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穴评论｜一部具有异质感的小说的异质性追求

作者：童梦（友方评论员）

校对：LIT.CAVE 编辑部

配图：Online

Editor's Notes

童梦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接触了《民谣》，在某种意义上诠释了这本小说的一个侧面，虽然有些跳跃，但不失真实。 —— Ansel

阅读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之前，先看了一些评论，尤其是阎连科的万字推荐——《小说根基的革命》（以下简称《革命》）受到了一些“惊吓”。

说起来看书之前先看评论这种行为其实不太好，很容易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且这种印象还是别人“投喂”给你的，像那个嚼过的馍馍，好消化。

但是现在图书出版的重要营销策略之一就是新书上架之际同时甚至提前推出书评，所以除非你特意不看，否则是躲不开这些推荐的，话又说回来了，没有推荐的新书你也看不到，这是一个网络媒体时代，一个网购的时代。

我被“革命”这个词本身吓到了，惴惴不安问一个弄点小说的朋友（没主见的普通读者就是这个毛病），你看不看《民谣》？她说我不看，为啥？我连小说根基是啥都没搞明白，就看革命，肯定越看越糊涂。听之有理，我就是一个普通读者，我不怕看不明白，伍尔夫说我们这类人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对于革命性的事物我都是谨慎对待的，这本书我看了一周，阅读期间，圈圈点点、折折迭迭、涂涂画画都是有的，还经常参阅阎先生的文章，以及作者本人的后记，很像那么一回事，现在交个作业吧。

关于语言

《革命》讲小说的根基是语言，这肯定是对的，怎么革命法呢？

俄国批评家罗曼·雅各布逊说：“文学代表一种对普通语言所施加的暴力（violence）……改变强化普通语言，系统偏离日常用语”，听听“暴力”，有革命的味道了。

阎先生说，《民谣》回归了语言本身，并且引用了原文一大段，在此我就不引用了，不然本文可能超出2000字了（不会写长读后感），这一段读起来确实是具有诗意的文字，可见作者深厚的散文功力，但是怎么个回归法呢？有点迷糊。

如果说回归对应的是“迷失”，那其他人的那些“迷失”的语言是啥样的？难道我之前看的都是迷失了的、异化了的汉语言？乖乖，啥时候的事情？都是谁啊？紧急翻看阎先生的文章，后面有云网络口语什么的，这倒是，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充斥着大量的“网络用语”，啊呀，“网络用语”是不是一种“日常用语呀”？

我自己觉得，批评家、大学语言学教授的普通语言和外卖效果的普通语言多半不一样，糊涂了，先不管了。落实到文学作品，尤其是严肃文学，《民谣》无疑是严肃文学，也没发现“语言网络化”呀？难道是我阅读品味高，不自觉规避了这种作品？那真是幸运者偏差。那就是回归了本身，而且回归得恰到好处，又不是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又不是“文白夹杂”的五四体，更不是外篇里的《向着太阳》“文化革命体”，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恰好读得懂，还能感受到美，妙哉！这就是语言革命。

关于故事、细节、意向

作者在后记中写到，故事是碎片的，波澜不惊的，没有与宏大的历史作刻意关联，因而所谓的“整体性”也很是勉强。至于故事中的细节、情节也放弃了戏剧化的描写，而是尽可能“完美地呈现这些碎片与它的整体性”，对此阎先生的阐释是，这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小记忆”，以此区别于“别的作家”惯常在书写历史，回忆过去时候的“大记忆”。

我还是忍不住问，这都啥年代了，你们这些“其他作家”还“宏大叙事”呢！你们的历史观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太保守！急死人了，普通读者都看不下去了，难怪王尧先生要振臂一呼“文学革命”呢，就得下点猛药！就像阎先生文章里提到反形式主义对形式主义干的那样，“矫枉过正”，才行。

关于历史观

在作者后记里提到了他本人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重建“我与“历史”的关系，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作家的困境之一就是没有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而阎先生文章里的回应是，作家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方法论，也举了一些例子。

但是总体上我没太看明白，作者得先有了历史观、方法论才能正确写作，还是先把小说根基打好，比如语言、结构、故事，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世界观，或是索性让批评家、学者去研究？

毕竟99%的作家没有王尧先生的文学批评根底，又或者说，历史观也是小说根基？这些还没有吃透，在《民谣》的阅读中，我确实没有感受到“历史观”，可能还是水平有限吧。

关于结构

这是作者后记、阎先生文章的重头戏。

以上说了这么多，好像都是关于作者后记和阎先生那篇文章的，我自己到底读出个啥来呢？重点还是结构与语言，这是一个整体。简而言之，《民谣》的语言是诗一般的优美，结构像是一块石头扔在1972年5月的那个夏天，发了大水，麦子发芽发霉，空气中弥漫着发霉的味道，河里的鱼儿死了；接下来一圈圈涟漪在这一点弥散，有1972年之前的个人回忆，父系、母系家族史的故事或者说碎片，作者把自己推到遥远的过去，把对故乡人与事的记忆放置于更宽广的时间段，也就是涟漪的最外圈，这些叙述中也记录了人们在革命时代的价值判断，更多的是人情化、乡土化的观念传承，比如地主胡鹤义投河自尽，庄上的人偷偷给他烧纸；“我”出生，母亲还是请了地主的大奶奶，送了喜蛋，大奶奶送给“我”一副脚镯，走起路来叮叮咚咚的，回响在记忆里。

涟漪靠近中心的圈层是73年、74夏天，李先生死了。这是我体会到的小说的结构“异质性”，这一点感觉比较隐蔽。

作为小说，如果非要有个线索，那死亡勉强算一个吧，与万物都难逃一死的命运相比，太阳总是“像一张薄薄的纸”，如果你坐在码头上，你就能把太阳“垫在屁股底下”，开篇这句话，是作者的一条线，作者自己认为这句话是定下作品的调性与节奏，我的感觉是激励作者把这句话真正形成一种经典，阎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吧？他认为文学史必然留下这句话。关于故事、细节，确实是比较碎片，细致入微，每一个故事，每一段环境、人物细节描写都可以拆出来慢慢看。

可以说，《民谣》几乎是不加节制地，事无巨细地重建了作者的童年家园，乡土社会，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回环往复的时间安排，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不厌其烦地关系梳理，都像是写给自己的一份记忆之书，或者是“毕业论文”，作者几十年从事的文学研究，思想，学养，文化积累，审美方式都尽力安排其中，如果说有一点痕迹，这是难免的，也是值得读者慢慢体会的。

作者后记中所说的“异质性”。在杂篇、外篇中是体现最直观、最充分的，这些读起来十分逼真的“仿作”，确实是一种对作者追求的文体创新，更像是阎先生所言“小说根基的革命”，也有一种个人对历史的态度在里面，相对于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种带有强烈作者个人情感色彩的、回忆性小说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生动、忠实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社会群体风貌的“注解”，它是小说的一部分，这点我无比赞同。

这是一部值得重读的作品，可读性很强，而我正在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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