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与美国哲学家马戈利斯哲学对话录
刘悦笛（以下简称为“刘”）：作为当代美国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您的哲学思想似乎是所有变化的，那么您觉得自己是一位后分析哲学家，新实用主义者还是后分析－实用主义哲学家（post-analytic-pragmatism）呢？
马戈利斯（以下简称为“马”）：我一直在做哲学研究，而非哪种哲学。目前的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关于两个问题的。首先的工作，就是在力图详尽地描述当代欧洲哲学的主要发展所形成的连贯图景（coherent picture），当然，这种历史是隶属于西方哲学史的整体语境的。我特别关注的是当前最美好的哲学前景究竟在哪里？
刘：您怎么又转向欧洲哲学研究了，您近期的几本著述如《重建用实用主义：20世纪末的美国哲学》（Reinventing Pragmatism: American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2）还在关注美学哲学当中的实用主义复兴的总体趋势的问题呀？
马：对，但现在已经转向更大的问题。目前所作的另一个工作则是，试图在一种崭新的概念之下，来重新阐释西方主要哲学研究的总体趋向。这个哲学诉求已经贯穿了我的一生，我始终关注都是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的问题。
刘：是的，从你早期从事的美学研究当中对于“文化同一性”（cultural identity）的关注开始，您似乎就对于自然与文化之辩尤为关注了，那么，能用简单地话来归纳您由此出发看待哲学史的观点吗？
马：概略地说，我的观点是，我们所见的所有的主要哲学思潮都是有缺陷的，真正有前途的视角，就是从这些哲学思潮的碎片当中的最佳贡献里生发出来的，它们已经在整个20世纪形成了最重要的影响，直至如今也是如此。
刘：您所说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是分析哲学吗？
马：我相信，实用主义才是沟通我所研究的、迥然有别的哲学主题的最佳津梁。
刘：您的确是从分析哲学转向了新实用主义了，那么，您又在这种沟通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马：在2003年，我又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揭示唯科学主义：20世纪末的美学哲学》（The Unraveling of Scientism: American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3），与你提到的那本《重建用实用主义》是姊妹篇。这些著述都试图跳出英美分析哲学的藩篱，前者对待科学主义进行了深入反思。
刘：那么，您究竟如何看待两种冲突呢，一方面是分析传统与实用传统之争，另一方面则是分析传统与大陆传统之争，你似乎要以实用主义为基石来进行调和……
马：我目前正在撰写第三卷的草稿，正是关注这一主旨。在西方潮流当中，最具有前景的是，当代实用主义已经同其他传统之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交流和对话。我希望我这本书能短期内出版。我的朋友已经看到了这本书的初稿，他们认为其中的观点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原创性的。
刘：希望能早日拜读。这三本书形成了关于当代美国哲学的整体图景了吗？
马：这已经将美国哲学的体系图景呈现了出来。当然，其重点就在于在各个主要哲学思潮之间，实用主义究竟在其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另一个重点，在于如果去关注实用主义与作为整体的西方哲学的未来。
刘：还有，您如何看待历史概念（the concept of history）呢，似乎您的思想与分析哲学的那种“非历史化”取向之间保持了某种距离，是这样吗？
马：的确，哲学史与历史概念本身都绝对是我自己作品的核心。举例来说，我使得任何类型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与“认知特权”（cognitive privilege）都变得无法为自我辩护，这就是因为，我相信，对哲学前途的最好发现是有赖于对于历史的可行性的考虑的。
刘：您对于历史的相关考虑，是否吸纳了其他思想资源，特别是大陆哲学传统呢？这与您的“文化哲学”之间关联又是怎样的呢？
马：我对于“历史”与“历史性”（historicity）的研究，最初就是来自我的文化理论，主要那本充满了雄心壮志的书《历史思想，建构世界：新千禧年转折中的哲学入门》（Historied Thought, Constructed World: A Philosophical Primer for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1995），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这基本上与我对于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些德国哲学家思想的阅读是间接相关的。此外，还有从马克思与直到法兰克福批判学派（the Frankfurt Critical school）其他德国传统哲学家的思想，也有一些影响。
刘：这次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上，您作为开幕式上第一个大会发言者，明确提出了反对康德“超验的转向”及其所形成一种“普世性”追求，并认定这种普世性抽掉了历史，从而要最终回到一种“后康德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那里。
马： 是的。我曾经在某些细节问题上进行研究，例如美学，今年还将有一本要出版，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我追寻的却是普遍的哲学问题，我选择是主要的欧洲哲学家的形象，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
刘：接下来，谈谈您的美学研究，它与您的历史观之间有何关联呢？您如何看待艺术与“文化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呢？这也许是您在分析美学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马：我前期所写的书，几乎都是诉诸于艺术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arts）的理念的，这同时也就是一种科学的分析。
刘：还有您的“艺术本体论”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但是，我的这些美学著述，如果缺乏对于文化世界的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the cultural world）的关注，那是难以以一种和谐的方式进行下去的。这在我的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早期主题那里持续地存在，这构成可我对于美国的美学和哲学在总体上进行激烈批判的基础。
刘：这便构成了您的分析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了，您从分析美学出发深入文化理论，进而由此来纵观整个当代美国哲学的发展。
马：我近期出版的著述，包括书和文章，致力于所谓的文化的、历史的、语言的形而上学与人类个体理论，力求以最本质的方式去“恢复人文科学”（Recovering the Human Sciences）。
刘：“恢复人文科学”是非常有趣的观念，请具体解释之。
马：我主要的观念，都来源于对于艺术，个体，行动，历史，传统，解释，语言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还包括了更多的主题，这些研究都已经出版了。
刘：哪些主题呢？
马：具体包括：变动的首要性；物质自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区分；文化世界的独特的呈现；人类自我或个人作为文化世界当中的一个历史化的、混合的人造体，是通过变化的历史而不断地转变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通过其所依赖的历史和文化的条件得以统一；当然，更多的统一还在于艺术与科学之间。
刘：您还对于道德哲学问题还如此关注，还出版过9/11之后的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的小册子。
马：在伦理问题上，我更为关注的是需求、行动、承诺当中“度”的特殊形式，道德哲学自身是有赖于此的。还有，对次佳伦理（“second-best” moralities）及其其他规范结构的分析。正如我的那本小册子《9/11之后的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 after 9/11, 2004）所暗示的那样，它简洁表达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崭新理论。
刘：回到您的哲学观念，您觉得您受到了哪些哲学家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您觉得您的哲学观念的基础是什么？
马：我看我自己受到了黑格尔“历史感”的深刻的影响，尽管我并没有直接嫁接黑格尔或者其他任何哲学家的学说。在古典实用主义者那里，我特别欣赏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还有诸如马克思、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卡西尔（Cassirer），但并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接受他们的。
刘：那么，非西方思想家呢，对您产生了某些影响了吗？
马：在亚洲思想家当中，尽管我并不是相关的学者，但是是我个人被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所吸引。我也在积极探索东方与西方心灵的会通，尽我所能这样做。
刘：作为20世纪后半叶分析美学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您认为自己对于分析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在哪里呢？
马：也许我对于美学的最独特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上面提到的形成分叉的所有主题，详尽表述了艺术品的形而上学，按照这种方式，我能够发展出一种关于解释的新概念。
刘：这种解释只是适用于艺术吗？还是适用于整个的文化？
马：这种揭示适用于整个人类生活的领域，它说明了一种温和的相对主义（moderate relativism）的适用性，这同一致（coherence）和贯通（consistency）的严格概念是相匹配的，甚至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是相关的，正如我在库恩（Thomas Kuhn）那里所读到的那样。顺便说一句，库恩也是我敬重的哲学家。
刘：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的学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我意识到，在我的专业与个人生活之间存在一种的亲和力。我已确信，根据我的能力，我并未能超出我所能做的，如果没有这些灵感，这些都不能进一步发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