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芳：“甘肅秦漢簡牘集釋”前言
“前言序言后记专题”
编者按：书、论文的前言序言后记，同学术论文大不一样，多包含作者真挚感情，所谓读其文知其人也！今我们组织“前言序言后记专题”，便是向学界推送一系列文章，让我们共同品味作者带给我们的感情世界。
张德芳先生近照
甘肅秦漢簡牘，是我國百年來出土文獻的大宗。我們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重新拍攝、整理、校讀、注解，以求以往出土的甘肅簡牘在圖片的清晰度和釋文的準確性上有較大改觀，以方便學術界研究利用。
茲將上述簡牘的特點和我們所做的工作述之如下：
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國出土秦簡中佔有重要地位。一是由於發現較早，學術界關注度較強。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發現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使秦簡出土和秦史研究出現了一個新時代。時隔十年，放馬灘秦簡發現於北方的甘肅，南北相映，有了相互比照和參考的內容，自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二是數量較多，四百六十枚，這在六次百枚以上成批的秦簡發現中，除湘西里耶、雲夢睡虎地、江陵王家臺以外，位居第四。三是地理範圍，三分其一。迄今為止，發現秦簡的地域範圍唯湖南、湖北和甘肅（四川青川木牘只有兩枚）。湖南只有湘西里耶，湖北唯雲夢和荊州。天水放馬灘秦簡的出土與上述兩地，就出土地而言，三足鼎立。四是放馬灘秦簡的內容有其本身的特點。雖然甲乙兩種《日書》同睡虎地秦簡《日書》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諸如《志怪故事》之類完全不同的內容。再說，即令內容完全相同，出自不同地域的兩種本子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更何況還有很多差異，所以二者不能替代。總之，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部出土秦簡中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學術地位。
甘肅是漢簡大省，數量多、發現早、研究歷史長、在海內外影響大。不僅全國百分之八十多的漢簡出自甘肅，而且由於天然的地理位置，甘肅所出漢簡自有其本身的諸多特點。
從國際視野看，甘肅漢簡的早期發現，每每都是國際性的學術事件。斯坦因本人是匈牙利人，後來入籍英國，服務于英印政府。他把一九○七年和一九一四年兩次掘獲的敦煌漢簡運往倫敦，先後交由法國人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整理。不管是發掘者還是整理者都是當時屈指可數的世界級頂尖學者，他們的參與一開始就使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漢學世界。一九三○年居延漢簡的發現，更是八年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重要成果，是大規模大範圍的國際性學術活動。
從國內情況看，甘肅漢簡一經發現，就被置於學術研究的焦點之上。幾代國學大師或者學界領袖都為之傾注了力量，深深影響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走向。一部《流沙墜簡》被視為中國簡牘學的開山之作，至今被學界奉為經典。而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海内外公認的清末民初的學術泰斗，他們對甲骨文、金文、簡牘和古史的研究，被稱之為“羅王之學”。魯迅先生說過：“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其後於一九三○年發現的居延漢簡，從保護、整理到研究，都自始至終貫穿了國內最高學術機構和頂級學術大師的關注和參與。最初由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安排的整理釋讀人員：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法國學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馬衡和劉復。後來調整擴充的名單是：傅斯年、馬衡、徐森玉、沈兼士、陳受頤、蒙文通、孟森、姚從吾以及向達、賀昌群、余遜、勞榦等。僅從這個名單看，就幾乎囊括了當時學界的所有精英。這些前輩學者或者當時或者後來都先後成為一代名師和碩學大儒。當然，抗戰八年，內戰三年，世事風雲，江山易主。上面所列很多人並未如願以償地參加實際工作，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中國學術界對居延漢簡重視程度的判斷。所以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在近百年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從時代背景看，甘肅漢簡的出土整理和收藏保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百年中國社會發展的起伏脈絡。一九○七年清朝末世，風雨飄揺，大廈將傾。清政府內外交困，自顧不暇。斯坦因車載馬馱，將莫高窟的卷子和敦煌漢塞的簡牘文物運往英國，成了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其後的一九一四年雖帝制結束，民國肇興，但列強援手，軍閥割據，斯坦因同樣的壯舉又在民國的舞臺上重演一次。兩次掘獲的漢簡先藏于大英博物館，後大英圖書館落成，又將此移交給後者成為大英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一九三○年的居延漢簡運到北京，還未來得及全面整理就遭遇了炮火硝煙威胁，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前夕被匆忙轉移，經天津、青島、存到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又飄洋過海，由香港運往美國。在美國整整沉睡了二十五年，最終於一九六五年年底回到臺北。現被收藏于臺北南港中研院史語所。只有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甘肅出土的漢簡才全部收藏在甘肅。時勢變遷，人事滄桑，甘肅出土的漢簡難逃時代所賦於它的命運。
從漢簡本身看，甘肅漢簡除武威漢簡出自墓葬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都出自河西邊塞烽隧遺址。邊塞有邊塞的特點：一是軍事屯戍文書居多，主要反映邊疆防禦、軍隊戍守、戍卒生活、後勤保障、武器配發、烽火警報、屯田水利、刑徒流放、農商民生等等；二是民族交往、和戰聚處。大凡月氏、烏孫、匈奴、羌人等古代民族的流遷駐牧、歸義反叛的材料都有較多記載。三是郵驛交通。驛置分佈、日常運轉、文書傳遞、使節來往、官員接待等內容佔有很大比重。四是同西域的關係。西域屯田、日逐王歸降、都護府設立以及西域三十多個國家來中原朝拜、通使、和親、商貿、學習、納貢等材料都有較詳細的保存。五是中西交通和絲路貿易。中亞、西亞、南亞等國遣使通好、商貿往來的材料亦極為重要。
從漢簡文書的體裁形式看，甘肅漢簡大多屬於社會活動的實時記錄，檔案、簿冊、公文、書信、律令、詔條等等。除武威漢簡外，很少嚴整系統的典籍文獻。內容豐富又缺乏系統性，天文、地理、人文、社會等各個方面的材料無所不有。製作簡牘的材料主要是就地取材，松木、胡楊、紅柳。偶爾看到個別竹簡，也只是來自產竹地區。乾旱少雨的戈壁雖然有利於漢簡的保存，但隨手丟落在烽隧線上的古代遺物也飽受了風沙烈日之苦，斷殘較多，字跡深淺不一。
過去公佈的上述資料由於技術設備條件和釋讀研究水平的限制，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隨著數字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照相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紅外線用於簡文的認讀，出版技術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對簡文的釋讀能力和研究水準也有了很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上述條件，重新照排、釋讀、整理以及出版發表新的簡牘資料，也是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設定的目標一是原簡圖片的清晰度和欣賞性，二是簡牘文字釋讀的原始性和準確性，三是版式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四是簡文內容的研究性和集成性。
在原簡圖片的清晰度方面，本書的最大貢獻是公佈發表了最清晰的紅外圖片，這在出土文獻整理尤其在竹木簡牘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過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簡牘變色汙暗和文字筆劃輕重難以辨認的地方，在紅外圖片上即可一目瞭然。研究觀覽者有此一冊，日月乾坤盡在書中，不必千里來訪察看原簡。有些分冊尚未提供紅外照片者，或是由於簡面褪色、簡質損壞，紅外照片難以收到上述效果；或是由於固化在玻璃管裏一時難以操作。但這一部分數量較少，且我們從各個時期留下的照片中選用了最為清晰者作為補充，不影響正常釋讀。除了紅外照片外，本書同時出版了彩色圖片，原簡原色原大，實現了對簡牘使用的那個遙遠年代各類文書的直觀性和欣賞性。
所謂簡文釋讀的原始性，主要指的是依照原簡文字照錄原字，各種異寫異構不以現行通行字代替。如此，有利於異體字通假字的研究，有利於書寫習慣和字形變化的觀察。當然，對有些簡文原字照錄可能會引起誤解者，我們也採取了變通處理，如“眀”与“明”，不以前者為准。至於釋文的準確性，主要指書中釋文部分比過去的釋文有了很大提高，有相當部分的內容和文字有改釋、新釋和補釋。一方面，最初的釋文發表後經學術界研究發現並指出了不少錯誤，對這部分內容我們盡加吸納；另一方面，根據紅外線圖片，我們也發現了過去釋文中不少錯釋、漏釋的地方，前後對比，有的相差千里。當然，準確性是相對的。還有很多難釋、錯釋和未釋之字，有待學術界共同努力。
在編排方面，過去發表的圖片為照顧拼版方便，儘量依照簡形的長短大小依形排出，然後再編索引附在書後。若要檢索原簡圖片，先看簡號，再查索引，然後才能查到圖片。輾轉之勞，不勝其煩。加之簡書厚重，有的一本書重達數公斤，幾個回合下來，年長的學者已覺體力不支。此次排版，所有原簡圖片不管長短、大小、寬窄一例按照原簡編號順序排出（天水放馬灘秦簡例外）。另外，不管是紅外圖片還是彩色圖片，隨簡錄出釋文，觀覽圖片時可同時閱讀釋文，閱讀釋文可同時查核圖片。簡、文相配，相得益彰。在領會簡文內容的同時，一併觀摩文書形態，改變了那種只見釋文而不見原物的單薄感。
在簡文的釋讀方面，通過校記、集釋、說明等形式對文字內容進行解讀。對先前幾個不同版本的釋文以校記的形式錄出，對簡文中的難解詞語、干支時日、重要地名、職官人物、專門術語等作出注解。除簡要表述編著者自己的意見外，同時列出學界對該問題研究的不同觀點，為讀者提供較為詳細的研究信息。對一些相關問題諸如簡牘的特殊形制、書寫格式以及冊書的聯綴等等，都作了盡可能的說明。
天水放馬灘秦簡一九八六年出土於天水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一號秦墓。主要內容是甲乙兩種《日書》，總共四百六十一簡。這是秦簡出土方面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一九八九年《文物》第二期發表了考古簡報，隨後披露了甲種《日書》的相關內容並陸續發表過研究文章。二○○九年八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全部圖版、釋文和考古報告得以公佈。由於放馬灘秦簡的原簡在水中浸泡時間過長，簡牘質地和文字清晰度遠不如當初。後來雖採取了脫水脫色等保護措施，但圖片品質仍然不盡理想。所以《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的圖版未以紅外和彩色兩種形式同時刊出，而只是在不同時期照片中選擇最為清晰者編入其中。雖不盡人意，但比起以前刊發的照片要好。在編排順序上，依據作者的最新研究結果對原來順序進行了必要調整，但保留原號以求簡號的始終一致。放馬灘秦簡內容複雜，格式多樣，不僅簡與簡之間的聯繫原不是當初的編排順序，就是簡上每一欄內容也要橫向或跨簡才能連綴到一起。還有，最初以為殘斷為兩截並將其連接為一枚者，現在看來是張冠李戴而需要重新拼接。如此，既要與原號保持一致又要體現新的編聯結果並使讀者直觀易讀，就增加了編排的很大難度。在釋文方面，首先是內容的歸類分篇已與最初的面貌完全不同，其次是在具體字詞的考釋認讀和理解方面，也有很多新內容。
《武威漢簡集釋》包括武威《儀禮》簡、王杖十簡、王杖詔令冊、武威醫藥簡等。武威《儀禮》簡一九五九年七月出土於武威市新華鄉纔山村磨嘴子六號漢墓。按其形制、質地和內容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本有三百九十八簡，七個篇目。其中只有《士相見》一篇保存完整，其餘六篇均有缺失，約缺二十四簡。乙種本只有《服傳》一篇，三十七簡，且內容完全與甲本《服傳》相同，只是木簡短而窄，字體小而密；丙種為竹簡，記《喪服》一篇，三十四簡。甲、乙、丙三種《儀禮》九篇，四百六十九簡。存字二万七千四百餘字。另有日忌雜占簡十一枚，共四百八十簡。王杖十簡亦為上述地點十八號漢墓所出。一九六○年《考古》第五、八、九期最早報告了出土情況，一九六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漢簡》一書，收錄全部黑白照片、摹本和釋文，還有陳夢家先生的整理研究文章。半個多世紀以來，學界對武威《儀禮》簡和王杖十簡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武威柏樹鄉下五畦村旱灘坡發現東漢醫藥簡九十二枚，其中木簡七十八枚，木牘十四枚。內容包括三十多個醫方和一百多種藥物。一九七五年十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漢代醫簡》一書，發表了這批醫簡的全部材料，有圖版、摹本、釋文、注釋以及相關的研究文章。《王杖詔書令》木簡二十六枚，是一九八一年九月武威縣文管會在調查重點文物時收集，與《王杖十簡》同出一處墓地。《武威漢簡集釋》將此四種文獻匯為一冊，以新拍的彩色照片取代舊的黑白圖版。雖然前三種原簡為保護起見被封裝於玻璃管內而未能掃得紅外照片，但武威簡出自墓葬，大都字跡清晰，墨色如新，釋讀方面較少窒礙。
敦煌漢簡自一九○七年英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敦煌漢塞發現第一批漢簡以來，已有多批次發現。《甘肅秦漢簡牘集釋》選擇敦煌馬圈灣所出一千二百一十七枚漢簡作了重新拍照和整理，無論彩色、紅外兩種圖片的清晰度以及文字內容的釋讀，都將超邁前人，有大幅度提高。一九九一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而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漢簡》一書，將一九七九年敦煌馬圈灣漢簡發現以前的所有敦煌簡收錄其中。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者九百四十七枚，一九四九年以後發現者一千五百三十八簡（除馬圈灣漢簡一千二百一十七簡外，還有其它十三次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一簡）。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的敦煌漢簡大多流存海外，存放在大英圖書館，如果重新拍攝掃描，還需日後交涉。其它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多簡以及近些年新近在敦煌玉門關附近發現的三百多簡，我們將搜羅齊備，另編新冊，奉獻給讀者。至於懸泉漢簡雖也屬敦煌漢簡的範疇，但因數量較大，集中出土，習慣上看作單獨一個單元，我們將依照《肩水金關漢簡》的出版規格陸續發表。
居延漢簡三萬餘枚，大致分三個部分。一是一九三○年西北科學考查團在今甘肅金塔和內蒙額濟納旗境內大約三十個地點發現的一萬八百多枚漢簡，習慣上統稱為居延漢簡；二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在額濟納旗甲渠候官遺址和第四隧出土的八千多簡，圖版釋文已全部公佈，一九九四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一書；三是肩水金關漢簡，一九七三年出土于甘肅金塔縣金關遺址，一萬一千多枚。三部分中《肩水金關漢簡》後出轉精，原簡紅外照片和彩色照片同時刊出，釋文隨簡照錄，極便利用。目前正由上海中西書局陸續出版，分出五冊，二○一五年全部出齊。此次《甘肅秦漢簡牘集釋》主要選擇了《居延新簡》部分，重新公佈紅外圖片和彩色照片，釋文也作了校改注解，是叢書的重點部分。至於現藏於臺北中研院史語所的一九三○年所出居延舊簡，據史語所同人透露，亦有仿《肩水金關漢簡》之方式，以紅外圖版為主重新整理出版之設想。如此，則海峽兩岸珠連璧合，居延漢簡圖版釋文水準的整體改觀望之有日矣。除上述三部分外，居延漢簡還包括一九九九至二○○二年內蒙古考古所在上述地區發掘的五百多枚和一九八六年甘肅文博部門在金塔地灣肩水候官遺址發掘的七百多枚，前者已於二○○五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額濟納漢簡》一書，並有孫家洲等人的《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二○○七年）；後者我們也將儘快整理發表，公之於世。
總之，選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四個部分作為重點，重新整理發表，將盡可能清晰的圖片、準確的釋文、大致的研究狀況以及科學的編排印製奉獻給讀者，彌補過去整理工作所留下的遺憾，是我們編寫此書的初衷。
雖然我們有編寫此書的上述目標，但目標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著無法消除的距離。書中錯謬之處，還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編輯出版《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的最初動議和選題是由甘肅文化出版社編輯部主任原彥平同志提出的。他精心設計，多方協調，得到社長、總編管衛中同志的全力支持。他們慧眼獨具，敢於擔當，以弘揚特色文化為職志，傾力支持學術發展，讓我們既有了一次精誠愉快的合作，又得到了學習提高的機會，深致謝忱。
張德芳
二○一三年二月五日於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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