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国剧情结
周汝昌的国剧情结
田蕴章
提起周汝昌先生就有说不尽的话题。“周汝昌”这三个字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说到国剧，自然所指为京剧，周家至少两代人酷爱京剧，汝翁的父辈及二哥(祚昌)、三哥(泽昌)、四哥(祜昌，又是一位文学大家)等都精通乐器，周家自己就能组成一台戏，生、旦、净、末、丑齐全，文武场齐备，仅汝翁一人就精通小生、武生两个行当，京胡、月琴、琵琶、三弦、笛子和箫等乐器样样拿得起。说来戏迷、票友多得很，但像汝翁这样的票友，意义则不寻常。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爱好，而是以一位大学者的视角，从文化的高度审视京剧，他这样说：“中国京剧，最大的特色之一，是造境，它用众多的美的综合，表现出一种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境。它并不像西方的戏剧观念那样：要'逼真’地'再现’一个什么情节场面的'形象’。这也许是两种很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特点等等的不同条件而产生的不同结果吧？我无意评论哪是哪非，何高何下，我只想说明白：中国京剧不是'照样写生’，而是'借情造境’；因此，你坐在台下，并不是来看一幅什么呆定(不能变)的'布景’，来看那些剧场以外到处能见的房子、窗帘、桌椅……以至人的穿戴、活动形式等等一切的那个'实’境，而是来看这台上神奇般立刻显现出来的一片'非实境’——是美不可言，别处无有的境。这境，又到底是个什么？美妙神奇，令人倾倒心醉？我没有创新的才能，想半日也想不出个新名词，我只想出一个'老字号’——诗境。中国京剧的一切高级艺术创造和表演，都是为了展示——'传达’这个中国文化上的瑰宝：诗的境界。”由此看出汝翁钟情的是京剧舞台上那种空灵而又真实的诗的境界，而满台实景则阻碍了京剧演员的发挥，使诗境皆无。京剧的高妙也正在于台上台下的互动，观众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想起当年京剧《三岔口》在苏联演出，苏联媒体这样评价：“中国京剧《三岔口》在明亮的灯光下，用表情和动作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这个评价很是精准，只有京剧才能做到。围绕虚境与实境这个问题汝翁又有高论：“京剧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是：'全舞台人物(不是布景)画面美’，即，以全舞台为'画框’，场面上的人物活动，包括每人的姿态、位置与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姿态、位置之间的相互而综合的关系之'全美’。今日之'京剧电影’的流行做法，却是绝少动脑筋如何尽量保存和反映这一宝贵的'全美’，却一味模仿西方艺术的电影技巧去'处理’中国的京剧。于是乎，台步与武场的节奏配合美全消灭了，'开门’的手势美也消灭了……'诗境’换上了死布景以求'逼真’，以致'背后’是丛林大树，中有路径——不去走，却只好还在'圈’里'跑圆场’……而且，你时时看的是'特写镜头’——忽然一个大脑袋在龇牙咧嘴地吓你一跳！各人物在台上的那种极其迷人的'位置画面美’，也就难得再获享受之福了，只有凌乱一大堆。我自己暗自思量：这真是一种深刻的不幸。这种不幸，却又常常在'革新’'改进’的美好动听的口号迷阵中得到了支持和赞扬。”关于京剧改革，实在是个大话题，要改什么？革什么？一定得弄清楚，千万别改掉革去京剧的菁华，改革后的京剧应使京剧爱好者更加喜爱京剧才算获得成功。如果改革后的新京剧，只能送票、发票而不能卖票，那就失败了。现在某些新创剧目把京剧改得面目全非，很使人伤心，结果是鲜鱼水菜，过时作废。
1940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京剧社演《虹霓关》
我常想，从科技方面多搞些改革创新是必要的，但在文化艺术方面，却不可“改”字当头，因为我们丢失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是不可以改革，而是不要轻举妄动。说到京剧，同样也是丢失的太多，欲要振兴京剧，主要依靠多出人才，像梅兰芳、余叔岩、金少山以及马、谭、张、裘等等高水平的大师多出一些，京剧自然不振自兴。
汝翁曾这样讲过：“我不曾赞助'保守派’，说旧词一个字不能动。但我反对用今人的思想意识去'改造’千百年前古人的'精神活动’，颠倒了历史真实。比如苏三，一个不幸落难的痴心妇女，从狱中提出来，她要辞一辞狱神——狱神供的是谁？是中国古贤人皋陶，史称他之断狱最为公正廉明，纠救屈枉无辜。苏三一个无辜可怜的弱女，生活在明代，她祈求狱神——只为与王公子'重见一面’，我只觉得这种唱词格外动人，绝不是在'提倡迷信’。可是也有人说这不行，是毒素，非得让苏三女妓也有'进步思想’才算革新了什么，云云。”
说来也真是奇怪，不只是汝翁，不知为什么许多书法家都非常热爱京剧；京剧演员又大都兼擅书法，如书法界的吴玉如、吴小如、吴同宾父子三人均酷爱京剧，且具备很高造诣；书法家欧阳中石更具有专业水平，自然我辈中亦不乏其人，不必一一列举。京剧界的余叔岩、奚啸伯、石慧宝等大师其书法甚是了得，我辈中如杨乃彭、邓沐玮等名家无不痴迷书道，且笔耕不辍。至于这其中有何必然联系，我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书法界每况愈下，随之爱好京剧的人也越来越少，倒是爱唱卡拉OK的人多了起来。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京剧与书法渐行渐远，我却不知症结何在？还是汝翁的论述对我有所启示，他说：“振兴京剧的根本大计只有一条：弘扬中华文化，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这是当务之急了。”
汝翁走了，墙壁上破旧的京胡与月琴依旧悬挂着，它们不知道琴师不再归来。
今晚报2012年7月15日9版
周汝昌生于1918年，天津人，历任四川大学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曹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等。治学以诗词理论及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后从事曹雪芹及《红楼梦》研究。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石头记会真》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
一般读者以为，曹雪芹生前只留下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而周汝昌等学者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只是八十回后的文稿因故迷失了。周汝昌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凌晨1点59分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