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知“道”才能掌握中医学的奥妙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知“道”才能掌握中医学的奥妙
赵荣波 理法方药学术
·知“道”才能“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只有培养起中医学的世界观，才能自觉运用中医学独有的方法论，才能掌握中医学的奥妙。
作为中医药学理论构建的最重要经典，在《黄帝内经》首篇里，岐伯没有开门见山的直接谈论治病问题，而是告诉黄帝要知“道”才能“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句话强调了知“道”的重要性，告诉后来者：中医学有自己的门槛，只有培养起中医学的“三观”、方法论等，才能自觉运用中医学独有的方法论，才能懂得和掌握中医学的奥妙。
用现代语言阐释“道”
历史上各家各派尽管表述各异，但指向则一。“道”是老子道家思想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说不可说之说但又不得不说”。孔子一方面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另一方面又“罕言性与天道”，因为“道”实在难以讲清楚，所以直接把“道”分解落实为治国安邦、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的具体方式方法。唐代韩愈阐明老师的职责时把“传道”置于“授业”和“解惑”之前。对于宋明理学之“理”，明代学者王廷相在《雅述》中直言，这是“老庄之余绪耳”，后世“道理”并称就来源于此。这都说明了“道”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一个前提性的存在。
如果用现代语言来概括一下“道”，约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首先，“道”是传统社会占主流的世界观，直接决定了中医药学的方法论模式，具有前提性和根本性。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无中生有”的宇宙生成论和“道本器末”的宇宙本体论。
“世界观”这个词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古代中国只有“宇宙观”的概念。宇宙的“宇”是上下四方，是无边无际的空间；“宙”是古往今来，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时间；“宇宙”就是无限性的时空，就是无限的世界。宇宙观就是世界观。对于这个无限性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根本看法，就构成了不同族群的主流认知特点。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在“主客二元化”认知模式下形成的是构成论和还原论，古代中国在“天人合一”认知模式下形成的是生成论和气化论，这是就主要特征而言。前者重静态实体和层层分析，重外在工具研发和形式逻辑，所以知识论发达；后者以“道”为前提重动态过程、物质和精神并重，运用工具又不会局限于工具，以辩证逻辑见长。两种模式对各自的医学影响极大。
对于“道”，《内经》等医家经典拿来就用，并无阐述。要理解“道”的内涵及其与万物的关系，还得回到老子。《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中国古代先贤所理解的宇宙生成图式，也是老子对古代中国传统世界观最经典的哲学总结。中医学的方法论体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世界观之上。
在这种世界观里，“道”是第一存在物，“阴阳”由道衍化而来，不同状态的阴阳之气相互作用又生成了包括病症在内的万事万物。比如人体出现的具体病灶，它只是一个结果和表象而非原因，真正原因是异常的阴阳之气长期积渐而成为某个实体性的病变。阴阳之气的异常又是背离“道”的必然结果。这种世界观就是“无中生有”的生成论和“道本器末”的本体论。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与西医学的理论前提大相径庭。
中医“治病必求于本”
两种医学所认知的“本”有根本差异。西医学的“本”在构成论和还原论基础上指向的是静态实体，中医学的“本”则是要做一种动态地“回推”，即从实体性病灶回推至阴阳乃至道才算真正“求于本”：时时刻刻循道而行则阴阳不会失衡，在正常阴阳交互作用下，具体病灶也没有产生的环境和机会。这是最佳状态，是真正的“治未病”，也是传说中扁鹊的大哥所具有的水平。究其实，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扁鹊的二哥善于治疗病之初起，其水平次之，此时病人已经阴阳失衡。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实体性病变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无中生有”。此时通过望闻问切、药物配伍、针灸推拿等方式恢复原来阴阳的正常状态，西医学里所言的“病”就无从出现。这是“中工治欲病”的状态。中药的特点即在于此：它不是针对实体性病灶，而是针对阴阳之气，中药药性不讲究哪种成份能够消哪种炎杀哪种菌，而是升降沉浮、温热寒凉、酸苦甘辛咸等，因为与西药指向不同。
扁鹊自谦为用针石药物等工具“忙活”一番解决病人疾患为最低层次。但可以想见，他肯定运用前两种方式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只不过不着痕迹外人难以看到而已。中医学在“南橘北枳”的理念下，认为只要恢复了正常的阴阳平衡，实体性病灶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空气”，很快“枯萎凋零”，这种治疗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如果阴阳之气仍然异常，即是把原来的病灶割掉或“杀死”，那么新病灶还会在原来地方或者其他薄弱环节中重新生长。这是中西医学在认知方式上的根本性差别，直接决定了两种治病理念的不同。“中医里无绝症”就是这个意思。
形而上者谓之道
“道”是本原本体，是万事万物生成的起点和基点。但万物生成以后再认识“道”则需要回推，即逆向思维。此时往往会出现“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的现象。与正向思维不同的是，逆向思维需要采用减法和超越当下的方式进行，也恰恰是培养中医思维的一个基本点。
我们当下面对的所有具体存在物都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性。具体事物一旦具备了这种规定性，也就意味着排斥了其他所有的规定性，同时意味着所有具体存在物都是有局限性的，都不是圆满自足的。这种状况庄子称为“有待”，就是所有存在物的存在都必须借助于其他事物和条件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前提和条件消失，该事物也就消失了。作为“第一存在物”，“道”必须是圆满自足的“无待”状态，应该没有任何局限性才能包含所有的可能、生发万事万物。没有任何局限性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规定性，没有任何规定性当然就难以言语、难以表达。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指此意。
如果用逻辑学里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考察“道”也不难看出：一个概念的内涵越丰富，外延范围就越狭窄。作为一个概念，“道”的内涵基本为零，但外延极其广大、无处不在。从生成论的角度看，“道”是万事万物生成的本源。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万事万物都是“道”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具体展现。此与佛家的“月印万川”和朱熹的“理一分殊”是一个道理。
当一个概念无法用语言表达描述、超越所有形象之上时，“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必然的。
“道”是无，并非常识意义上的没有，而是指向没有任何局限性因而没有任何规定性因而难以言喻表达。“道生一”就是“从无入有”。“一”是“元气”，是无形无象的“有”。而“道”是连“无形无象”都不足以表达的，因为“无形无象”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最大的“象”。这是减法，是逆向思维的必然表现。
“一生二”指“元气”开始分化为阴阳。“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也就是不同质量和数量的阴阳交互作用生成万事万物，人是“得其秀而最灵者”，但最基本的原理是阴阳。对于人而言，“天”是最大的“阳”，“地”是最大的“阴”。
“二”表征的阴阳是静态意义，要真正产生万事万物，阴阳之气必须发动起来，这就是“二生三”。“三”指的是“阴、阳、阴阳和合”或“天、地、天地之气交通”。所以“三”是动态意义上的阴阳。惟其如此，万事万物才得以产生——“三生万物”。
由此，一二三都是阴阳。“一”是元气，未开化的阴阳。“二”是静态意义的阴阳。“三”是动态意义的阴阳。“治病必求于本”是求于阴阳，“看病要看出个一二三来”同样是求于阴阳。这个过程是“无中生有”的，阴阳是“有名无实”的。中医治病的思路是“逆向理解，顺道治病”，特点是“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说对于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果不能体会到玄又超越玄的话，对于其中的精妙之处就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不局限于“有”而是超越“有”且“以有知无”“有无并重”是中西医学的又一个根本差异。
所以，知“道”以后再通过望闻问切来观察人体的病灶就掌握了其来龙去脉，看到的就是“一栋大楼中某一块砖的位置和作用，而不是一大堆建筑材料中有一块砖”了——这是上工与下工的区别。
《素问》里“非其真勿授”的“真”应该首先指向“道”，决不是单纯的知识。
找到自我实现和社会肯定的平衡
除了世界观，“道”还有现在常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意思。中医学以“治未病”为最终目的，越是高明的中医医者，越表现为“治病于无形”，其在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认可也会遇到障碍。所以，高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树立就成了“上工”的必备要件，有关中医政策的倾向性、公益性和独特性的意义就在于此。
价值观是对于价值的根本看法。经济学里的价值是指包含在商品里的有效劳动量越多，该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大，这种价值评价具有客观性。哲学里的价值指的是客体具备某种特别属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某种需求，这种价值评价具有主体性。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价值观的“价值”既有经济学的含义，也包含哲学上的含义：人一生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怎样做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社会对我的所作所为最终会给予怎样的回报和肯定等。
人生观是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与价值观和世界观密切结合在一起。包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一回事吗？人生过程和结果哪个重要？哪一种人生态度或方式是正确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矛盾时人应该如何自处等等。
在“天人合一”理念下，人是天地阴阳合气而生。传统文化的“天”还有理想主义的含义，“地”有现实主义的含义。人立于天地之间，也就是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太过理想化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立足，太过现实的人则与动物无异。所以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阴和阳之间、自我实现和社会肯定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中”。守中道本来就是做人的本份。中医的“中”固然有与西医区别的意思，但动态的阴阳平衡才应该是其实质性的含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医学有一个明显的“尴尬”：越是高明的中医大夫治病越不着痕迹，更不必谈名和利了。这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因素之一。所以，高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中医医者那里就有着前提性的意义。由此再看看《素问》里所说的“非其人勿教”是多么深刻。没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是断难成就“上工”的。
真正的中医医者只有做到如孔子所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中医的复兴才会指日可待。“道不同，不相为谋”，“三观”不同的人一起合作，极容易出现“阴阳并，藏气不定”的“不治”状态。
按照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律，只有优秀的种子才会一代代传承下来，老弱病残者是要被淘汰的。但医学就是对老弱病残的救助，这恰恰又是人性中最光辉的。只不过中医学治疗不是像西医那样对抗性的，而是采取了“逆向理解，顺道治病”的“借力打力”的方式，成本低、效果好而又悄无声息。这样的特点也决定了真正的中医药学一定不会消亡。中医学具有妙不可言的智慧，只有知“道”才能真正掌握和运用好中医的奥妙。（来源：中国中医药报，作者：山东中医药大学 赵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