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还其女儿身”

我的一位朋友不久前遇到一件麻烦事：她在某个城市（名字不说了，不妨对号入座）的哥哥病逝，她去处理后事时因为财产处理要做公证，意外地发现哥哥与嫂子当年离婚的协议中把“女儿”误写成“儿”。她到婚姻登记处想开个证明，对方称不能开，因为离婚协议当时双方签了字，登记处只是作鉴证罢了，如果有差错应该由双方前来当面纠正。

朋友差点为此崩溃。即使离了婚的嫂子愿意协助，哥哥也不可能“魂兮归来”，除非婚姻登记处有起死回生之术。她也找过派出所，对方称这是婚姻登记处搞错的，与己无关。朋友想过去找哥哥生前所在的居委会，但担心到了那儿连自己是谁都讲不清，她不知道应先到哪里弄个“兄妹关系”的证明。

都说“解铃需找系铃人”，但现在人家不承认这个“铃”是它系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个熟人，他哈哈大笑：这算个什么事？到街上刻个“婚姻登记处”的萝卜章，比吃香蕉剥皮还简单，“你以为街头那么多的办证广告是写来玩的？就是给你朋友这样被逼的没有办法的广大消费者服务的。”

我感觉一下子成了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羞得无地自容。原来只把街头无处不在的“办证”小广告当成一种公害，压根没想过它后面的“庞大市场”。想起以前电台里经常在吃饭时间播出的“淋病、梅毒广告”，也是只觉得恶心，直到听电台一个朋友说，如果这种“医疗热线”一天不播，那些性病诊所就会“门前冷落车马稀”，才知道真的有巨大的需求。看来“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这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只是少数人的事情。

在发生北京的陈先生“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怪事之后，不少部门宣称不再开具这样那样的“证明”，像我朋友这样，到“有关部门”开不了真证明，去弄一份假证明也许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成本小，效率高，据说现在根本不用“番薯萝卜”刻章，找一个真的印戳直接扫描复制就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既不用托关系，也不用套近乎，至于风险则几等于零，那些要求提供“证明”的单位根本不会“没事找事”去查验它的真伪。

“办证”小广告的红火，根源无疑是“有证走遍天下，无证寸步难行”的社会运行管理模式。动辄要求提供“证明”，原因则是职责不明，“有关部门”不好负责或不敢负责，于是借一纸“证明” 作为“挡箭牌”，万一有什么事可以免责。只是这样一来，苦了像我朋友这种开不到“证明”又打死也不肯违法的良民。

“办证”广告是许多城市触目可见的一个奇观，网上也有公开销售假证的，令人不敢想象“假证”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比例。其实，每个人从呱呱坠地起就纳入了政府的社会管理，无论是证明家庭成员的关系，还是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学历、技术资质、婚姻状态，等等等等，都属于政府的份内之事。让当事人自己去开具“证明”，实际上是政府把自己的职责推给了公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谁丢了身份证，只要他提出补办，公安机关就得给予办理，并将原证作废。至于有人使用作废证件违法犯罪，与作为管理对象的当事人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是政府努力通过信息共享来防范和解决的问题。