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无价之宝克拉克瓷
转自ＴA说
克拉克瓷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与荷兰人有着极大的关系。最早发现瓷器在欧洲的市场前景的，便正是晚于葡萄牙人的后起之秀荷兰。这些在未来即将大获成功的商人们，在进入印度洋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击败曾经的霸主葡萄牙人，还有顺道将苟延残喘的阿拉伯海商逐出大海。
去过荷兰人旅游的人，可能很容易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中，看到许多令中国人倍感亲切的东西，那就是曾经被当做中国标签的“china”瓷器。当然了，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这些带有中国元素的“瓷器”，十有八九，都是些徒有其表的荷兰仿制品，也就是今天的荷兰国粹德尔夫特陶器，这种陶器的作用，是在荷兰收购的中国瓷器出现不足以满足欧洲时常时，就会用这些陶器滥竽充数，以欺骗那些不识货的冤大头。真正的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绝对算得上是无上珍宝，因此它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与荷兰人有着极大的关系。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最早在东亚地区从事海商贸易活动的，其实是较早走向海洋的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虽然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贸易往来种，瓷器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葡萄牙并没有将这些中国瓷器售往欧洲，而是作为中间商，将这些瓷器售往日本、波斯、奥斯曼、印度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因为当时葡萄牙人最中意的商品，实际上是香料和丝绸，而非中国的瓷器。最早发现瓷器在欧洲的市场前景的，便正是晚于葡萄牙人的后起之秀荷兰。相比于葡萄牙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封建君主国家，作为商业共和国的荷兰，在海上贸易方面更具有生命力，而且他们对欧洲市场的需求更为敏锐。这些在未来即将大获成功的商人们，在进入印度洋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击败曾经的霸主葡萄牙人，还有顺道将苟延残喘的阿拉伯海商逐出大海。
开始称霸海洋的荷兰人
关于“克拉克瓷”这个名字，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荷兰和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霸权时，荷兰人夺获得的一艘名为“克拉克号”的葡萄牙商船，在上面发现了大量的瓷器，因此而得名。显然，这些来自东方的美丽工艺品，对原本就以手工业文明西北欧的荷兰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1596年，在葡属印度生活了五年的燕·休金·范·林旭登( Ja n H u y ge n va n Li ns hc ot ne ) 回到荷兰， 出版了《林旭登到东方和葡属印度的航海志》与《葡萄牙在东航行的旅程记述》两部书，在书中，他首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有关印度洋航海，和在亚洲贸易的详细情况。在《航海志》中，林旭登专门记述了中国瓷器的制造与外销：“ 说起那里制造的瓷器, 令人简直难以置信, 那些瓷器年复一年地被销往印度、葡萄牙、新西班牙( 指西属美洲殖民地) 及世界各地! …他们制作地是如此精美细滋, 找不出哪一种水晶玻璃可与之媲美。”在林旭登的记载中，印度果阿，“ 有一条街上住满了这些印度异教徒，他们出售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
中东的瓷器商人
那么这些领荷兰商人叹为观止的克拉克瓷，究竟是在哪里生产的呢？一说到中国的瓷器产地，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便是景德镇，但是景德镇所生产的瓷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应皇室以及中国内部的使用，因此景德镇所生产的外贸瓷器数量较少。而用以外贸的瓷器，主要产地自然另有他处，明代最著名的外贸瓷器产地，便是当时于外界贸易最频繁的福建地区，和后来清代的广州。为了满足欧洲商人的需求，在景德镇和福建，有近百个民窑在生产着克拉克瓷。隆庆时期漳州月港的开放，对于漳州和德化两地的瓷器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促进，这两地的瓷器也是在克拉克瓷中，所占比例最高的。 在克拉克瓷的生产的初期，景德镇作为“老字号”，生产的瓷器质量较高，而福建地区生产的瓷器由于质量较低，因此被成为“粗瓷”。它们胎质发黄，釉质浑浊，钴料的调配也有这明显的问题，甚至画工也略显拙劣。因此这些福建产的克拉克瓷，多被荷兰人用于与日本或是东南亚的贸易，来自景德镇质量较高的瓷器，则被荷兰人贩往欧洲和中东的大客户。福建地区的民窑也在试图弥补自己和景德镇之间的差别，他们大量雇佣来自景德镇的窑工，并且从景德镇购买瓷器的原料，因此福建民窑生产的克拉克瓷质量，在后期也有所提高。
福建生产的粗瓷
克拉克瓷的造型和图案，在与荷兰人的不断贸易中，造型和图案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发展。为了适应欧洲的需求，很多克拉克瓷上都有大量的西式图案。有时荷兰人也通过中国海商，订制欧式造型和图案的瓷器，以便满足欧洲贵族的喜好。还有一些欧洲的贵族，会订做带有家族家徽的瓷器，这类瓷器被称为“徽章瓷”。不过荷兰人的瓷器生意并非是一帆风顺，在17世纪，正好是明清易代的社会浩劫，因为战争的破坏和清朝在福建地区的海禁，荷兰人的瓷器贸易遭受到严重打击。1652年，当时的台湾长官尼古拉斯·费尔堡致信巴达维亚总督的信中，就明确说明了，因为中国战乱，造成的在台荷兰商人窘境。1653年，费尔堡派遣台湾商馆的秘书佛雷德里克·斯黑德尔率领使团前往广州请求允许自由通商。但是由于受到了葡萄牙人的阻碍，这次行动最终告以失败。1655年，巴达维亚当局派遣皮特·德·戈耶和亚科布·德·凯塞率领使团，经由广州前往北京，虽然荷兰使团得到了清廷的隆重接待，但是却没能获得顺治帝关于允许自由通商的许可，只是允许在1664年可以再次派遣使团前来。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662年，郑成功将荷兰人驱逐出了台湾，这使得荷兰丧失了作为东亚贸易重要据点——热兰遮城。1666年，陷入僵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派遣皮特·范·霍恩率领使团前往北京。但是这次通商与上次一样，并没有获得满清政府的通商许可，而且满清政府以“既有八年一贡”为由，废除了之前许可荷兰人的两年一次来华通商的特权。这之后，虽然荷兰当局允许巴达维亚市民可以自由前往中国进行走私贸易，但是海上贸易由于清廷的限制，而进入了停滞的状态。荷兰人不得不向日本和波斯购买一些软瓷器来代替中国瓷器。
徽章瓷和荷兰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据点巴达维亚
1685年，由芬森·帕埃茨率领的率领的荷兰使团，在北京再次碰壁。同时，荷兰在巴达维亚受到了爪哇战争制约，对清贸易的人力物力，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过由于清朝局势已经日趋稳定，加之清廷对于瓷器盛产的巨大投资，这一时期的克拉克瓷贸易已经开始复苏起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各商会，都已经再次出现了瓷器的拍卖。168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有规律的小批量出售瓷器，到了1690年，荷兰销售的瓷器大幅度增加，并在1695年达到了高潮。在克拉克瓷的销量上升的背后，是欧洲贵族们对中国瓷器的再次狂热的追捧。1717年，当时的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的奥古斯特二世，他为了得到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去交换，那些价值相当于27000塔里尔的瓷器。这些花瓶也由此得名近卫花瓶。
近卫花瓶
不仅仅是奥古斯特二世，来自东方的瓷器如同一个神秘的魔咒，让整个欧洲上层为之疯狂。英国的乔治四世，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等等，他们都是这个魔咒的中咒者，痴迷于东方的艺术之美。但就在克拉克瓷流行于欧洲之际，170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突然决定暂停与清帝国之间的瓷器贸易。巴达维亚当局为何停止与清帝国之间的瓷器贸易，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或许是当时巴达维亚当局，决定优先发展新兴的咖啡贸易。又或者是想趁大北方战争对波罗的海航道的大规模破坏，俄罗斯陆路运输的优质茶叶无法顺利的运往欧洲的时机，一举垄断茶叶市场。但不管怎样，荷兰人的这个决定是完全的错误。在荷兰主动退出瓷器贸易之后，英国、法国、奥地利的商人迅速填补了荷兰人退出所带来的空白。在1712之前，克拉克瓷占英国回航商船的货物总额的百分之之二十，这些瓷器到达英国之后，再转手出口到西欧和美洲地区。
清代克拉克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彩
在资金短缺和法、英私掠船的阻碍，在荷兰恢复瓷器贸易后，巨大的竞争压力，使得荷兰迟迟没能恢复之前瓷器贸易规模。对华贸易地位不断下降的情况，终于引起了荷兰十七人董事会重视。1727年荷兰决定由阿姆斯特丹商会从荷兰本土，直接派遣商船前往清帝国。1729年，阿姆斯特丹商会的“科克斯霍恩号”驶入广州黄埔港，花费了30561弗罗林购买了212845件瓷器。以次为标志，荷兰瓷器贸易再次进入高峰。到了1733年，“福尔德因号”等四艘荷兰商船从荷兰到达清帝国，使得这一年贸易金额达到了空前的89236弗罗林，购买瓷器数，达到了873900件。在这之后，由于成本原因，1735年董事会放弃了直接贸易，继续由巴达维亚负责进行间接贸易。
荷兰商船
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对于荷兰人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战争对欧洲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使得这些国家无暇顾及东方的商业利益，昔日作为荷兰人商业对手的英、法两国的商船难寻踪迹。荷兰人又垄断了对华贸易。1752年，正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强力竞争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利润不断下降。1754年，公司董事会决定再次重启荷兰本土与清国的直接贸易，并成立“中国委员会”。1758年，荷兰“泽伊德·贝弗尔号”等三艘商船，在广州港购买了618008件瓷器。而到了1760年清荷瓷器贸易，达到了736835件，此后，清荷贸易的瓷器量，一直保持在六十万到七十万之间。到了1770年和1771年，清荷贸易的瓷器数量，更是飞升到了921835件和937952件。清荷贸易量的飞速膨胀，不仅使得荷兰的垄断地位变得看似坚不可摧，更使的之前航行于广州与巴达维亚之间，那些饱受清政府限制的中国帆船销声匿迹。
广州十三行
但是好景不长，1780年爆发的第四次英荷战争，对于荷兰以及清荷贸易都带了彻底的打击。荷兰在印度和苏门答腊西部的大量商馆被占领，这使得荷兰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大量的商船和精干的商人。不仅仅是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在战后，英国不仅强迫荷兰免除了近百年来，向荷兰人借贷而欠下的巨额利息，又以低价大量收购荷兰国债。最终，战败所导致的各种打击以及之后的间接的战争伤害，使得荷兰不仅彻底失去了“海上马车夫”的地位，同时阿姆斯特丹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彻底被伦敦所取代。而克拉克瓷的繁荣，也并没继续持续太久。十八世纪后期，由于欧洲本土瓷器的飞速崛起，再加上各国的保护政策，很快大部分的中国外销瓷被挤出了欧洲市场。虽然之后，中国的瓷器依旧在东南亚、美洲、西亚占绝着一席之地，但伴随着这些地区的瓷器产业的发展，以及欧洲瓷器的大规模出口。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的外销瓷，已经变得举步维艰，仅仅依靠海外华人的购买，来勉强维持。最终克拉克瓷，和成就它的荷兰商人一起，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第四次英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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