人说开国第一宴使用的酒类是茅台。

多年来，茅台宣称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开国第一宴，选用茅台为宴会用酒。“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前夜，茅台酒就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以此互为敬贺。”“开国大典当晚的开国第一宴在北京饭店举行，从厨师选择到菜单酒品都经中央领导亲自审定，主酒为茅台。国运兴，国酒兴，当年为红军疗伤洗尘的茅台酒终于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喜酒”

然而，这种说法经不起认真推敲。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第一宴时，贵州还处于国民党统治。直到10月22日，解放军才从湖南邵阳出发，一路向西，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在11月4日，茅台酒厂所处的遵义才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千里迢迢地从贵州运送茅台酒到北京来？

在1949年，全国交通状况很落后。从贵州运送茅台酒到北京，不管是使用火车，还是使用汽车，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更别说在贵州和茅台之间，还有部分没有被解放的地区。

那么，能不能就近在北京购买茅台酒呢？回答是，不能。

一方面，开国第一宴有60多桌，需要的宴会酒量很大，市场上很难满足如此巨大的需求，供应不了。另一方面，那时候茅台酒的销售只局限在川黔等寥寥可数几个城市，以至于到了1950，第一个“国庆”典礼时，中央领导决定“将贵州茅台酒作为宴会用酒。但偌大一个北京，竟没有茅台酒出售。”这可是茅台酒厂拍摄的《百年茅台》系列宣传片中透露的资料。

也有人说，开国第一宴使用的酒类是由石家庄公营酿酒厂生产的红星二锅头。

石家庄公营酿酒厂是石家庄第一家国有酿酒企业，成立不到两年，当时红星二锅头名气不大。而开国第一宴筹备委员会要求宴会用酒必须符合“中国名酒”“可足量供应”“运输便利”3个条件，红星二锅头还算不上中国名酒，不太适合用作开国第一宴的宴会酒。同时，1951年6月1日，红星商标才正式注册。

而且，在解放前还没有“二锅头”的说法，市场上普遍是烧酒、白干、老白干、烧刀子的天下。

所以，开国第一宴的宴会酒不可能是茅台酒，也不可能是红星二锅头，而是另有其酒。

根据“中国名酒”“可足量供应”“运输便利”3个条件，唯一符合者只有产自山西的汾酒。汾酒与茅台酒一样，属于生产历史悠久的名酒，在北方知名度很高。山西杏花村汾酒厂早已成立，实现了量产，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满足开国第一宴用酒。山西离北京较近，途中都是解放区，运输方便快捷。

通过北京饭店副总经理高彤、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负责人杨汉三等人的回忆，也可以找到汾酒参加开国第一宴的记载：在10月1日之前，杏花村汾酒厂分四批、将五百余斤汾酒运到北京，出现在开国第一宴的宴席上。

开国第一宴使用的宴会酒，不仅仅是汾酒，还有竹叶青酒和绍兴黄酒。竹叶青酒产自山西，以优质汾酒为基酒酿制而成； 绍兴黄酒产自浙江，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竹叶青酒和绍兴黄酒都符合“中国名酒”“可足量供应”“运输便利”3个条件，出现在开国第一宴的宴席上，实属正常。

综上所述，开国第一宴一共使用了3款宴会酒，即汾酒、竹叶青酒和绍兴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